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瘦萍，1904年生，男，1938畢業於湖南長沙湘雅醫學院，外科醫生，解剖學教授，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來」成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兒婁玉方隨他妻子的哥哥、醫生韓國遠一起離開出走，被抓獲，定為「叛國投敵」的「現行反革命」。婁的女兒被判刑10年，妻舅韓國遠被判死刑。婁瘦萍本人被指控為同謀，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關在湖南津市的勞改營里。缺乏營養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1974年1月，婁瘦萍死在勞改營中，時年70歲。
韓國遠，男，牙科醫生，婁瘦萍的妻兄，1950年畢業於四川華西醫科大學，被分配到貴陽鋁業公司。文革中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殘酷「鬥爭」。1967年，他逃離貴陽，到長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婁瘦萍的妻子。他在那裡住了幾天後，怕貴陽單位里的人追來，決定繼續逃亡，離開中國。婁瘦萍的女兒當時是初中學生，隨他一起逃亡，他們在東北營盤被抓。韓國遠被判處死刑槍斃。他的外甥女被判處十年徒刑，當時她還不到18歲。他的妹夫被指控為同謀，被判15年徒刑，死在勞改營中。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1998年，我給一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電話，他說他自己的故事將來再寫，他要先寫關於別的受難者的故事，並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幫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來一篇文章，題為《醫學教授婁瘦萍》，文字流暢通順，並不需要修改或潤色。我把文章寄給編輯蘇曉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國》1999年第四期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後來，網絡雜誌《華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轉載了這篇文章，是在1999年的增刊200號上。
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個青年學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進了監獄。在勞改營里，他認識了婁瘦萍先生。婁瘦萍是醫學院的教授，當時已經是67歲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惡劣的營養條件和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心理的折磨，關在勞改營四年以後，他在那裡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麼呢？是因為他的妻舅和女兒試圖偷越國境逃離文革，而他則被當作支持他們「叛國投敵」的同盟者，被處以15年重刑。
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記載了完全真實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卻不是作者的真實姓名，其實也不可以算是個所謂「筆名」，因為這個作者並非常寫文章的人，只因他不願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個別名，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時候，遇到了相當多這樣的事情。毛澤東已經死了25年，文革也已經結束了25年，但是今日的現實卻是：那些當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這世界上毫無羞愧地生活著，有的還理直氣壯地讚賞自己的過去，甚至還指責那些站出來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謠誹謗」；而受害者卻相反，他們雖然得到了所謂「平反」，有的也有了相當不錯的生活，但是大多數受害者卻採取低調，很少說出他們的遭遇和痛苦。結果，文革只有在小說里是痛苦、黑暗、錯誤，而人們敘述的關於他們的真實經歷，卻沒有被記錄，以致有人斷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編造渲染出來的。
為什麼受難者不能用真實姓名公布他們的真實經歷？在記錄文革的事實的同時，我有時也思考這原因。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這首先是因為在整體的社會氣氛中，在公眾的集體記憶中，文革並未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也沒有被真正記錄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國人界定為「毛澤東的一個錯誤」，而毛澤東依然是權力者規定人們必須接受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繼續處於弱勢之中。我聽說，我寫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孫子，因為年紀還小，一直不了解當年爺爺為什麼被打死，讀了我寫的他爺爺的故事之後，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他們會不會再來打我和妹妹？」事情過去30多年了，中國的年輕一代所能關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兇手索取社會正義，而是繼續擔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現實生活中和在人們心靈上造成的雙重陰影，都十分深重。
