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的出身很有戲劇性。1948年，他出生於北平一個貧寒的回民家庭，他的回名叫"賽義德"，似乎還代表他是一個"聖裔"。不過無論什麼血統，也改變不了他們只能在護城河邊住棚屋的事實。
那時，中共國尚未建政，北平仍處於國軍的控制之下。次年1月，隨著「解放軍「進駐北平，城市宣告「解放」，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張承志一家並未隨戰亂逃離，而是留在了這座即將發生巨變的古都。戰爭讓這個本就貧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這樣的出身，在歷朝歷代都算得上是"地獄難度"——既屬邊緣少數民族，又身處社會底層，還生活在驕奢淫慾的京城之中。然而時代巨輪轉動，命運悄然生變。他那原本卑微的身份，竟在這個新生的政權之中，被賦予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象徵意義，成為千萬人眼中的"根正苗紅"。
簡單來說，新政府非常關照這一戶特殊的人家。家庭生活自然不成問題，他們絕對不用擔心生存問題，政府也將他們安排進了胡同里。作為"紅五類"的孩子，張承志自然也接受到特殊對待。
張承志被特別安排，進入了清華附小，然後考入清華附中。但在社會福利的特殊對待的同時，他的身份又深深的影響了他的童年。他的父親在童年中幾乎缺失，他幾乎是在祖母與母親的照料下成長的。
另一方面，在學校里，同學們也總是會嘲笑他的回民身份，叫他小回回——畢竟都是些小孩子。不僅如此，他的祖籍其實在山東濟南西關，而實際上對北京的認同不怎麼高。所以對於他的童年來說，是異族異鄉的生活造就了他孤僻而又蠻橫的性格。
事情的發展在1964年。政權早已穩定，大躍進也結束不久，整個國家的發展慢慢恢復。作為首都，肉蛋奶米麵又成為了市民們的家常便飯。在國際上，中國已經進入了反蘇反修，大戰兩個帝國的時代。而國內，吃飽了飯就要建設精神力量。四清五反，憶苦思甜，整個社會都進入了一種喜悅的亢奮之中，仿佛每個人都恨不得用生命為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多快好省的添磚加瓦。
張承志此年正在讀高二。或許是受了大躍進的影響，他協同幾個同學，成立了"紅纓"小組，提前學習高三課程，立志要提前一年報考大學。如果這麼看，事情似乎還沒什麼太大問題。但清華附中的人清楚，大的要來了。
就在這一年，一名普通學生婁某與一名高幹子弟熊某，因為打飯插隊問題而爭吵。嘈雜之中，婁某竟動手打了熊某。時任校長萬邦儒將這件事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反而引起學校里高知分子的不平。高幹派與高知派的大字報互不相讓，竟貼滿了半個大飯廳。誰都能看出，山雨欲來風滿樓。
同一年，毛澤東與外孫女王海容進行了一次談話，王海容表示她們的教員不允許他們上課看小說跟打瞌睡，星期天還要開各種會議。毛澤東表示，要允許看小說打瞌睡，星期天不要開會。原話是這樣的："回去後，你要帶頭造反，星期天不要回去，開會你就是不去。"
這本來不是什麼嚴肅的對話，更沒什麼政治大指揮，但問題是：說這話的人是偉大領袖毛主席。
全國各地仿佛收到了最高指示，開始嚴肅研究"造反"問題。在清華附中，學生們寫出《造反精神萬歲》，指出造反就是要突破陳規，打破權威，敢於做自己。
然而不久，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發表，矛盾直指文藝界與教育界。雖然當時附中也有很多學生認為這是牽強附會，但總的趨勢是贊成。伴隨著情勢不斷加劇，學生們開始以各式各樣的小組與筆名，發表壁報，展開對教育路線的抨擊。而在其中，張承志用筆名"紅衛士"也發表了自己的大字報。
到1966年5月7日，毛澤東表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徹底點燃了學生們的怒火。不同學生之間本來政見也是不同，乃至互相攻擊的。但在此消息之後，5月29日，各政見的核心分子在圓明園展開會議，正式宣布成立清華附中的學生造反組織。而大家看中了張承志的筆名，邃將其命名為"紅衛兵"。
嚴格來說，張承志在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團體中地位並不算高。他畢竟只是"紅五類"，遠不如那些高幹子弟，軍人子弟威風。但隨著事情愈演愈烈，全國各地都掀起紅衛兵風暴。在首都北京，紅衛兵門就已經開了殺戒。到了紅八月，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小將，宋彬彬給他戴上了袖章的那一天之後，殘酷的屠殺就宣布了開場。在北京的這場屠殺之中，高幹子弟是絕對的風流人物。而在他們身後充當背景板的，就是普通幹部子弟與紅五類出身者了。張承志屬於這一批人，因此，他在童年時遭受的冷落與疏離感更加強烈起來，並逐漸要無法控制。
紅八月到來之時，他找到了自己的"人設"——工農子弟。渾身肌肉緊繃，穿著破舊軍裝，手提一條寬皮帶，成了紅衛兵張承志的標準像。
1968年的四月，北京城依然紅旗飄飄。清華附中一批剛升上來的，年輕的小紅衛兵們提著糨糊，在城裡的角角落落刷上標語與口號。大家都這麼做，這沒什麼。但問題是，這些孩子實在調皮，居然在張承志的紅衛兵辦公室門口也刷起了標語，連門楣都沒放過。他們可能以為這沒什麼大不了，但在當時遍地鮮血的北京，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終於，張承志的怨氣找到了抒發處。
第二天中午，這些孩子們到食堂去吃午飯。剛剛靠近，就發現門口的台階上坐著一二十個老紅衛兵們，為首的正是張承志。一見孩子們過來，老紅衛兵們集體起身，將他們包圍起來。孩子們心有預料，但還是幼稚的與他們大吵起來，嚷嚷著這麼做的合理之處。
只可惜，張承志揮手一拳，直接打在了他們臉正中央，紅衛兵一擁而上，開始圍毆這些孩子。紅衛兵就地取材，拿來諸多搪瓷飯碗，就往他們腦袋上砸，將他們打的頭破血流。就在要鬧出人命的時候，也來吃午飯的一支軍隊看到了這一幕，救下了小紅衛兵們。
這群人為首的叫仲維光，他的皮夾克被撕成兩半，門牙被打到內侵四十五度。這件事讓他記恨了張承志一輩子，乃至很可能推動了他的思想轉變，導致其如今成為一名堅決的海外反共主義者。
1968年，毛澤東的一句"大有作為"，再一次掀起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而在去年剛剛畢業的張承志，當然在第一批就加入了運動，跟他的紅衛兵同僚們一起到來內蒙古烏珠穆沁插隊。此時的張承志時年20歲。在草原上，張承志住到了牧民家裡。一望無際的草原，半定居的生活。草原的生活苦，給這個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帶來了巨大的震撼。而在蒙古人群當中，雖然他不是蒙古人，他卻也似乎沒有了伴隨他二十年的疏離感。
張承志遠離了人群，也遠離了北京的打打殺殺。或者說，他反而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感覺。在草原，因其長得凶神惡煞，性格又怪癖孤張，混了個"張匪"的綽號，位列草原上"八大土匪"之一。作為青年勞動力，各家主婦們經常把他抓差來幹家務活，搗黑米之類的。在下鄉的家庭，張承志與蒙古老鄉阿洛華結為兄弟，這份兄弟情也維持了一輩子。這也是為什麼，當你看張承志的散文，如《牧人筆記》的時候，看到他說"嫂子""我家的"，你就要知道這說的是這戶蒙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