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級，隨父母去了湖北咸寧向陽湖文化部五七幹校。當時，那裡的子弟鬥毆之風正盛。這是時代風氣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會秩序混亂，暴力成為時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鬥狠也成「戰鬥精神」的標誌。鬥毆成為那個時代的時髦。
我自小生性怯弱，沒有動手打過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幹校後，混跡於這群同學間，也不得不靠拳頭來證明自己的生存能力了。與同學鬥毆，與外單位的孩子們鬥毆，一次次鬥毆接連不斷，成了我們枯燥生活中富有刺激性的「業餘娛樂」了。有一次，我與一個同學打架，抄起鐵杴朝他劈去，幸虧他躲閃得快，否則真不知道會出什麼事！好友宓乃責備我：「你簡直是瘋了！把人劈死怎麼辦？你知道嗎？殺人是要償命的！」我卻嫌他囉嗦，回應道：「不是沒劈死嗎？廢那麼多話幹嗎？」
瘋狂是能夠上癮的。當人的那些粗野劣根性泛濫開來時，則再難以抑制向殘忍暴虐發展。以後，商務印書館的家屬子弟任諒也過來上課了。我與他已經相識，彼此相處還可以。可是，那時商務印書館的家屬子弟極少，十四連的一群男孩子仗著人多勢眾欺侮他。上課時，常有男生在背後突然打他一拳，他回頭張望，大家卻裝得若無其事模樣。任諒孤零零一人，也無其他同伴相助，只好忍氣吞聲。而我們這群男生則以欺侮他為樂趣，動輒拳打腳踢，找個小藉口就將他圍毆一番。
一天下午，我們這群中學生從湖裡下工回來。我不知從哪兒撿到一根鐵鏈子，從後面用鐵鏈子抽打他。抽打一下，他的後脊背疼痛地一痙攣，同學們一陣哈哈大笑。我也更得意洋洋了。又狠抽一下。他仍然沒有回頭，僅用手捂住肩膀往前走。
「哈，你可真是禁打又禁踹！你是個木頭人嗎？」我說著，又掄起鐵鏈子抽他一下。
他猛然回首，用一雙發亮的眼睛盯住了我，眼眶裡盈滿了淚水。
我的手顫抖了，再也舉不起鐵鏈子。我虛弱地喊一聲：「你，你幹嗎？」我的心中卻有著難以言說的顫慄。
以後沒兩天，任諒再也不來這個課堂了。他的父母想辦法又把他送回北京上學了。
幾十年過去，許多人與事已經隨著時光的流逝而忘卻了，唯有任諒那雙飽含淚水的眼睛，我卻永遠難以忘懷。想起此事，我的內心充滿了愧疚之感，想悔恨地說一聲：任諒啊，請你原諒我吧！
一位西方學者認為，人類間的許多罪惡，譬如恐怖主義、兇狠的暴力行為、獸性的殘殺等等，其實與人的思維是無關的，只不過是瞬間的手足活動。因為，邪惡就隱藏在人性之中，互相殘殺是人類無可躲避的宿命。我並不同意這個觀點，這豈不是說人的本性中，獸性還是終將會戰勝人性？即使文明發展也無濟於事？但是，回想起自己少年時代那一段日子的嗜好暴力、野蠻殘忍的種種行為，我悚然心驚，又給自己設立一個假設，如果我也是「紅八月」中的紅衛兵，手裡也有一根軍用皮帶，會不會就把它抽向所謂的「牛鬼蛇神」老人們頭上呢？
我必須痛苦地承認，會的。
到了春天，原住咸寧縣城共產主義學校的大批小學畢業生回來了，向陽中學也擴大了，有了近百名學生。我們被交給了文聯管理，新轉學的那批學生們無處上課，在大隊糧倉隔出一個角落當教室。而初二和初三年級的教室，也只是20來平方米的兩個房間，自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教室，甚至比烏龍泉公社的農村學校教室還要緊巴一些。
我被學校任命為排長，成了學校的小幹部。還主持出版紅衛兵壁報、黑板報，經常主持各種批判會與講用會。我變成了一個「好孩子」，腦袋裡的政治意識又強烈起來。其實，由於時代氛圍的浸染，自己思想深處的極「左」影響一直存在。我在烏龍泉公社中學也當過學生幹部，還成了公社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我經過一番講用後，主動轉變思想，不再參與打架鬥毆，可又陷進流行意識形態的偏激情緒中。
