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奧威爾在《1984》中說："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歷史。"掌握中國現在的正在抹殺8964的歷史。以下是李洪林在自傳中記錄的他1989年五月在北京的經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段歷史。】
天安門廣場之夜
我在五月初得了感冒，發高燒，不但「五四」國際學術討論會未能參加，原來開完會去福州的計劃也耽誤了。這場小病使我又進一步介入學生運動。
本來聽說「五四」靑年節過後大學生都要回校上課了，不料五月十三日天安門廣場忽然來了幾千學生靜坐絕食。到了十四日，整個廣場都滿了，中間是絕食的，四周是支援的。我家就在廣場東南一座高層樓房裡，從窗戶望去，廣場上人山人海，旗幟招展。
上午，光明日報記者戴晴來了電話，邀我下午兩點到報社開個座談會，談談時局問題。我剛剛退燒，四肢無力，實在不想去。但她堅持，並且說人不多，都是幾個熟人，勸我一定要來。人們對戴晴毀譽不一。她的身世等等我並不了解，在我和她交往中，覺得她思路敏捷，快人快語，是出色的記者。特別是為反對「三峽工程」而奔走疾呼，是値得稱讚的，所以和她比較熟。現在她既然堅持要我去，不好太固執，就答應了。
下午趕到光明日報社，已經晩了，座談會正在進行。於浩成、嚴家其、劉再復、李澤厚、包遵信、蘇曉康都在座。作家李陀也來了。溫元凱不知什麼時候從安徽來北京，也在這裡。另外一些人我就不認識了，大槪是報社的人。後來知道有一個年輕人是學生代表，大槪四點左右，有電話找戴晴。她接完電話對大家說：「閻明復來電話，他和李鐵映與學生代表談判陷入僵局，希望在座的學者能向學生代表作作工作，勸他們撤離廣場。明天戈巴契夫到北京，我們要在廣場舉行歡迎儀式。事情已經緊急了。你們在學生中是有影響的，講話他們也許會聽。」（這不是當時記錄的原話，但大意決不錯。）
座談會開到這裡就中止了，大家議論了一下，都覺得應該勸勸學生。但是又不能站在政府立場講話，因為學生已經拒絕了政府的要求。我們再去重複一遍毫無意義。大家商定，既不站在這一邊，也不站在那一邊，而是站在學者和作家的立場，既向政府提要求，也向學生提要求，這樣才顯得客觀，學生也容易聽得進去。於是有人起草《我們對當前局勢的緊急呼籲》，有人給閻明復打電話，有人聯繫與學生代表對話的場所。
《緊急呼籲》是蘇曉康起草的，年輕人手快，一會兒就寫好了。前面是對政府的要求，大意是肯定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是愛國的、民主的，要求政府承認學生自己選舉的組織是合法的。反對秋後算帳，特別是「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罪人。」
《緊急呼籲》的後半部分是勸學生撤離廣場。其中有點批評，但很含蓄。比如說：「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實現。」這就是說不能太性急，《呼籲》還反覆讚揚理性精神，就是勸他們不要感情用事。
我深為學生的真誠所感動，但對局勢有點不祥的預感。出租汽車司機所說的軍隊已經開來的消息，使我深感不安。天安門廣場的對峙是一種危險的平衡，稍微加點外力就會出現可怕的後果。是不是有人希望事情惡化，甚至在促使它惡化呢？世界上的事情很複雜，不能沒有戒心。大學生都很單純，應該提醒他們不要中了別人之計。
出於這種考慮，我提議在《緊急呼籲》中必須加上這樣的意思: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蓄意使矛盾激化，挑起事端，使事態惡化。那將會出現親者痛而仇者快的後果。
大家同意了，並且讓我把這層意思加在原稿上。
原稿的結尾，原來是向學生保證：如果政府不接受前述三項要求，《緊急呼籲》的簽名者和學生一道並肩戰鬥到底。
我建議把這句話改一改，我們只能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實現這些要求而努力，但不可能和學生「一道並肩戰鬥」。我說，我的體力就不可能和學生一道去遊行，更不可能去靜坐絕食。況且我本來就不贊成絕食。
大家也同意了，在結尾處作了修改，並且簽上名字，一共是十二個人。這就是後來被叫作《十二學者作家對時局的緊急呼籲》的由來。
這時與學生會面的地點已經安排好，在國務院信訪局接待處。
於是戴晴率領大家擠上一輛麵包車到信訪局去了。那個《緊急呼籲》也來不及列印，就用原稿複印了一些帶去了。
在信訪局和學生代表見面了。不記得由誰向代表們宣讀了我們的《呼籲》。學生代表們議論了一下，表示接受我們的意見。
我很高興，勸說成功了。
但是這還不夠。還有一些學生代表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而且那裡還聚集著大量學生等待談判結果。所以學生代表要求我們到統戰部去向那裡的代表和學生做工作。於是我們又上了汽車。
我真佩服一些外國記者的本領。他們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消息,居然找到了我們。我們上汽車時，一名外國電視台的記者扛著一架大攝影機也跟著上了車。戴晴好說歹說把他勸下去了。
汽車開到統戰部所在的府右街南口時，整個長安街已經擠滿了人。汽車緩緩地從人群中擠出一條空隙，慢慢地蠕動著進了府右街,開進統戰部的院子。
院子裡滿滿的都是學生。汽車開進來後，他們騰出一個圓圈。我們下車後就站在圓圈當中。
戴晴跑到統戰部辦公室樓里去了良久，出來後和我們站在一起，藉助一個擴音器大聲向學生宣讀《緊急呼籲》。
宣讀完了，還是不行，學生代表要求我們到天安門廣場直接勸說全體絕食學生。
我感到困惑。「代表」，顧名思義是代表絕食學生來談判的。既然代表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呼籲，為什麼還要我們再去勸說他們所代表的絕食學生呢？
還是這些代表解答了這個問題：
絕食學生雖然推選出代表，但是並不服從代表。每個學生都有權決定自己的行動。絕食學生雖然組織起來了，但是民主生活的基本規則——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這裡不起作用。因此，光是代表們同意撤離廣場還不行，必須直接去說服全體絕食學生。
這真是聞所未聞。我懷疑自己聽錯了。又問一下左右在場者，都是這麼說。其實不用問也行。既然要我們去廣場直接勸全體學生，這本身就說明他們的代表不能代表他們。他們示威是要求民主，但是自己內部卻沒有建立起民主規則。這或許是民主實踐中難免的歷程？但願這種摸索的過程越短越好。
這時，我們已被大隊學生簇擁著向天安門廣場走去。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學生們手拉手組成兩隊人牆在我們兩邊走著，使我們不致被擠散。到廣場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只見黑鴉鴉一片，人山人海。我們改成單行，由學生代表領到廣場中心。靜坐的學生七手八腳遞過一些背包之類的物件叫我們坐下。
一些學生代表通過擴音器一個一個介紹我們十二個人，然後就要求我們講話。有幾個人即席講了幾句。我不善於言辭，沒有講。接著還是由戴晴宣讀十二人的《緊急呼籲》。她的聲音時常被學生們熱烈的掌聲打斷。看來，這個「呼籲」在許多人心裡引起共鳴。我覺得此行有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