也許，跟文革中真實的殺戮、恐怖相比較，這種不能說出事實的壓抑氣氛，已經算不了什麼，所以經歷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著這種壓抑。其實，如果細想這種壓抑，是依然令人心裡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無權無勢，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和故事，不但無損於當年的作惡者，反而在權勢者們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帶來麻煩。受害者只有儘量避免被公眾注意。把一個無聲無息地死在勞改營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銘記在心，並且書寫出來，是一種高尚的行為，然而高尚的書寫者卻要在現實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來﹗
然而，「江雁」只是在勞改營里遇到了婁瘦萍，目擊其生命最後幾年的遭遇，勞改營不准許「犯人」們交談他們的「案情」，對受害者們分而治之，是勞改營內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婁瘦萍的完整故事，還需要找到他入獄前的相識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婁瘦萍的女兒後來的命運。婁瘦萍已經死亡，他的女兒年輕得多，她被判刑10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滿後出獄，就一定還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網絡之後，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網絡讀者中，也許會出現認識婁瘦萍和他女兒的人——讀者中會有他的學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們的親屬、鄰居和相識的人。他們不會全然忘卻這父女兩人。他們中間還會出現「江雁」這樣的人。他們的記憶和良心不會讓婁瘦萍和其家人就這樣無影無蹤地消失在歷史中。我心裡期待著，有一天，會有人送電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來，告訴我關於婁瘦萍和他的女兒的比較完整的情況，雖然我並無把握。
兩年的時間過去了。我終於收到了這樣的信。並且，我也得到機會和寫信者談話。
電磁波在一秒鐘里可以環繞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網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鐘內就可以傳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國》和《華夏文摘》這兩個網絡雜誌都是被網上「防火牆」攔殺的，也就是說，國內的普通人無法在網上讀到這兩個雜誌。所以，雖然關於婁瘦萍的文章早在1999年就已經被放在網絡上，實際上這篇文章卻是經歷了非常曲折的路，經過了在幾個國家居住的中國人的手，才傳送到達國內；後來，回信又幾經周折，輾轉到了我的電腦屏幕上。這中間竟然用去了兩年的時間。關於婁瘦萍的文章和其回應信件的傳遞經過，構成了另一個漫長而又令人難過的故事。我深深感謝每一個中間的傳遞者，也為在有了「資訊高速公路」的時代有這樣緩慢的信息傳遞而感嘆。
由於這封等待了兩年的信，對於婁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兩年前多的了解。
婁瘦萍生於1904年。小時候家境貧困，求學的路也比較曲折。1938年他畢業於湘雅醫學院，這是美國耶魯大學在中國創辦的最早一所現代化醫學院，對學生有相當系統和嚴格的訓練，學生在湘雅醫學院要學習七年才畢業。婁瘦萍畢業後，當了外科醫生，曾經在長沙醫院擔任院長。1949年後，他在湘雅醫學院擔任解剖學教授。他不是一個喜歡參加政治活動的人，沒有參加任何黨派。
1957年，婁瘦萍被劃成「右派份子」。當時，婁瘦萍其實並沒有聽信當局的謊言來「幫助黨整風」、「給黨提意見」，他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膽小怕事。當時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號召人們「大鳴大放」，批評共產黨，婁瘦萍卻告訴別人說，不能這樣作，不要亂說話。他寫了一首打油詩給朋友，其中有這樣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這樣的意思很清楚，是不發言、不「提意見」。但是，後來這首打油詩被交給單位領導，反而成為婁瘦萍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證據」。那些領導「反右派運動」的人說，你不是說「非我族類」嗎？你當然是「右派份子」。
