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7月7日凌晨，歷史學者、作家傅國涌因病突然辭世。早年間，作家崔衛平曾邀請他為她翻譯的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寫序，兩人也曾就東歐知識分子哈維爾、帕托切克和本達等人的思想深入討論，這也促成了崔衛平另一部譯著《平行城邦》的產生。作為自由主義者以及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心念所系的，是現實體制之下，人們如何以公民的態度生活，捍衛民間社會的獨立性，並最終推進自由的實現。在供給民間檔案館的這篇文章里，崔衛平回顧了他們之間的友誼，那些思想碰撞的時刻，偶爾的爭執，還有她滿懷溫情的懷念與敬意。
作者：崔衛平
國涌去世的消息傳來，我的第一感覺是不可能，怎麼會是他？他太年輕了！1967年1月10日出生的他，在這個世界上才度過短短58個春秋。
經丁東先生的介紹，我與國涌認識有二十餘年。應該是在2003年左右的某個夏天，國涌和妻子曹麗蓉在我家住過幾天。國涌從未與我談起他的過往經歷，是麗蓉與我談起國涌自1989年之後，幾度失去自由，至少三次，前後加起來有五、六年，這讓我產生欽佩之情。一個人第一次坐牢時，可能對鐵窗生活並不知情，就像小孩子不懂事對著燃燒的火苗伸出手來；而國涌是在嘗過兩年鐵窗滋味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選擇赴湯蹈火。他這麼做，一定得有非同尋常的意志和信念。
麗蓉對丈夫無怨無悔的深情也讓我十分感動。她畢業於北師大特殊教育專業，在世俗眼光中，她的學歷比國涌要高。聽朋友說，國涌夫婦是1989年特殊的時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婚禮。多年來，麗蓉因丈夫的境遇飽受痛苦，流了太多的淚。她身材瘦小，卻蘊藏著巨大的力量。記得那個夏天，媒體人安替帶一幫人在後海舉行皮划艇比賽，我與他們夫婦曾一同前往。
國涌聲如洪鐘，如人們說的"南人北相"。與人談話時，他始終沉浸在問題之中，不接與思想或知識無關的話題，多少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當麗蓉與我談話時，他就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埋頭讀起來，並且一會兒功夫他就能從書中發現問題，頭腦飛快。他說話時經常面帶微笑，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感覺，體現著他精神上的富足和優裕。我見過許多"自學成才"的人，思路是獨自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這很了不起，但因此說起話來帶有一種獨斷論，與他人沒有商量的餘地。但是國涌沒有，他篤定而不獨斷。他會聽進去在場旁人所說的，然後做出自己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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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到了國涌的頭腦和思路開放，決定請他為當年由我主譯的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寫序言（米奇尼克，波蘭歷史學者，著名異見人士——編者注）。另一位序言作者是何家棟先生（中共體制內異見學者，"兩頭真"老人。2006年去世——編者注）。說實話，米奇尼克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是陌生的。當然也不是完全陌生——米奇尼克正是針對革命意識形態中的種種痼疾做出反省；但生活在中國的我們，出於思維慣性，並非人人都能捕捉得到。但國涌十分敏銳地抓住了米奇尼克思想的開拓性內容，他稱閱讀米奇尼克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如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他也看重我的文章《誰是亞當·米奇尼克》中關於"不與皇帝一道進餐"的表達，他自己就此寫道：
對一個從來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國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這塊見證了無數次王朝循環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進餐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在"皇帝的餐桌"之外過自己獨立的生活，至今還是一個全新的題目。
