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輯註：人權律師丁家喜是「新公民運動」的主要活動人士之一。在投身人權事業之前，他曾任北京航空工業總公司工程師，並被評為北京市十佳智慧財產權律師。自2010年起，丁家喜推動「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等教育平權活動；2012年，他與「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等人聯名向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發表公開信，呼籲官員公示財產。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當局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拘留，罪名隨後先後變更為「尋釁滋事」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2016年刑滿出獄後，丁於2019年再度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2023年4月，他被 中共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本文作者苑敏安採訪了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國時間恰逢復活節，羅勝春買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國家中，以此表達過去十年中，每年十二個月她對愛人的思念，也藉此期盼他早日歸來。
2022年7月28日，羅勝春在美國家中抱著丁家喜照片的合影。圖片來自自由亞洲
12年重刑，這是一場拖延已久的判決，被告人已被關押三年零四個月。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獲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國律師。與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許志永，中國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組織者，他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這個刑期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期，引起了巨大轟動。CNN、紐約時報等各大國際媒體紛紛報導，國際社會也表示了強烈的譴責。
作為中國新公民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許志永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追隨該運動「自由、公義、愛」的精神，他參與推動教育平權，組織公民聚餐，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等行為。也正因為參加這些活動，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從家中被警方帶走，並於次年4月8日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3年6個月。而同樣被捕的許志永，也被以同樣罪名判處有期徒刑4年。
出獄後，丁家喜與許志永沒有停止行動，仍然奔走中國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為在廈門的一場朋友聚會而再度入獄。
與大學就學法律、早早參與社會運動的許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領域甚晚。2003年，當身為法律學者的許志永因「孫志剛案」發起三博士上書，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並進入公共視野時，丁家喜才剛創立他的律師事務所。而在此後許志永創立公盟、探訪「黑監獄」、調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權、推動北京律協民主選舉的幾年裡，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業律師，過著眾人眼中「上流社會」的生活：打高爾夫、住五星級賓館、吃鮑參燕翅。
雖然人生經歷不同，但最終，因共同的信仰與追求，他們殊途同歸。是什麼原因促使丁家喜放棄原有的生活，投身社會運動？又是什麼讓他在飽受牢獄之災後仍不放棄，成為中國近十年來社會運動的標誌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來的歷程，會發現，一切皆有來路。
1「我發現只有律師職業可以改變社會」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學院，學習航空發動機設計。當時「文革」結束剛十年，中國社會環境相對開放，各種思潮朝氣蓬勃。上了大學後，丁家喜閱讀了大量關於「文革」的書籍和文章。這些資料對於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縣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鮮，也讓他開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學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和靜坐。在2017年接受《改變中國》主編曹雅學採訪時，他曾表示，「我對當時（學潮）的主張從內心深處是非常認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與許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動家不同，丁家喜此後並未繼續投身社會運動。本科畢業後，他到中國航發瀋陽發動機研究所（代號六〇六所）工作了兩年，接著又回北航繼續讀研究生。也是在讀研究生時，他結識了妻子羅勝春。
據羅勝春介紹，她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北航的熱學實驗室。「當時他穿著瀋陽606所的工作服走進來，滿面笑容，對我叫了聲』師姐』。那一刻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讓房間充滿了陽光。」自那以後，兩人一見鍾情，不久後便開始戀愛。互為初戀的她們，總是形影不離。戀愛後的那個春季學期，丁家喜常騎自行車載著羅勝春穿行校園。羅勝春熬夜寫論文時，他也會陪伴左右。