據文革後給「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說，在湖南省，在1979年8月，還活著的「右派份子」有三萬一千人，這個已經非常巨大的數字，還沒有計算從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間病故、自殺、被殺害的「右派份子」，其間就包括長達十年的文革。婁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數字中間的一個人。至於領導了湖南省「反右派運動」的中共省委書記周小舟，兩年之後，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等一起被打成「反黨集團」。
婁瘦萍被劃成「右派份子」以後，降薪降級，調到衡陽醫學院。這在對「右派份子」的懲罰中，還不算嚴厲的，但卻剝奪了他為病人服務的機會。實際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國嚴重缺乏醫生，特別是缺乏受過良好訓練的醫生，迫害醫生，實際上是傷害大量病人；剝奪醫生的工作和生活權利，實際上是剝奪病人的生存機會。但是，當權者顯然不在乎普通人對醫生的需要和依賴，也就是說，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運動」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過專業訓練的為人治病的醫生當作「階級敵人」橫加迫害嚴厲處罰，是毛澤東所作的最無人性最無理性的事情之一。
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寫有一批文革中受難的醫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國民間普遍流傳的《三國演義》裡，曹操殺害了醫生華佗，那是被當作遺臭萬年的惡行來描寫的。大批醫生在文革中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而死，他們的死亡和不幸卻幾乎未被記載，更沒有得到應有的道義譴責。
後來衡陽醫學院解散，婁瘦萍被調到湖南中醫學院，在那裡教授解剖學。
婁瘦萍的妻子有個哥哥叫韓國遠。韓國遠也是醫生，1950年四川華西醫科大學畢業，學的是牙醫。這所大學要讀八年，和湘雅醫學院一樣，是一所西方風格的現代醫學院。1949年，有人勸韓國遠去香港，但他考慮到已經讀了7年醫學院，還有一年就要畢業了，實在捨不得自己的學位；另外，大概他覺得牙科醫生和政治沒有什麼關係，不管什麼社會制度，總需要牙醫的。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韓國遠從醫學院畢業以後，被分配到貴陽中央鋁業公司。他在學校就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工作一年以後評級，由於他工作出色，比同屆的同學還評高了一級，在1951年「政治條件」還不象後來那樣被看重。韓國遠沒有結婚，親屬中只有一個妹妹，就是婁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開始，婁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動學術權威」，在湖南中醫學院裡遭到「批判鬥爭」。韓國遠在貴陽鋁業公司，也成為「反動學術權威」被「鬥爭」。
我們現在還不了解當時韓國遠遭受到什麼樣的虐待和折磨，因為還沒有找到韓國遠當時在貴陽的相識者，但是當時的貴陽已經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據一位當時住在貴陽的被訪者說，北京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在1966年夏天到達貴陽，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清華附中紅衛兵曾經到貴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屬的京劇團的演員等人。貴州文化局當時的幼兒園的院長，一位中年婦女、四個孩子的母親，並不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也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剃了「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以致滿背都是青紫血痕，慘不忍睹，一位被訪者說，她看到了這位幼兒園院長被打後的後背，她從來沒有想像到過人類的皮膚可以被打成那樣可怕的顏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
從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領導人給予紅衛兵免費火車票和食宿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實際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謂「紅八月」中的打人和殺戮之風帶到全國，在全國各地對所謂「牛鬼蛇神」開展暴力性攻擊。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遠1967年逃離貴陽，來到長沙妹妹家。
韓國遠來到長沙，長沙妹妹家的情況也一樣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檔案里有「社會關係」的紀錄，他的單位知道他有一個妹妹在長沙，很快會有人追來，如果被他們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會吃更大的苦頭。因此，他不能在長沙久留，必須趕快離開。
他的外甥女，婁瘦萍的女兒，要跟舅舅同行。開始他們可能只想避一避風頭，但是實際上當時無處可躲，後來他們決定設法離開中國，事實上，這是逃離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婁瘦萍的女兒叫婁玉方，當時是長沙第四中學的初中學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廣州，後來到了東北。他們到過北朝鮮，被遣送回來，然後，他們在東北的營盤被逮捕，罪名是「叛國投敵」。由此罪名，韓國遠被判處死刑，婁玉方被判處10年徒刑。
