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過了好些年，我從農村「插隊」回了北京，借住在出版社大院裡。同院的一個夥伴，父親是個作家，又是出版社領導，剛剛被「解放」，自然要處處為人小心。這個朋友就報怨，說他們家吃飯館都不能一道兒出去，怕讓大院裡的人看出來是去下館子。一家人得分頭行動，悄悄摸摸地鑽出大院的門口，然後到飯館聚齊。他們全家還統一了口徑：要是在飯館外面碰見同事，就說是從來沒來過，這是順路來參觀一下；要是在飯館裡面吃飯正好撞上，只好自認倒楣，少點幾個菜。他們家從來不去地安門大街上的「馬凱」，也不去燈市口路北的「翠華樓」，因為離出版社太近，容易撞上熟人，心驚膽戰的，多好的飯菜也吃不出滋味兒來。
聽他這麼一說，我不由得不感嘆父親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現在想起來，我還真得感謝父親當初的主張，幸虧沒有搬進機關大院去，否則像籃球戰術中的「緊逼盯人」，非把人逼瘋了不可，而且我也就沒有染上那些大院裡的孩子們的臭毛病。我也學著父親的樣兒，作了個散淡的人，別人的事不打聽，自己的事不聲張，至今不喜歡湊熱鬧。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與同事一律不深交，叫作「遠交近攻」，這在兵書上是有講究的。不過，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往日的戰術聽說如今在北京大多過時了。
就說前些日子，聽說波士頓的中國城剛剛從北京來了弟兄倆兒，開了個「兄弟小館」，請了四川師傅，揚言做正宗川菜。我們家自然去捧場。太太想試試他們的深淺，就點了幾樣招牌菜。那個當哥哥的，一看就知道是個在江湖上混過的外場人，誇人夸在明面上，接過菜單對我太太說：「看得出來，這位大姐是吃過大飯館的。不象那幫吹牛皮的小子，還跟我說在北京吃過『大三元』呢，看他們點的那些菜，除了芥蘭牛肉就是酸辣湯！」按他的話，這快趕上笑話里說的，在門後頭掛塊豬皮，家裡一來人趕緊用豬皮擦嘴。
原先北京人是自己掏錢下飯館都唯恐別人瞧見；要按這位剛從北京來的兄弟所說，如今北京城裡講究的是沒去過的飯館都得趕緊誇獎那兒的廚子手藝好。世態人情進化至此，這是幾十年前父親在世時絕對始料不及的。
可是要說到吃，在李家小院住的那些年，還真趕上一段讓人臉上掛不住的時候，這就是「困難時期」。幸虧當時人連吃的都沒有了，臉面要不要也不打緊。那時候，說沒吃的就真沒吃的。現在說給別人聽，都找不著人相信。我就給我兒子說過：在中國牛奶憑過票。他不信，說我冤人，是沒事找碴兒嚇唬他。可那時候憑票的不光是牛奶，糧食、花生油、布匹、棉花，你跟過來的人打聽打聽，問問哪一樣是不憑票的，就是個火爐子上的煙筒拐脖，你沒有街道居委會的介紹信也不靈呀。要是二奶奶還活著，聽見我兒子這麼說，准又得咬緊牙關，哆哆嗦嗦地搖頭晃腦，從牙縫裡擠出她那一著急就冒出來的話：「饒了我吧，我的小祖宗！」
當時政府告訴大傢伙，說蘇聯跟我們不夠意思，所以就沒吃的了。房東李家趕緊和我們家一合計，決定把院子當中的地方騰出來開荒種莊稼。你還別說，旗人一輩子不操心，到了這啃節兒的時候還真識大體，出大力。多好的小金魚兒，多漂亮的石榴樹，說不要了，一句二話都沒有。再說，飯都沒的吃，誰還有閒心坐在那兒看金魚，瞧石榴哇。大魚缸搬走了，石榴樹砍了，長坐椅順到牆根兒。李家人多勢眾，我們家再搭把手，一兩天的工夫就把個花園似小院改成莊稼地。那時候二爺還在，說這比前清在南苑跑馬省勁兒多了。
父親單位分過一點兒黃豆，還抓鬮分到過一隻兔子。又養了幾隻來亨雞，因為雞也餓，所以也不怎麼愛下蛋。剩下的就是指望當院的莊稼了。記得當年打下過幾十斤老玉米和一些葵花籽，幾家人分了分，也就是塞塞牙縫兒。李家人口多，二媽把玉米杆和葵花葉都剁在飯食兒裡頭了。
有時候我餓極了，就趕緊泡一碗糖精水喝。我這樣的孩子沒知識，還以為糖精裡頭全是糖呢，其實吃了也不管用。這時候政府裡頭有專門負責宣傳的，就在報紙上講解科學知識，說：「曬半個鐘頭太陽頂吃一個雞蛋」，「多睡一個鐘頭合半斤大米飯」。於是我們學生就不那麼早去上學，即使到了學校也老是在操場上曬太陽。
當然也有不信報紙的人。聽說離我們李家小院二里多地的西單商場，一天夜裡有個餓瘋了的從天窗里爬進食品櫃檯，痛痛快快地大嚼了一氣好幾塊錢一斤的「高級點心」（不用糧票！）。那些「高級點心」就是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月五十六塊錢工資也吃不上幾斤，純粹是為了救急用的。這個人大概好些日子沒吃上東西，吃得太急，不小心一下子撐死了，人就趴在櫃檯上，嘴裡還含著點心。
