1949年末，新政權剛剛成立，老舍便毅然離開美國，回到了北京。一切都處在百廢待興的狀態，令他興奮不已，立即拿起手中的筆寫他的所見所聞所感。
1951年國慶，他寫了《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發表在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學》第四卷第六期上。他興奮地寫道：「縱使我有司馬遷和班固的文才與知識，我也說不全，說不好過去一年間的新人新事」，「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使我興奮與歡呼的事情發生，我說哪一件好呢？」想來想去，他選擇了在天壇舉行的控訴惡霸的大會：
那天，主持者在台上宣布了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與此呼應，台下的群眾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高呼「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也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一個人的責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著的那幾個是敵人，坐著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麼分明。」「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麼一來，我心裡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面對著惡霸，鬥爭惡霸！」
最後，老舍寫道：「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捨不得那些舊有的習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里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我願在這個學校里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
一場控訴惡霸的大會，猶如一座大學，把老舍變成了學生，決心「割棄」舊有的感情，「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
而且，面對被批鬥者，要「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狂呼喊打！
又過了15年，其間經歷了批胡適、批胡風、批丁陳、批武訓、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接受了反覆強化的階級鬥爭教育，然後在1966年夏季，火山噴發一樣，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文化革命。
大字報率先吹響號角，從文藝界拉開缺口。此時的社會環境，與51年老舍參加過的鬥爭惡霸大會相比，其規模、氣勢、烈度，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進入8月下旬，火藥味越來越濃，此前已經有校長被毒打至死，現在紅衛兵更是從校園「殺向街頭、沖向社會」。老舍是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北京文藝》主編……如此眾多頭銜，一下就成了「黑線人物」、「牛鬼蛇神」。
8月23日中午，老舍與北京市文聯一群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作家、藝術家一起被掛上黑牌，押上汽車，拉到孔廟，接受北京八中紅衛兵批鬥。上車慢的，紅衛兵就用皮帶抽打。來到會場後，面對這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牛鬼蛇神」，紅衛兵群情激憤，怒不可遏，毫不手軟，完全不需要情感轉換，就動手暴打這群階級敵人。67歲的老舍頭被打破，鮮血直淌。邊打邊鬥了一下午，才把老舍等人押回了文聯大院。還未稍稍喘息，又被聚集在文聯大院裡的一夥紅衛兵看見，勒令老舍跪在花壇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這時，有人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了美國人，不要人民幣要美金。這在極左年代，美國、美金就是罪大惡極的罪名，紅衛兵頓時怒火中燒，對老舍又是一次毒打（傅光明：《口述歷史之下的老舍之死》。
不堪如此一辱再辱的老舍，再加上別的因素，最終萬念俱灰，在太平湖坐了一宿，在絕望中投水自殺。
不知老舍面對太平湖靜坐的時候，腦海里想沒想過15年前批鬥惡霸的一幕。他當時的思維，和今天的紅衛兵是不是一脈相承？他不是也說過麼：面對敵人要「打，為什麼不打呢？！」「該打！該打！」。「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
所以說，老舍被打，或者說紅衛兵打人，都太正常不過了，因為相同的社會舞台，只要誰一旦淪為演員，台下的群眾都會不分青紅皂白的揍他。
無獨有偶。1951年深秋，北大文科師生組成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12團，負責江西吉安地區的土改工作。團長由當地縣裡人擔任，北大黨委統戰部長程賢策擔任副團長。
程賢策雖說只有二十多歲，但早在學生時期，他就已經參加了地下黨。在他的提議下，19歲的樂黛雲被派到一個擁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擔任土改工作組組長。樂黛雲帶領大家按照《土改手冊》，劃出了8個地主，但直接領導他們的副縣長卻認為劃得不徹底，多次批評樂黛雲思想太「右」，手太軟，要求她重新發動群眾。由於總感到樂黛雲執行不力，副縣長索性親自上陣，突然帶了幾個民兵來到村里，宣布第二天開大會，將8個地主統統就地槍決。樂黛雲爭辯說，政策規定只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才判死刑，但這位副縣長堅持說不這樣做群眾就發動不起來，並告誡樂黛雲要站穩階級立場。
幾十年後，樂黛雲在回憶中說：「第二天大會上，我親眼看見好幾個婦女在悄悄流淚，連『苦大仇深』的婦女主任也湊在我的耳邊說：『那個人不該死！』她說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輩子裁縫的一個老頭，他孤寡一人，省吃儉用，攢一點錢就在家鄉置地，攢到1949年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這一年占有的土地為標準劃階級），剛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擁有的土地多了十餘畝！這個裁縫並無劣跡，還常為家鄉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我們只能『按照規章辦事』！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見槍殺，看見『陳屍三日』。我不斷用『階級鬥爭是殘酷的』這類教導來鼓舞自己，但總難抑制心裡說不清道不明的悲哀。」
不久工作團召開全團慶功會，樂黛雲找到程賢策，向他講述了自己的疑慮和痛苦。
程賢策開導樂黛雲說：對人對事，不能僅憑道德標準。土改的依據是『剝削量』，『剝削量』夠數，我們就有義務為被剝削者討還血債。至於量多一點或少一點，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變事情的實質。有剝削，就有懲罰，這是必然，認識到這一點，你就不會有任何歉疚而心安理得了。然後，程賢策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對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做了徹底批判。
經過程賢策一番開導，樂黛雲豁然開朗，心服口服，一下子就想通了。不但丟掉了壓迫她多日的精神包袱，還在慶功總結會上，大談自己的親身體驗和思想轉變，作了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的典型發言。
也是天道輪迴。1966年6月中旬，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批鬥會上，時任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的程賢策也被紅衛兵押上了主席台。他的前身後背都糊滿了大字報，大字報上畫滿紅叉，被勒令站在一條很窄的高凳上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他蒼白的臉上，不知是汗珠還是淚水，一滴滴流淌而下。他的罪名是走資派、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文藝黑線急先鋒、招降納叛的黑手、結黨營私的叛徒。最嚇人的罪名說他是「深藏黨內的歷史反革命」、「國民黨青年軍打入共產黨內的特務」！
在一陣激烈的口號聲中，程賢策被押下批鬥台，一頂與他身高等同的紙糊高帽扣在了他的頭上，他被潑上墨水，墨水摻和汗水流了他一臉！怒不可遏的革命群眾意猶未盡，又推推搡搡地押著他遊街示眾。
兩個月後，批斗升級，程賢策被抄家，且多次遭到毒打。有一次衣服打爛嵌進肉里，無法分離，回家後用溫水軟化血痂，才把衣服脫了下來。
飽經折磨的程賢策，終於無法承受，在9月2日帶著一瓶烈酒和兩瓶敵敵畏，走進了香山密林深處，以烈酒伴毒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死後，整個校園的「大喇叭」都在尖聲播送「大叛徒、大特務程賢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消息。對於死者，這個世界已經毫無一絲憐憫。
也許，程賢策對這一切應該自覺承受，因為早在15年前，他就開導過樂黛雲，要用馬克思的階級學說，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如今報應不爽，落在他的身上，不亦宜乎？
參考資料：雷頤《拋棄「人道」》之後
2025年0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