"一個全新的課題"，他說對了！在權力之外獨立的個人與獨立的社會，這個立場與當時蔚然成風的中國自由主義言說（強調個人權利）一道，成為進入2003年可稱之為"公民運動"的思想起點。國涌把自己的這篇序言題為《權利，而非權力》，並署上"2004年8月13-15日杭州家中"（參見文末作者附註1）。
在他的眼中，這種個人與社會的"獨立"並非過渡性的，不是一度落草之後還是要歸於朝廷，"獨立"意味著真正擁有自身根基和尊嚴。過獨立生活的人們不根據權力的標準來衡量自身，不以奪取權力的成功與失敗來判斷自己的工作，甚至不拿推翻現有權力為直接或最終的目標，這形成了與此前革命意識形態的根本區別。他說——
米奇尼克的起點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追求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他反對凌駕在整個社會之上、剝奪了所有社會自主空間的國家機器，目的並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機器，而是尋求把社會從這架無所不能、無所不為的機器下解放出來。
在遠離權力中心和廣場的地方，立足於社會與個人的自主性，著眼於人們生活本身的權利和豐富多樣性，保護人們免受專斷任意的權力的干擾和侵犯，如此，一個全新的畫面在人們面前展開，國涌將此描述成："眼前仿佛出現了一片遼闊的天空、無際的大海"。就知識分子而言，其言說的對象也不再是朝向權力，而是面向獨立的公眾；不是小圈子裡的竊竊私語或謀反，而是儘量公開化，將真相和真理交到公眾手裡。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接受公眾的檢驗和制約，與社會一道成長和進步，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對他人的生活指手畫腳。
難能可貴的是，國涌他以自己的行動，見證了這些他認為是富有意義的開拓性思想。或者說，沒有人像他那樣，與米奇尼克一拍即合，互為印證。顯然國涌為2003年前後興起的"重新建立社會的自主性"這個話題，貢獻了自己的許多力量。他寫下大量的時政文章，參與當時的公共討論，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尤其是，他對於民國歷史人物的研究，遠不是一般對於故舊歷史的興趣，而是有著強烈的他自身的動機和目的：尋找現代歷史上的自由、獨立的精神資源，為今天的人們提供借鑑和激勵。比如對於民國報館報人的研究，對於民國時期開拓性實業家的研究，他讓人們看到了前人曾經怎樣開拓自由，以及如何創造了自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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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涌早期的擔當，比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和公共發言更重要，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同樣重要，不分彼此。我相信國涌本人也是這個看法，不會覺得他後來的公開言說對他的人生來說，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國涌知道他在做什麼，他最喜歡以"公民"自稱，藉此他突出了自己的尊嚴和合法性，他需要公開行動和公開寫作。當然他沒有把自己處於"安全地帶"，而是始終選擇站在有壓力的天空（或天花板）之下。除了他的言說，他也是帶頭就地維權的知識分子，包括他們所居住的小區拆遷維權和維護信仰的傳統形式。顯然他不屬於那種曼海姆（德國社會學家）所稱的"漂浮的知識分子"，而是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和鄉土情懷，特別是正義情懷。
國涌著書立說的範圍很廣，著作等身，但其中貫穿著一條紅線，可以稱之為"中國現代性轉型"。這是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困擾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志士仁人的頭號問題。在國涌關注的文化現代性中，現代人格的轉換和生成是他的焦點所在。處理他手中的歷史素材時，他擅長從人物性格入手，關注一個人的道德品味、做人的原則、這個人是如何處理傳統和現代的關係，他的工作是否幫助推動了朝向現代文明的轉換。對於傳統中圍繞著"皇權"及其所產生的一切，國涌有著鮮明堅定的批判，這是他的《金庸傳》引起許多爭議的原因，在他看來，金庸"未能成就知識分子的現代人格"（參見文末作者附註2）。
