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任何角度來看，上海都是奇特和有足夠分量的城市標本：它在國內是龍頭，在國際上是窗口，背負著"看中國要看上海"的重責大任，一方面，它因"國際化大都市"的招牌而備受尊崇甚至艷羨，另一方面，則遭遇著眾說紛紜的非議和指責——學術界和政治界在"政府強勢，文化保守"上做足了文章。上海人處境也很尷尬，他們的全部自得和自恃在"阿拉上海人"中溢於言表，而身後堆積了滿地以輕慢和譏諷為主調的議論。特別是"小市民"三個字，幾乎仍是上海的附骨之咒。
怎樣看待大上海的"小市民"，為什麼大上海，偏偏會產生小市民？
參與本期"市民話題"談論的四位學者：朱大可、張念、張閎、王曉漁，都來自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
朱大可生於斯長於斯，卻從不認同上海人身份："我的性格骨子裡面和上海無關。"從20年前首度提出"石庫門文化"，到仍堅持石庫門最可當作上海地標的今天，他對上海文化脾性的批評卻毫不留情。其他三位，是外來"新上海移民"，在上海分別生活了一年到十多年不等。但他們都自認為和上海沒有太多關係，理由是"根和養分都不在那裡"，只是"寄生"在此。他們的分析冷靜、細膩而尖銳，但何嘗不是繁華上海值得側耳一聽的諍言。
空間逼仄：爭奪的導火線
朱大可：我一直認為，上海的居住條件對市民性格的養成有決定性的影響。上海最傳統的居民建築就是石庫門和里弄房子。樓梯極窄極陡，腳在上面放不直，要側著走，有亭子間，頂樓有一個曬台。空間很狹小，光線很暗，裡面住很多人，很擁擠，廚房是公用的，房間也分割得非常小。房間與房間隔得非常近，對窗能互相看見。有時候板壁是很薄的木板，上面還有窟窿，可以偷窺。解放以後，人口增長速度大概超過工人新村建築速度十倍以上，工人新村也不夠住，於是不得不分割一些原有的里弄房子，使它變得更逼仄，對空間的爭奪因此變成他們日常的功課。爭奪主要發生在一些曖昧的公共空間，比如廚房、曬台。它培育出"小市民"（使用全稱判斷會有很多不妥之處，但為了便於交談，暫且這樣使用，以下同）的第一個品性，就是爭奪——空間爭奪。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無法認識上海小市民。
爭奪，一是家庭之間的爭奪，一是家庭內部的爭奪、爭鬥。到知青回城的時候，這種爭鬥達到了頂尖。大量知青回來，可是根本沒有空間，兄弟姐妹之間鬥得很兇。這是中國最黑暗的時候，上海小市民階層最恐怖的歲月，對他們來講，完全是一場噩夢，小市民成了犧牲品。我見過最慘的一個例子：我小學的同班同學，三代五口人，兩個孩子，兩個父母，一個奶奶，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裡。就有一張大床，一個大櫥，還有一張桌子，晚上在桌子底下睡兩個，床上睡三個。
張閎：這一點也是上海"小市民"生活和其它城市的一個重大區別。私人空間的狹窄，在別的城市也有，但沒有這麼嚴重。上海的個人空間已經超出人所能忍受的底線了，這時人性就完全扭曲。在其它地方，比如武漢，也有對公共空間的爭奪，但在表面上還不至於要全部侵吞掉別人空間的意圖，沒到那麼激烈。直到1990年代初，上海家庭居住特困戶的標準是人均居住面積小於四平方。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指標！
《市民》：那為什麼在其他城市，尤其是一些內陸城市的人，還會考慮向外流動，而上海人卻一般不願往外走？
王曉漁：這個城市提供了很多滿足感和各種可能性。魯迅的小說里有"豆腐西施"，這種現象在小鎮很常見。漂亮女孩因為學歷、出身、能力等原因不得不從事一些收入較低、勞動強度又比較大的職業，雖然容貌可以給她們帶來一些好處，比如招攬一些顧客，可這還是容貌經濟學的初級階段，基本無法改變她們最後成為"圓規"的命運。可是在上海，只要容貌說得過去，甚至只要不是太難看，她們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說，上海的奇蹟和傳奇，不僅出現在電視劇里，而且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一個棚戶區的女孩，有可能會被花園洋房裡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絕對不願意離開上海，因為在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現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為"豆腐西施"。
永遠的身份焦慮
《市民》：外地人經常抱怨上海人太排外，具體說說上海人的"排外"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張閎：這是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像在其它城市，尤其在內地的中等城市，市民階層是沒有分化的，他們在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是"一體化"的。比如，官員、幹部，可能在社會身份上跟普通工人、職員有差別，但在穿著、飲食、審美趣味、日常禮節、生活態度等方面，卻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上海就不一樣了，市民階層分化程度相當高，不同階層的說話習慣、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等，都不盡相同。對此，上海人心裡很清楚。但外人可能看不明白，在他們那裡，只有一個籠統的"上海人"概念。
王曉漁：這個城市給人帶來的身份差異感太強了，等級劃分的標準太多了。我們經常說上海人"排外"，其實"排外"是很多地方的共性，在這個方面很多內地城鎮一點也不亞於上海。在我看來，上海人的特產是"排內"，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兩個概念。"上海人"的祖籍往往是外地，但他們移居這座城市有兩代以上，大都住在市區；而"本地人"則是當地"土著"，通常住在郊區。不僅市區歧視郊區，市區之間不同區域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等級甚至不亞於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居高臨下。記得大學時有個盧灣區的同學，聲稱不找盧灣區以外的女朋友，對地域身份的強調可見一斑。
政府不斷提高上海戶口的門檻，也使得上海小市民獲得很大的滿足：你不是博士、碩士麼？還不如我們下崗工人呢！不僅"外地人"難以進入上海，有郊區戶口的"本地人"也遇到越來越多的戶口壁壘。我有兩個同學，都是上海郊區人，在上海市區讀了十年博士，畢業留校之後，反而被要求將戶口從市區遷回郊區。這還是因為十年前大學生戶口統一遷到學校所在地；現在上海郊區的學生考到市區的大學，戶口根本不遷，畢業之後再想遷到市區，難度甚至超過外地人。上海的職業轉換比較容易，但戶口轉換又很困難，這就造成了上海的一種內部循環，它的流動是在城市內部進行的。從表面上看，上海是一個開放的大都市，可是它在很多方面的保守程度遠遠超過它所看不上的內地。
《市民》：為什麼上海人對身份和地位的劃分看得這麼重？
張閎：可能跟上海的歷史記憶有關。即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們也曾見過各種各樣的富人，同時也見過富人被剝奪。但是，被剝奪的富人依然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保持著曾經有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如所謂的"老克拉"。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那些破落了的"老克拉"，社會地位跟普通市民一樣，住在破舊的弄堂里。但他們一走出門，還是有一種不同一般的氣派。雖然普通市民可能會很樂意看見富人們的落魄，但實際上對那種"老克拉"式的人依然心存敬畏，在內心深處有模仿富貴人家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