在羅勝春眼裡，那時的丁家喜是一個喜歡閱讀的文藝青年。「他喜歡讀書，大學時讀了很多文學書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作品他都讀過，目標是讀遍諾貝爾文學獎的所有作品。還沒完沒了地和我講。好像他什麼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醫生》的小說，也去看改編的電影。記憶中，他還會聊文革帶給人的扭曲，談及產權私有制的必要性。這對中學時就開始迷戀羅素的自由思想、熟讀梁曉聲傷痕文學的羅勝春來說，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鳴。在她記憶中，他和當時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有一段時間還迷戀上了寫詩，在一個本子上寫滿了給她的情詩。
「當時他把所有錢都花在了買書上，只有兩套工作服。但他還是覺得自己特別富有，有時他也會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羅勝春都記得這些往事。
在羅勝春看來，除了喜歡閱讀，丁家喜還是一個關懷他人、陽光樂觀的人，他總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為婚姻不幸而自殺，這讓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責沒有好好關心妹妹。在羅勝春看來，他是那種把身邊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後，他也總借錢給朋友，哪怕常常有借無還。
也許正是丁家喜的這份熱心讓他選擇轉行做了律師。研究生時，他就因厭倦專業課程產生了轉型的想法，並在業餘時間考取律師資格。1995年研究生畢業後，他在北京的中國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隨後辭職，轉行做了律師。據羅勝春回憶，她一開始不理解為何喜歡文學的丁家喜會選擇做律師，但他告訴她，「我經過了兩年思考，發現只有律師這個職業可以替人說話，為受不公正對待的人說話。這是個可以改變社會的職業。」
對此，丁家喜的朋友呂先生也補充，丁家喜多年後向他透露，自己的興趣本來是做研究，但他覺得當年要在技術上取得突破沒有未來。因為體制內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賺錢、往上爬。
2商業律師再次轉型：投入新公民運動
與許多熱心公義的人權律師不同，轉行做律師後，丁家喜接觸的大多數是商業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採訪時，丁家喜曾說，他在做律師助理時接觸過一些刑事案件，但當時因為法庭不採納辯護方提供的證據，感到傷心與失望，逐漸遠離刑辯領域，轉而專注他更擅長的技術領域——智慧財產權。
代理商業案子讓丁家喜得以接觸社會各界人士。羅勝春回憶，當時丁家喜經常去打高爾夫，去茶館，和不同人聊天。「大學教授、企業家、政府官員，各種各樣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話說，廣泛社交讓他有了「更寬的視野來看待社會」。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觸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當時幫很多企業家應對過政府不合理的規定，幫他們討回過錢。」羅勝春說。
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會不公背後的共性，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去解決問題。為了將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直接反映給相關部門，2002年，他加入了中國的民主黨派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在民盟期間，他曾寫過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的三個月前，要求加強奶粉質量監管；要求精簡二手推車的過戶手續；要求設立網站公開全國的執行案件。然而，如羅勝春所說，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議多年後才正式被納入政策執行。
屢屢沒有回音的提案讓他對加入民主黨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尋社會改革的出路。
真正讓他決心投身社會運動的是他於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訪學。據羅勝春描述，當時他在做緬甸、伊朗等國家民主進程的比較研究，幾乎每天都在看文獻、上網查資料、思考研究問題。陪他一同訪學的女兒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見老爸背著手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另一方面，當時正值國內「茉莉花運動」爆發之際，外面的資訊讓他第一次看到原來國內還有這麼多抗爭的人。這七個月的查閱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長久以來困擾丁家喜的問題，也仿佛點燃了他對社會運動的熱情。
「這些研究令他意識到文明（民主）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在那之後）他想要直接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說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說話。」羅勝春如此解釋那次訪學對他的影響。
2011年10月1日回國後，丁家喜開始了他的社會運動之路。經朋友搭線，他在當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與許志永見面，並於10月下旬參與了許志永與滕彪等人組織的憲法研討會。自那以後，他開始加入這個圈子，幫忙組織憲法研討會和公民聚餐，再到後來，他和許志永、趙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級以上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從聯絡各地公民、訂場地、到整理通訊錄、印製公民文化衫，再到後來要求官員財產公示時，組織倡議書的簽名、發放傳單、張打橫幅，丁家喜幾乎事事親力親為。多年的律師事務所管理經驗，加上他的組織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聯絡組織的核心。
許志永與丁家喜的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新公民運動」的另一位核心參與者李先生回憶，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認識的。當時，丁家喜通過微博私信他，邀請他參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見面中，丁家喜給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會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著電腦，記錄到會人員的聯繫方式，還教大家羅伯特議事規則。非常有親和力，什麼都懂，又是律師，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說。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請與介紹下，李先生開始協助聯絡公民聚會，結識許志永等人，後來一起組織和參與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