國涌曾經著文說是我去杭州開會（2004年春天），帶去了胡杰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給了他如同《哈維爾文集》一樣的震動。這之後，國涌本人也開啟了他自己繼續尋找林昭靈魂的路程。他讀過尚未公開的林昭的"十四萬言書"，仔細尋覓了林昭這位奇女子的思想軌跡；在不同的年份，他先後寫下了一批關於林昭的文章，持續向讀者通報林昭的新研究和新發現的材料，並於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由他編輯的《林昭之死1932-1968四十年祭》，收入了從許良英先生到各個不同世代人們的研究紀念文章，包括當時三位"90後"的中學生，這不僅是對林昭研究的集大成展示，而且是一次良心勇氣的聚集和召喚。
2005年，我的思想隨筆集《正義之前》出版，其中有一半是我喜歡和譯介的思想家和詩人——米沃什、布羅茨基、托馬斯·曼、阿倫特、哈維爾、米奇尼克等，另一半則是2004年我在《中國新聞周刊》的一個專欄"重建社會小輯"，其中有指出在我們此前的意識形態中對於社會的一系列污名化："社會閒雜人員"、"社會盲流"、"社會渣滓"、"社會上的不法分子"，提倡在重新認識社會矛盾的同時，培育社會理性，從而實現更多社會自治。國涌敏銳地把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部分結合起來，問我"可否把前者看作是你的精神源頭，後者則是你用自己的言詞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此深入的理解令我大為感動。我這次才發現，這年國涌還寫過一篇關於拙作《水木年華》的書評，這是我在非典不能出門時期寫的一本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回憶錄，很少有人提到過。他應該很好奇一個人走過的道路，他細心地從我的書房發現，我個人閱讀中哲學書籍的分量比文學更重要。
傅國涌與崔衛平討論魯迅。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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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涌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他的交遊十分廣泛，太多的人可以說"我的朋友傅國涌"。但他與人交流時，話題緊密，注意力高度集中，絕無閒適的、浪費時間的成分。在眾多懷念文章中，我見到有寫到國涌反對打麻將，認為那是無端消耗生命，我覺得這十分符合國涌的性格。我也舉一例。何方先生（1922-2017）與我同住順義後沙峪一個小區里，人稱何先生為《炎黃春秋》三駕馬車之一（另兩位是李銳和杜導正），他曾擔任張聞天的政治秘書，多年在外交部工作，後寫了《黨史筆記》、《從延安一路走過來的反思》兩本重要著作，還有一些反思中國外交路線的重頭文章。國涌一經與何方先生認識，他來北京時便經常拜訪這位老人，我也在何方那裡見過國涌。何老去世之後，國涌寫了深情的懷念文章，其中不止一次提到何老夫婦帶他出去"吃好吃的"。何方夫婦對我也極好，我住得那麼近，幾步就到，但是沒有一次被喊去與他們同吃"好吃的"。他們之間應該有更緊要的話要談，免得我這個不諳歷史的人沖淡了話題。
2016年11月我受浙江德清圖書館的邀請去做一個講座，之後又去了蘇州，在當地"半書房"與讀者見面，主辦方請來國涌當嘉賓。為了讓讀者一目了然，蘇州的活動主題為"今天我們怎樣看待魯迅"。沒曾想到，第二個與嘉賓對談環節時，國涌與我當場發生激烈爭吵。我是拿著一篇半成稿的文章（《衝突與逍遙》）上路的，所以記得自己的觀點，大抵是以賽亞·伯林的思路，指出在極權主義的上游，浪漫主義要負一些責任。對於魯迅受尼采影響及所發展出來的隱喻式政治歷史表述，我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國涌對於我批評魯迅大為不悅，他提出了毫不退讓的反駁，具體觀點我不記得了。同去的、原德清縣圖書館館長慎志浩先生，在悼念國涌的文章中有如下記載——
在這場對話中，崔衛平側重說的是一個"浪漫主義"觀念在中國的首播者、一個革命者的魯迅；而傅國涌眼裡依舊是傳統的醜陋人性的揭示者、鞭撻者的魯迅。傅國涌是觀念在原址上的鑿進，崔衛平的見識則是另闢蹊徑，無疑是新穎的獨到的。兩位大學者唇槍舌劍互不相讓，精彩紛呈。
慎志浩先生並發來這次爭吵時的圖片。看起來我們都在原座位上坐得好好的，面帶微笑，但我記得自己當時激動得站了起來，國涌也站了起來，我們在講台上來回交叉走動，邊走邊說。對我來說，仿佛2013年大病手術之後喪失了的力氣，第一次重又回到我身上。近來不止一次讀到有朋友在懷念文章中說，國涌提醒別人不能僅僅讀魯迅，魯迅有其局限性，他推薦對方去讀胡適，顯然他對於魯迅也是有反思的。同樣，我對於魯迅其實也一直是尊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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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我與他用微信進行交流，前後大約有半個月左右。在這種交流中，他促使我翻譯了一本新書《平行城邦》（該書作者為捷克知識分子本達，本書為他的散文集。本達關於平行城邦的思想曾得到哈維爾的積極響應。——編者注）。