二大爺得了這個消息，沖院子裡的大伙兒說，「這可應了那句老話了：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李家膽小，可也不願意被餓死。到了這工夫，就是旗人也挺不大住，二媽只好出來工作，到一家工廠去作工，為的是能多買兩斤高級點心高級糖。不過還是那句話，死了的駱駝比馬大，人家的精氣神兒不倒，見了面照樣是有板有眼，處處的禮兒都不缺。不過二媽私下裡跟母親嘀咕，說兩條腿都浮腫了，走不動道兒，眼睛一到晚上就看不見人影兒，說不知道這日子還得熬多少時候。
雖然我們家是南方人，口味和李家不同，但這時候和李家一樣，都愛吃高級點心高級糖。記得那時候還有人在報紙上介紹經驗，說包高級點心的紙千萬別扔了，上面有油，可以在做湯的時候在鍋里涮一下，保證提味兒。我這貪饞好吃的毛病就是在那時候染上的，而且是慢性，一時半會兒還治不好。
就是前些日子，我們公司聖誕節聚餐，我吃得有點兒急，大概吃相不怎麼好。美國同事笑問我是不是太餓了，我就告訴他，三十多年前在中國有一回餓得太厲害，落下毛病了，現在一有好吃的就奮不顧身。他也不見怪，說他祖父當年就是愛爾蘭鬧土豆饑荒，餓壞了才逃到美國來的。他說：「要不是中國和愛爾蘭都鬧饑荒，沒準兒我們倆不一定能遇的上呢，這就叫緣份！」我想起那段在院子當間種莊稼的往事，就說給他聽。他說這是好事，不用化肥，屬天然食品，他現在還在自家院子裡種南瓜和土豆。我知道我們說不到一塊兒去，可也越說越近乎，不免有點兒惺惺相惜的意思。
再說過了「困難時期」，一來二去的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我還記得文化大革命在我們院子裡是這麼開始的：多少年來李家上下都管我父親叫先生，管我母親叫太太，旗人禮兒大，經過了多少次革命，就算殘留下這麼點禮兒，到底還是讓文化大革命給破了。有一天，二媽到我們上屋，對母親說：「X太太，這運動說話可就又開始了，咱也別讓人褒貶，從今往後，我就叫您X同志，管X先生叫X同志，您看行不行？」
怎麼不行，就這麼叫。可這以後，全院就只有兩位同志，我的父親和母親。聽著李家所有的人，包括二奶奶和三奶奶，都「X同志，X同志」這樣稱呼他們倆，我覺著挺彆扭。
好在父親沒幾年工夫就被揪了出來，喪失了同志的資格，我們和李家總算又是好鄰居了。
文化大革命對李家最大的衝擊就是房產歸了公。二奶奶起先不樂意，不過也沒有辦法，誰教碰上了革命呢。再看看周圍左近的街坊四鄰，沒有一個好受的，心裡也就心平氣和了一點。
接著，院子裡就前後腳搬進一些閒人來，說是攙砂子，把革命群眾與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放在一塊堆兒。這招還挺靈，沒幾天全院的人就見面誰也不搭理誰了，旗人的禮兒當然用不上，更甭提給誰送餑餑和點心匣子了。
後來就是院子裡有一家人偷電，不交電費；另外一家人在街上工地里偷磚，擴建了自己的小伙房。再有就是誰家有後門兒，可以買到肥膘最厚的豬肉，誰家的丫頭眉眼有模樣，嫁給了支左的軍宣隊隊長，這樣的閒言碎語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樣，一天能發布兩三回。
等到單位里宣布要下「幹校」，我們家這一下子算是如釋重負，總算舒了一口氣。想當年，搬進這個院子為的就是想學著享受一回老北京人的舒坦日子，既然現在什麼都沒了，也就是該走的時候了。李家和我們家住了十幾年的街坊，到底有些捨不得，但也不便表示出來，怕人家背後又說閒話。
離開李家小院之後一直也沒有回去過，如今也快三十年了。前些日子我太太回國，我讓她有工夫去趟李家小院，拍點兒錄影帶回來給我瞧瞧。她真去了，還碰上了國棟的叔伯大哥。他頭髮全白了，聽說是我的太太便連忙說：「知道，知道，他們家的房你看不出來了，也就是那磨磚對縫的後山牆還在。」
太太回來後問我，原來花園似的院子就別想了，可那片莊稼地怎麼也沒看見？我告訴太太，錄影帶從頭到尾我全看了，那片莊稼地早沒了，現在上面都是加蓋的臨時窩棚和小廚房，把院子堵了個嚴嚴實實。太太當時還打聽了一下，說是現在院子裡住了十幾家，好幾十口人。我就跟太太說，現在科學技術發展得也真快，雖說人多生了好幾億，院子裡也用不著種莊稼，可糧食呢，還夠吃，多了不起！
自二大爺，二媽過世以後，聽說國棟當了家。那年我從德國留學回北京，他來看我，跟我提過，自從落實房屋政策，李家小院又歸了李家。俗話說，沒有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現在補漏一年就得花好幾千塊。房租不讓漲，院子裡自文化大革命新添的幾十號人，一個也不能轟走，說這是國家的政策。李家嫁出去的兩個閨女說，要不然就把房子再交給國家吧。國棟說，你別想美事兒了，你想交給國家，國家還不要呢。政府說，這是私人財產，國家要保護。不過國棟倒是說了，李家小院是祖宗上留下的產業，咬咬牙，說什麼也要熬過這一回。我和國棟是起小一齊長大的，我知道國棟身上沒有一丁點兒旗人的作派，可這回是到了節骨眼兒上，李家小院保不保得住，就瞧他的了。
二閒堂，吉光片羽齋，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