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絕大多數八零後都沒有參與過「六四」事件，很多同齡人甚至沒有任何回憶。 我很有幸地見證了和參與了那段歷史，雖然大多只是從電視裡看到的。

三十五年過去了，我貢獻出自己關於「六四」的記憶碎片。這些記憶也許在下一代人眼裡，會成為歷史的見證。

八十年代

我對中國政治的最早印象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大約1985年，曾祖父指著牆上貼的報紙上的照片說：「這是胡耀邦」，我發不出三個音，最終發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約同一年，我指著《兒童畫報》上面的黨旗和一個對著黨旗舉著拳頭的人，問父母：「什麼是共產黨？」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釋了半天，大意是：「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組織，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

1987年，我們家搬到了縣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經不太出現在報紙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鏡的趙紫陽。

不過當時大家對這個背頭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為他上來之後，我們家經濟困難起來，物價上漲，吃飯開始緊張。鄰居們晚上在門前聊天，說「趙紫陽的兒子倒賣彩電」。實際上還有一句是「鄧朴方倒賣飛彈」，但我記不得這個「賣飛彈」的傳言是不是跟「賣彩電」的傳言是同時期了。但很肯定的是，當時群眾不喜歡趙。

靜坐

198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了。就在第二個學期，1989年，好像有領導人去世了。我看到電視裡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幾天之後，群眾們開始議論，說大學生在天安門靜坐。當時的我很震驚，因為我腦海中天安門的活動都是政府組織的，這次似乎不是政府組織的。

現在回憶起來，鄰居們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絕食，因為之前新聞聯播的報導都是官方口吻報導，例如「四二六社論」，並不會報導學生的動向。而我們當地群眾如果知道學生絕食，那要麼從官方新聞得知，要麼是從北京親友那裡傳回來消息，這需要三五天時間。

鄰居們晚飯後閒談議論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學生的。

班主任老師在課堂上說，那些大學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遊行

大約是五月份，老師突然要求我們第二天停課遊行。我並不知道什麼叫「遊行」，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但我很興奮，因為可以不用上課了。

第二天，我們圍著縣城遊行，遊行路線是經過縣政府門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記得隊伍的最前面還打著橫幅，可是我在隊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橫幅的內容。隊伍在喊口號，我也聽不懂內容，只是順著聲音重複喊一遍。

同學們似乎也沒看懂內容，我們很興奮，嘰嘰喳喳邊走邊笑，至少同學之間，誰也沒意識到我們在幹什麼。

路過家門口的時候，我跟老師說了一聲，就回家了。這樣下午上課之前，還能玩三個小時。

不久之後，父親很驚慌地告訴我，「我們縣也有人遊行了」。我說那就是我們。

絕食前後

一天晚上七點多， 抬頭看了一眼電視機，李鵬在一個公共汽車上看望學生。印象中，這是新聞聯播在「六四」期間，不多的幾次直接播出天安門地區的場景，其他時間都是兩個播音員念稿子。我看到李鵬微笑著，非常親切地詢問學生，公共汽車裡都是吊瓶。 看到李鵬這麼親切慰問學生，我當時在想，看來都緩和了，場面一片祥和。

這件事之後，鄰居就開始議論「我們老了，無所謂了」這樣的年度流行語（註：1989年5月19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看望廣場絕食學生，對學生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清場

就在那幾天，鄰居們議論說黃河大橋上有人阻攔坦克通過。

鄰居們傳來更多的消息，說各地要道上，人民自發阻攔軍隊進京。

那個周末註定要不尋常，周五、周六，鄰居們紛紛議論這兩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學回家寫完了作業，朦朦朧朧就睡著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來，還在床上，父親走過來告訴我，收音機里《美國之音》廣播說，天安門清場了，坦克進城，開槍鎮壓了。 

那個星期天，我心裡充滿著恐懼。 

晚上，播音員穿上黑衣服，聲音變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這兩個播音員在說話，沒有學生的鏡頭。 

通緝

電視上出現了通緝令，播音員不停說某某臉上有麻子什麼的。

前幾天班主任還說大學生哥哥姐姐們都是好人，現在她笑著跟我們說，「你們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兩個耳光？」

同學們齊聲喊道：「想」。我沒有出聲，我很震驚，老師變臉這麼快。

父親說，縣裡開始追查前幾天遊行的事情。

趙紫陽下台

電視上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趙紫陽了，說他犯了重大錯誤。鄰居們也開始指責趙紫陽欺騙學生，說他前幾天剛剛去看望學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鎮壓。

隨後另外一個大背頭上來了，名字很生疏。當時的我，似乎已經很習慣每兩年換一個領導人了，這個背頭估計也是干兩年吧。

過了幾天，鄧小平在電視上露面。播報內容記不清了，看表情大約是慶祝勝利。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電視上播了一個紀錄片，裡面出現了暴徒燒死解放軍的照片。幾個人在搬運一具燒焦的解放軍屍體。這種畫面，按美國標準都是少兒不宜，第一次看到這麼恐懼的畫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還記得播音員邢質斌厲聲指責「螳臂當車」（註：「六四」之後，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長安街孤單阻擋坦克的畫面，主持人喝問：「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這位主持人應該是羅京，而非邢質斌）。

新聞幾乎每天都提趙紫陽的錯誤。而差不多過了半年，也許是十月，新聞聯播突然說了一句「以後不再提趙紫陽的錯誤了」，隨即戛然而止，趙紫陽這個名字果然在新聞聯播里徹底消失了。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後

 

隨後的幾年裡，同學們都在議論那天發生的事情。有的同學說，美國的間諜衛星拍下了整個畫面。 坦克壓死了人，軍隊用了機關槍掃射，帳篷都被壓碎了。

大家開始逐漸使用「六四」來指代這件事。「六四」這個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為中共不承認六月四日發生了特殊事件。

大約六年級的時候，老師說，四班同學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軍訓。我們進了某解放軍王牌坦克軍團營地，爬上了一輛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這輛坦克是不是就是當年堵在黃河大橋上的？是不是就是電視裡那個提著塑膠袋的人「螳臂當車」擋住的那輛？ 我不知趣地問了旁邊的教官：「請問這輛坦克進過北京嗎？」 那個軍人不耐煩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來到了美國。第一次從維基百科和海外網站看到了血腥的圖片，我震驚了。後來幾次回國，我爸提議去參觀天安門，我都沒有去。說實話，我不想去那裡，連木樨地地鐵站我都繞著走。

十幾年前父親退休了，從組織部調出檔案，我看到裡面有句話說：「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亂』中立場堅定」。當時的宣傳口氣已經是「政治風波」的情況下，內部仍然使用「暴亂」。

現在我逐漸意識到，由於年齡和入學原因，我們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參加過「六四」運動的一代，我們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亡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