更早些時候，我讀到2017年2月《紐約客》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印度政治評論家和小說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題為《瓦茨拉夫·哈維爾關於如何創建一個"平行城邦"的經驗》（參見文末作者附註3），他視"平行城邦"為川普年代抵制新的極權主義現象的思想資源。作者提到剛剛在美國拉開帷幕的反川普運動，與哈維爾他們當年從事的公民活動有所匹配。今天川普的反對派們，也可以創造他們自己的"平行城邦"，從而"在自由世界塑造一種救贖性的異見政治"。他的觀點遭到了澳大利亞一位哈維爾專家丹尼爾·布倫南(Daniel Brennan)的反駁，他於2019年發表文章《在川普的年代讀哈維爾》，提出哈維爾與眾不同之處，恰恰在於沒有提出或推薦一種"救世"的方案，對於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思路保持終生警惕，哈維爾天生是反烏托邦和反彌賽亞的。
兩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都有其意義，也讓我意識到，西方世界的人們仍然把哈維爾視為從中汲取的精神資源，而運用中文的我們沒有理由將哈維爾置之腦後。於是圍繞著"平行城邦"這個題目，我找到了這本《中歐的公民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的聲音》（Civic Freedom in Centry Europe: 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提出"平行城邦"（parallel polis）概念的是瓦茨拉夫·本達（Václav Benda，1946-1999），1978年他在"七七憲章"一再遭到挫折和危機時，建議"七七憲章"成員不要局限於自身及自身話題，而需要增強與他人之間的連結，把自己放到更加廣闊的社會空間中去，創立與官方權力及其機構相平行的各種獨立的社會自我組織。
我把本達的文章粗粗翻譯了出來，通過微信發給了國涌，憑著2004、2005年關於重建社會的交流討論，尤其當下我們當中許多人也處於本達和哈維爾都形容過的"ghetto"當中，即與他人及社會的隔離和隔絕狀態，包括我本人，我相信他能夠理解。果然，國涌積極肯定了這篇文章的意義，肯定了我繼續尋找東歐反對派思想資源的工作，他完全明白我在做什麼。我也對他說，你目前從事的民間語文教育，在官方的校園之外開辦學堂，正是一種"平行教育"。非常可惜的是，這之後我與他本人都換過手機，這些微信交流沒有保存下來，接下來所說的僅憑記憶了。
大約過了一兩天，國涌突然發來一本書的封面，問我，你說的本達與這位本達是同一個人嗎？我一看，是一本我沒有見過的本達的英文文集，書的標題是"The Long Night of the Watchman"，也即《守望者的漫漫長夜》（參見文末作者附註4）。封面上還配有本達的照片。這本2018年出版的書，匯集了本達1977年到1989年整個異議期間的主要文章。本達是一位數學家，天主教徒，兩次擔任"七七憲章"發言人，1979年在"保護受不公正審判者"一案中被判四年，與哈維爾同案。身為天主教徒，在本達的思想和行動中，浸透著他的宗教精神及犧牲精神。他也組織過宗教方面的抵抗活動。本達是一位十分嚴謹嚴格的人，因而在天鵝絨革命之後，本達負責對於前共產黨人的審查和清除。
我有點驚訝，不諳英文的國涌怎麼會知道這本書？是否因為國涌後來也成為基督徒，通過宗教的渠道進一步了解到本達？我沒有問他，而是回答了他的問題：是同一個人。他繼而又發來信息說，捷克他喜歡帕托切克和本達。這回他沒提哈維爾，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因為在哲學家帕托切克和天主教徒本達身上，更加體現了宗教般的超越精神，釋放了個人人格的崇高偉大。顯然，個人人格是國涌始終關注的對象，最能夠觸動和打動他。在這本新找到的圍繞"平行城邦"的書里，正好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揚·帕托切克和瓦茨拉夫·本達》。我隨手把這文章翻譯了出來，給了國涌。