僅僅因為試圖逃離文革逃離中國，就被判處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槍殺，比如，「網上文革紀念園」中的顧文選。把試圖逃離的人判處死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殘忍的死刑標準。在奴隸制度下，逃亡也不至於被殺害，奴隸主需要奴隸作為勞動力，中國的文革領導人控制了八億人口，不在乎這些人口的死活，他們要的是無邊的威懾力、無上權威的鞏固，順著他們的思路，則容易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作。對試圖逃離中國的人施加死刑，對他們的「革命」非常有利。當時，舉國上下，殘忍的迫害到處進行，不但手段殘酷，而且打擊的對象也越來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們只有兩種選擇：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當時有嚴格的戶口制度、各個單位和居民區的嚴格的監視系統，加上糧票發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狹小、殘酷的株連制度，這些使得人們很難幫助別人躲藏。因此，躲在國內的某個地方以逃避毆打和虐待，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離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離中國。
試想一下，如果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國境，文革根本不可能進行。對文革領導人來說，封鎖國境，不准任何人離開，是保護文革得以進行的必要手段。他們的設計相當清楚：鑄造一個鐵籠子，在這鐵籠子裡他們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們。在一個開放的國度里，不可能實行文革的殘酷迫害。正因為這樣，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隔絕，對任何試圖逃離中國的人的懲罰，在文革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
中國的普通人民，沒有權利選舉自己的政府和領導人，也沒有權利選擇工作和居住地，當打罵殺戮襲來的時候，他們沒有權利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們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離。這是多麼可悲的一個境況。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可悲的事實是，在前東德，如果試圖偷越柏林圍牆而被逮捕，不會被判處死刑；偷越柏林圍牆被抓獲的人，判處的監禁是一年左右；現在人們知道，為了偷越柏林圍牆，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進了監獄，但是關於有多少中國人因為試圖離開中國而死亡，我們至今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中國文革當局要殘忍得多。長久的超常殘忍使得人們習慣了殘忍，以致很多人以為槍斃偷越國境者，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韓國遠被判死刑，不到18歲的婁玉方被判10年。沒有離開家一步的婁瘦萍，也立即被逮捕，關入監獄，他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關押了兩年之後，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現行反革命」，而他的「現行反革命罪」的具體內容，是幫助韓國遠和婁玉方「叛國投敵」。
1970年，正是所謂「一打三反」運動的時候。這個縮略語中的「一打」是指「打擊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導下，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審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時被確立；判處死刑的審批權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員會」，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後的一個「內部文件」說，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萬多名，逮捕了二十八萬四千八百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至於確定「反革命」的「依據」，在筆者找到的當時的權力當局發出的關於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顯看出，當時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狀就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叛國投敵」這兩項。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國境成功者，現在我們知道的只有音樂家馬思聰，文革前的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和所有的學校負責人以及大批教員一樣，馬思聰在1966年夏天遭到殘酷「鬥爭」，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在校園「勞改隊」中「勞改」，被抄家、毆打、關押。他在1967年1月16日偷渡香港成功，後來又被接到美國，他在美國得到政治庇護，居住在費城，1987年在費城去世。在馬思聰逃離中國之後，文革當局立即在全國進行大規模的追查行動。當局把嚴厲追查此事的信息傳達到每一個單位的工作人員，這不僅是為了廣泛動員追究那些同情、幫助過馬思聰的人，從此斷絕各種可能的外逃管道，也為了製造心理壓力，斷絕其他人萌生此心。