那一年「雙搶」時，農活非常忙碌，向陽中學的一批學生們也成了各連隊覬覦的好勞動力。但是，向陽中學既然歸文聯管理，雖然也輪流去各連勞動，還是幫助文聯幹活兒更多一些。這自然引起其他連隊的不滿。父母的情緒多少也影響到了孩子們。一天，我們又去幫助文聯的大人們插秧，午餐僅每人兩個饅頭，一些熬白菜。與其他連隊招待學生們的豐盛午餐差別太大了。同學們趁機發泄了不滿情緒，將饅頭咬幾口亂扔，故意把沒吃完的剩菜倒掉。收工時候，校長向全校同學講話，很生氣地批評了這種現象。同學們不滿情緒卻更高，下面一片亂糟糟的議論。
我的同學王崗，他的父親是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王士菁先生。他在壁報上寫了極短的一篇小文，大意是講那天同學糟蹋飯菜是一種情緒的反映，校長為何避而不談這種情緒呢？我們這批學生歸文聯管理，但不是供文聯驅使的勞力。這就把窗戶紙捅破了。學校管理方面挺惱火，要各班討論此事，實際上是發動批判王崗。
我積極響應學校號召，與另外兩個同學署名寫了一張大字報。此文由我執筆，對王崗的那篇小文上綱上線，什麼「浪費糧食就是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啦，「為這種可恥行為辯護就是更加可恥」啦，還指責那篇小文含沙射影攻擊學校領導，是何居心？
這張大字報貼出後，學校領導當然是很高興，幾次在大會上表揚我們。多數同學卻不以為然，議論紛紛。但是，這場不大的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大隊領導決定，全體學生都放農忙假，回到家長所屬的連隊去幹活。大人們的不滿情緒也就緩解了。
但是，我與王崗卻產生了芥蒂。我的思想里有某種偏激成分，認為同學們浪費糧食本來就是不對的。我自己是堅持原則，不怕別人議論。其實，自己內心深處也有功利性目的。我是學生幹部，傾向性地站在學校領導一邊，帶有某種迎合的意味，卻傷害了自己的小夥伴。在某種程度上，我自願地成了小小的「政治打手」。
父親施咸榮對此事很不以為然。一天吃晚飯時，他臉色陰鬱地對我說：「你知道嗎？你寫的這張大字報影響很不好，咱們十四連很多人跟我提起這事，不贊成你的做法呢。」他又嘆一口氣說：「唉，我跟王士菁是一個單位的同事，讓我怎麼面對他呀？」
我一梗脖子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還擺出一副很「原則」的臉孔說：「王崗還是我的同學哩。哼，跟不良現象就得鬥爭嘛！」
父親瞪了我一眼，還想說些什麼，可又把話咽下去。他陰沉著臉不再搭理我。
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愧疚之事。它也是極具有時代色彩的，可說是又一種「瘋狂」吧。那時的人際關係，不是提倡寬容及與人為善，而是以所謂「革命」的名義，動不動就來一場鬥爭批判，在整個社會形成了一股鬥來鬥去的政治瘋狂病。我也是不自覺地成為這種「政治瘋狂病」的感染者，以至於不惜向自己同學發動「批判」。
我以後也曾經有過假設，倘若自己年長10歲或20歲，恰好有一位極有權勢的大人物看中了我，命我去寫那些具有政治殺傷力的大批判文章，那麼，我是否就會很高興地應命去寫呢？我會不會根本不管別人的死活，僅為自己的飛黃騰達，就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樣用筆去殺人呢？
我也必須痛苦地承認，我也會的。
《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