在該文的討論中，提到帕托切克"為憲章"匆匆寫下的兩篇文章，是一個哲學家多年的深思熟慮，即試圖在道德流失的現代社會中重新扶牢個人內心的道德根基，帕托切克1977年3月在一次長長的審訊中突然去世，也加深了"七七憲章"道德的和犧牲的精神；而本達提出"平行城邦"時，正是針對這種道德孤絕的危機狀態，提出要擴大思想視野和行動的空間。如果說道德關乎個人，是一個人的自我超越，屬於垂直方向上的；那麼"城邦"就關乎與你一道生活的人，福祉在他人和社會，屬於與他人共在的水平方向上。就反對運動而言，本達"平行城邦"的提法，顯然表達了新內容和提示著另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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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國涌發去譯文的同時，對他說，哪怕只有一個人讀者，哪怕只有一個人對這些東西感興趣，我都會翻譯出來。這的確是我當時的心境。其時我在美國已經呆了六年，中國對我來說越來越遙遠，尤其是越來越抽象，我已經無法切身感受到朋友們隨時隨地的感受，不知道如何與他們一道堅持和努力，不知道怎麼幫助他們也是幫助我自己。既然國涌對我說，他對帕托切克和本達感興趣，好吧，那我譯出一些來滿足他的好奇心。說實話，90年代初我試譯哈維爾，也是在朋友的推動下和為了滿足朋友們的需要。
國涌沒有就譯文本身繼續與我討論，但是我對《中歐的公民自由》這本書的興趣加深了。我稱之為"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聲音"，其內容是當時捷克斯洛伐克18位持異見者，回答加拿大歷史學家斯基林（H.Gordon Skilling）在1986、1987年間給他們提出的四個問題，包括"你認為'獨立社會'一詞在貴國目前的條件下是否具有相關性和意義？""這樣一個獨立社會的長期影響和可能結果是什麼？"參與者包括哈維爾和希羅斯，後者是1976年受審的搖滾音樂人之一。此時他已出獄，是他第一個提出了與此相關的"第二文化"的概念，可以視為"平行城邦"的前身和來源。就同樣的基本問題，不同的人從自己所站立的角度，做出了互相之間略有差異的回答，這讓我很來神，有差異就有豐富性！雖然都是異見者，基本立場一致，但這些微小差異體現了生命和思想的多樣性。於是我決定把這十八篇回答全部翻譯了出來，這便是這本小書"平行城邦"的緣起。
我還答應國涌，一旦找到本達的那本"守夜人"文選，一定找出幾篇翻譯了給他。但是，這個願望永遠無法實現了。好兄弟國涌，我們說好的事情呢……
這些天我在想，國涌本人難道不正是我們身邊漫漫長夜的守護人？他發掘和守護為自由中國進程做出開拓性貢獻的人們，守護在最為殘酷黑暗年代裡堅貞不屈的人們，守護人的尊嚴、人格和價值理想。國涌讓她/他們在我們頭頂上星光燦爛，而國涌自己也加入了這片永恆的星海。
現在輪到我們來當守護者，守護這片包括國涌在內的令人敬仰的星空。
寫於2025年7月17日
作者附註：
1.傅國涌引用本人關於"不與皇帝一道進餐"的原文是："在他（米奇尼克）的頭腦中，不存在一個需要不斷加以關注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不需要明里暗裡不斷關注他們的行為、動向，希冀最終由權威作出關鍵的變動，從而引起預期的社會效果，或者藉此作為自己政治賭博的押寶。採取"和皇帝一道進餐"的人仍然將皇帝看作唯一的權力資源，他將依據皇帝的臉色、皇帝將要收穫什麼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擁有的某個怪癖，也成為這些人關心的對象和行為的依據；而採取獨立行動的人們相信還有別的權力資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為當中，這樣的行為不需要皇帝來欽定，不需要皇帝賦予其意義，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賦予的。說米奇尼克是個言行合一的人，這是鮮明的例證：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著眼光向下，意味著立足自身，立足於和自身一樣獨立的人們，他和這些人們的行為便是一個富有意義的起點。他這樣的行動可以從任何地方任何人們那裡開始，而且可以馬上就去做。"《誰是亞當·米奇尼克》，《正義之前》，新星出版社，2005，P39-58。
2.但是另一方面，在國涌的這篇《金庸的致命缺陷：他始終未能成就知識分子的現代人格》一文中，有一個小標題為"與金庸同時代出生的優秀知識分子"，提到了這些人的名字——顧准、殷海光、許良英、李慎之還有戴煌、何家棟。國涌將金庸與這些人放在一起比較，也反映出國涌對於伴隨著成熟商業社會而產生的不同文化現象缺乏了解，對於金庸先生本人在香港社會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缺乏了解，導致了方法論上的錯置。
3. H. 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Civic Freedom in Centry Europe: 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Palgrave Macmillan,1991.
4. The Long Night of the Watchman: Essays by Vaclav Benda,1977-1989，Edited by F. Flagg Taylor, St. Augustines Press,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