據上海作家葉永烈所寫的《馬思聰傳》（筆者手頭有台北版本，曉園出版社，1989）說：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訪問中國後，在美國的記者招待會上，基辛格說他會見周恩來總理的時候，周恩來曾經向他詢問當時居住在費城的馬思聰的情況。周恩來說：「我生平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五十多歲離鄉背井到國外去。我很難過。」
周恩來的這段話，也被葉永烈放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周恩來的這段話，是對美國人說的，當時在中國並沒有公布過。他對中國人講話，跟他對美國人講話，採用不同的口氣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這其實不足以表明周恩來在中國實行的政策。現在葉永烈引用這段話並且放在扉頁上，是為了強調周恩來和馬思聰的關係以及周恩來對馬思聰的「關懷愛護」。葉永烈也在書中緊接著寫道：「馬思聰曾經說過：『我畢生最為敬重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周恩來總理。』」（頁11）葉永烈為周恩來的這段話感動，並且也要讀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馬思聰一個人的逃亡故事，也許讀者會相信葉永烈的話。但是，稍微貼近一點文革現實，了解一下別的試圖逃離中國的人受到的懲罰，比如，這裡記述的韓國遠的死刑和婁瘦萍婁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歷史，就會恍然大悟周恩來這段話是多麼虛偽，多麼不真實。
馬思聰逃到美國，已經是中國權力當局無法干預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場合，周說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話來評論，而且也絕不會讓普通中國人聽到。實際發生的事情是，對於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們被抓住，遭到的處罰是死刑、被槍斃，最輕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國各省都是這樣的判決，可見是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實行的。如果周恩來真為馬思聰五十多歲出走異國感到「遺憾」，對那些被槍斃的人們他要說什麼呢？文革迫害死了那麼多人，他遺憾的事情怎麼能只有兩件呢？我們知道，就在周恩來說這番對馬思聰出走感到「遺憾」的話的時候，曾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待過逃亡的馬思聰的幾個人，都還被關在監獄裡，婁瘦萍父女這樣的人，也還在勞改營中服刑。在馬思聰出逃20年之後，這樣的話被作為周恩來的「美德」來宣揚，對不明歷史真相的讀者，是一種誤導。
1970年9月27日婁瘦萍被判刑的時候，在長沙開了全市性萬人「公審大會」。這種「公審大會」也是文革中大量採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東西之一。這種「公審」沒有證據提供。沒有辯護，也不說出根據那一項法律條款定刑，在幾千幾萬人面前進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嚇民眾，殺一儆百；「公審大會」之後，還把被判的押在卡車上到城裡各處「遊街」，威嚇更多的人。婁瘦萍被押在卡車上，胸前掛著一個大牌子，上面寫的是「現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許參加那天的「公審大會」，他們打聽到了「遊街」路線，等候在長沙黃興路的新華書店門口，當「遊街」的卡車在公審大會後開過那裡的時候，他們看到了婁瘦萍。這是他的家人最後一次看到他。
婁瘦萍被判刑之後，押送到位於湖南湖北交界處的涔澹農場，那是一個勞改農場，當時婁瘦萍已是66歲的老人。勞改營不給「犯人」吃飽飯，強迫他們作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這不但不是秘密，其實也讓「勞改」成為對牢裡牢外的人進行威懾的公開手段，只是這種手段至今還未得到詳細的記述和分析。婁瘦萍在這種情況下還堅持了近四年，終於死在勞改營中。知道一些他在勞改營中的生活，並且見證了他的死亡的，是與他在那裡相識的同是囚犯的「江雁」。
關於婁瘦萍在勞改營的遭遇，請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勞改營不可能和他多談話，兩件事情寫得不準確：
1、婁瘦萍的妻弟韓國遠是被槍斃的，而不是被判刑十五年；
2、隨韓國遠出走的婁玉方不是婁瘦萍的獨生女，她是婁家長女，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妹妹。