除了組織公民聚會，丁家喜也開始關注弱勢群體。他為北京拆遷戶齊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後發表文章為她聲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訪者，為他們提供經濟資助；與律師夥伴一同去青海，為被拘留的異議人士與警方交涉。據羅勝春回憶，丁家喜律師事務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後告訴她，丁家喜回國後開始將事務所的所有事務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專注維權相關的案子。同事說，「他辦公室抽屜里全是訪民的訴狀。」
面對數量龐大的訪民，丁家喜曾向羅勝春表示，「想要讓那麼多訪民每個人都能有聲音，不能讓訪民上訪，而是要讓當地有人幫他們說話，解決問題。這些最終都歸結到：老百姓要權利，要選票。」
儘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與她說起他在新公民運動中具體做的事，但她也能明顯感受到他的變化。她記得，有一次，丁家喜一邊上網，一邊大罵：「一定要拆了這個防火牆！」。就連大女兒豆豆也把回國後的爸爸形容作「老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還在家中身著黑衫，絕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難者。之後每年六四他都會絕食，甚至包括後來在看守所、監獄。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動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羅勝春至今對丁家喜第一次被國保帶走約談的場景記憶猶新：「當時他被帶走談了十幾個小時，我渾身發抖，一直在給他發簡訊。他簡訊回復我別擔心。」在那次之後，國保開始頻繁約談丁家喜，甚至連家裡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響。
當局的舉措讓羅勝春開始擔心丈夫的安危，也擔心家庭會受到波及。她表示，當時家人都勸他減少活動。面對家人的勸說，丁家喜一方面堅持，「怎麼不去勸壞人別做壞事，而是勸好人別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了風險，敦促羅勝春帶孩子辦簽證去美國。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辭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請簽證的第二天，他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會」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開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陳述時，對自己推動改革的夢想如此總結：「我要做一個有態度、有聲音的中國公民。我要做一隻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2016年刑滿出獄後，丁家喜對社會運動的熱誠不減。
同樣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憶，丁家喜在2016年出獄不久來找過他，說想去美國探訪太太及兩個女兒。當時正是「709」大抓捕不久，當局對民間力量的打壓比新公民運動前更為嚴厲。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勸丁家喜，去美國後就不要回來。丁家喜卻表示不甘心，希望回來繼續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落實公民權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來，執著的丁家喜難免顯得過於理想主義，他也直覺感到他這次探親後還會回國。
這次赴美探親並不容易。丁家喜出獄後仍處於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不知能否順利出境。羅勝春回憶：「他以為當局不會放他出來，當時根本沒有心理準備，來的時候，他只拿了個特別小的包，裝了幾件換洗的衣服。」
來到美國後，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與阿爾弗雷德》一文中，羅勝春曾如此回憶她們十年來僅有的兩個月團聚：
「他在阿爾弗雷德這兩個月，我大部分時間在上班，很忙。孩子們也都在上學。他每天做飯、洗衣服、看書，跟朋友聊天、聽各種各樣的新聞頻道。他跟我一塊去散步，去會朋友，去教堂。他很願意認識我所認識的所有人。他還跟我一塊去跳民間舞，看藝術展，聽音樂會，甚至早起和我去練瑜伽。」
「他做飯、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連女兒都說』爸爸來之前，我們家的小屋子從來都沒有煥發過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後，羅勝春向NGOCN回顧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對他的欣賞。
2017年，丁家喜赴美探親時拍的全家福。圖片來自網絡
在一家人難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讓他們發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國這件事。羅勝春在文中寫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國投身社會運動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讓她買了來回票。「他告訴我，只計劃在阿爾弗雷德呆兩個月。我非常傷心。我說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給我兩個月的時間，太過分了。」那段時間，一家人每天都在茶餘飯後談起他該留下還是回去，甚至在美國的所有朋友也勸他不要回去。儘管羅勝春反覆和他說起各種風險，也揶揄中國不是沒了他就不能改變，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靜，堅持要回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