婁瘦萍被抓進監獄以後，他們家人失去生活的經濟來源，他的妻子沒有工作，四個孩子中，長女婁玉方也被判了刑關在勞改營，另外三個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無處可以打工掙錢，所有打工掙錢的方式都被視為「資本主義」而禁止。婁瘦萍的家人不但作為「反革命家屬」處處受到歧視，而且在經濟上度日極其艱難，他的家人曾經一連三個月，沒有買過一點菜，連兩分錢一斤的空心菜也沒錢去買。
在勞改營里，被囚者每個月可以發到1元5角零用錢，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資料來源，這錢在理論上說是給被囚者買肥皂和菸草等用的，但是因為勞改營中伙食品質低，量又不夠，勞動強度非常大，被囚者長期處在吃不飽的狀態中，他們往往把這一點錢，全部用來買食品，填補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較運氣，他們在監獄外的親屬會給他們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錢來，這樣他們可以略微改善一點生活。但是婁瘦萍不但沒有人能接濟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1元5角錢，省下來，寄給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婁瘦萍最小的女兒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時候她還不記事，作為「反革命的女兒」，她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在心理和營養方面都處於惡劣的環境中，遭到打罵是常有的事情。家中無錢買食品。她長期精神壓抑，營養不良，個子非常矮小，只長到一米四十多。最後，這個小女兒精神失常，自殺。
婁瘦萍的大女兒婁玉方被判刑的時候，還不滿18歲。她被判刑10年，關在湖南茶陵的「勞改農場」，十年後刑滿釋放。文革結束後，她在醫學院當清潔工。她刻苦自學，終於考上了醫學院的研究生，在1990年代畢業，現在她是長沙第四醫院的針灸醫生。
我希望將來能夠訪問婁玉方，聽她自己說出她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是不應該忘記的。這樣的故事讓我們認識人世，看到人間可能發生多麼不合理、多麼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種邪惡的勢力，總是致力於迫害人壓抑人，這種邪惡在文革時代大行其道，毀壞了無數人的生活。婁玉方的故事也會是對人生力量的一種激勵，讓我們看到，在一個比較平和的時代，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創造比較好的生活。讀者中有認識婁玉方的人，請把我的這一希望轉告她。
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將有一天，人們可以自由地書寫文革歷史。我們已經無法改變過去，我們再也無法使文革的受難者們復生，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把他們的故事全都書寫出來，並且理直氣壯地宣告：害死他們是一種罪惡。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出真實的歷史，說出我們自己的和別人所遭受的迫害，說出我們的肉體和靈魂經歷的痛苦，不需要隱名埋姓，臨時另取一個名字，不需要懼怕作惡者的威脅。讓我們為此努力。
附文：醫學教授婁瘦平（作者：江雁；原載《民主中國》1999年4月號）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澹農場服刑。這個農場位於常德地區，其實是涔水和澧水環繞的一個江心島，經勞改犯們多年墾殖而成，有五萬一千畝耕地、一萬八千畝淡水養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關押勞改犯人和刑滿就業人員約一萬人，有八個農業大隊以及水產隊、機務隊、運輸隊、加工廠、醫院、幹部子弟學校和知青農場等直屬隊，是湖南省公安廳所屬諸多勞改農場中的一個，領導機關為場部軍管會。
我被分配到一大隊四中隊。記得到農場的第二天，收工後，我聽到監房裡有人操著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聞鄉音，就過去打招呼。說話的是一位老人，頭髮已近全白，個頭不高，身體很結實。他穿一身破舊的黑色棉衣褲，衣褲上都印著「勞改犯」的黃漆大字，腳蹬一雙泥濘的「力士鞋」（一種在勞改隊出售的廉價布面膠底鞋），頭戴一頂幾經縫補的黑棉帽，但那雙黑框眼鏡後面的眸子，卻透著慈祥和智慧。
攀談中，得知這個老人叫婁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醫學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這年六十七歲了，我問他勞動上吃得消嗎？他說他所在的九組都是老弱病殘，比較起來，他還算身體好的。我又問他家裡的情況，他搖搖頭沒回答。當時我真不懂，這樣一位大學教授怎麼也成了「反革命」？囿於勞改場規定「不准互相談論案情」，我沒問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後來從其他犯人嘴裡聽說的。
事情要回到從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萬的教授和學者，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而遭批鬥，並同「地富反壞右」這「老黑五類」一道列為「革命的敵人」。婁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這次再加上「反動學術權威」這頂帽子，是所謂「雙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難逃。他有一個女兒，當時正上高中，在學校也被紅衛兵們罵作「黑五類的狗崽子」，飽受欺凌。就在這時，婁瘦平的妻弟，也是一個所謂「反動學術權威」，不堪忍受批鬥，隻身從雲南昆明逃來婁家避難。婁瘦平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哪裡還藏得了一個「畏罪潛逃」的人？想想走投無路，妻弟決定鋌而走險，南下廣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婁的女兒得知，便執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險。婁瘦平只有這麼一個寶貝閨女，本是不敢讓她去冒這種風險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與其全家守在這裡坐以待斃，不如讓妻弟把孩子帶走。於是他湊出錢給兩人作路費，分手時只對女兒說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條活路吧﹗」
兩人到了廣州，人生地不熟，又不會講廣東話，那時廣州大街小巷布滿了盤查行人的「糾察隊」、「紅衛兵」，立刻發現他們兩人行跡可疑，將之收容審查。「逃港」在當時雖是風潮，然而一旦被抓獲，照樣是「投敵叛國」的重罪，結果婁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兒也被判了十年。婁本人因為對女兒講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條活路吧」，被定為「教唆投敵叛國罪」，判刑十五年，送來這個涔澧勞改農場。他的女兒當時只有十七歲，被送到專門關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縣勞改茶場，我們組有個曾在那裡關押過的犯人見過這個女孩。
聽了他這麼慘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見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後，也總想跟他聊兩句，希望分擔一點他的悲痛。他那個組都是老弱病殘，常被分派在工寮里干曬穀、曬棉花、棉花分級等活兒，不太費體力，但勞動時間很長，收工比我們晚，我回到監房，總是見他手腳不停地忙著，或翻曬穀物，或修理農具，要不就是搓草繩，有的犯人跟他開玩笑：婁老倌，你這麼拼命幹活，還想不想活出勞改門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後來他跟我說，一個人閒著，腦子很亂，手腳忙一點，心情反而平靜。
我們所在的一大隊，位於涔澧農場南部，關押犯人的監房由一正方形的高牆電網圍住，西南和東北角還各有一座崗樓，武警日夜站崗。圍牆內四棟監房，為四個中隊，其中一、四中隊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隊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們所在的四中隊，又稱「農科所」，生產水稻、棉花，還管全農場的良種繁育。下設十一個生產組，分為甲乙丙丁四類，既是勞力強弱的劃分，也是吃糧標準的區別，還美其名曰「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蘿蔔，每月三兩肉、三兩植物油，但每天被強迫干十至十四小時的繁重勞動，自然不足裹腹，犯人們整天飢腸轆轆，至今還深刻留在我記憶里。
秋收已是起早貪黑了，場部忽然急令各大隊抽調勞力燒磚，那是為了給幹部們蓋大禮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幹部規定的額外任務，割稻分配甲等勞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須完成割稻、打稻、脫粒、和草並挑谷到曬坪這四道工序；五個犯人一組，稱為一「桶」，分工作業；我是乙等勞力，我們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約兩畝半）的活兒，一般都是每天十個小時以上汗流浹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幹部就勒令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謂「反改造分子」，否則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飯。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隊犯人大會上挨批鬥，幹部還會剝光他的上衣，用竹掃把猛抽，以「殺雞儆猴」，這種刑法雖疼痛鑽心，卻只傷皮肉，不影響第二天照常出工。
這次秋收，婁瘦平他們老弱病殘的九組，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也被趕到大田裡幹活。他們割稻還湊合，腰疼難忍時可以跪著、坐著割；但要他們這些老人踏人力打穀機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無能為力」之意），用腳踩踏板啟動那個沉重的旋轉木桶，必須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脫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慣性彈一個跟頭，老年犯人操作艱難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隊指導員湯登和緊跟著下田來檢查，此人是涔澧農場造反派頭頭，一度還奪了場部的權，人稱「湯司令」，為人心狠手辣，對犯人罵不離口、打不離手。他到田裡一看婁瘦平一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罵：「你們這幾個老傢伙，過去在社會上好逸惡勞，進了勞改隊還不思悔改，偷懶耍滑，你們誰見貧下中農像你們這麼舒服，坐在地下割稻？」當晚點名時，「湯司令」又大罵這個老弱病殘的一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組討論的間隙，我勸慰婁瘦平說：「他這是嚇唬我們年輕人的」，要他別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幾天後，「湯司令」看看從這些老人身上實在榨不出什麼油水，才把他們調去翻曬稻穀。
第二年冬二月，為積肥抽乾一個爛泥塘，農場幹部們都攜眷蜂擁而至，大聲吆喝犯人給他們捉柴魚、挖鱔魚，兩天後，魚已提盡，塘泥中還剩一些蓮藕，又細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來，可幹部們已看不上眼，棄之而去。對飢餓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飢的東西都非常寶貴，也常為了爭吃一口蘿蔔菜而鬥毆，因偷吃餵豬的生紅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對這些蓮藕，我們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監規，未經幹部允許犯人吃任何東西，都叫「偷吃農副產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們還是分了這些蓮藕，但婁瘦平無論如何不肯領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見來帶隊的是一個比較通情達理的管教幹部，就找他請示「分藕」一事，並獲得他批准，婁瘦平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們中隊的犯人醫生因貪污犯人的零花錢遭撤職，中隊幹部決定讓婁瘦平頂替。犯人醫生沒有專門的醫務室，所有藥品都塞在一隻小藥箱裡，這當中還有一個故事：其實婁瘦平先前當過中隊的犯人醫生，就背著這隻小藥箱，有一次正值舊草頂監房換新磚拱頂，停電用油燈，有人要止胃疼的顛茄藥水，婁瘦平老眼昏花，監房裡光線又極暗，不慎認錯藥瓶上的標籤，拿了治外傷的紅汞藥水給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職，大隊幹部嘲笑他是「紅汞藥水和顛茄藥水都分不清的所謂醫學權威」，還組織犯人多次批判「反動學術權威」。
婁瘦平這次再作犯人醫生，非常謹慎，特別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塊空間，把各種藥品分門別類，擺得整整齊齊，不致拿錯。他見我臉色蠟黃，就問緣故，我說我在大學讀書時染上了急性黃疸性肝炎，還沒來得及治，就趕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離審查直到被捕入獄、判刑勞改。婁瘦平記在心上，抽空給我認真檢查了一次，說我肝區明顯有壓痛和腫大跡象，便為我爭取去場部醫院檢查，但未獲批准。我將婁的診斷寫信告訴母親，她一方面給農場寫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勞動條件，一方面常年堅持給我寄營養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過，婁瘦平不能一個人閒待著，否則就精神恍惚，夜裡也睡不著覺。從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學習」後，一個人在燈下寫東西，有幾次凌晨兩三點我起身去廁所，都見他還在寫，他說他睡不著。他也從來沒跟我說過他寫的內容，但後來聽中隊幹部說，婁是基督徒，他寫的東西，一部分是宗教性的認識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分是「林彪事件」後他對中國前途的擔憂。這些文字也統統不知道遺失到哪裡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農場四面環水，冬季，犯人們早晚都用草繩將棉衣紮緊禦寒。可那天收工後，我看見婁瘦平正在監房內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幾十年來堅持洗冷水澡，隆冬臘月也不間斷，可那天低溫大風，我上前去對他說：當心別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緊，我習慣了。
誰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來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說已經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擔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場部醫院後再也沒有回來。據大隊幹部醫生說，他是因「突發性腦中風」病逝的。
婁瘦平病逝一年後，一大隊調來一位新的幹部醫生，姓聶，是婁瘦平在湖南省中醫學院教過的學生，他說婁教授知識淵博，講課生動，為人謙和，是學院裡最受學生尊敬和喜愛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也年逾半百，這期間自然是百般奮力，居然從湖南省涔澹農場的一個年輕勞改犯，變成美國博士，每當我在大洋彼岸這裡的大學校園裡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華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難中朝夕相處的婁瘦平來，他親切的皖北口音，也會在耳邊縈繞……
值此婁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際，謹作此文以為對他老人家的一個小小的奠祭。願敬愛的婁教授在地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