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前有一段「香港熱」，很多國際文化研究或後殖民研究都討論香港的問題，但我覺得遺憾的是它們並未觸及政治解殖的層面。這個問題不僅未被討論，而且被另一個問題給置換，也就是如何保持香港的平穩過渡，最關鍵的詞彙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這組詞彙是來自於中英雙方的角力，加上香港普遍表達對共產中國的恐懼，於是最終決定保持原來的樣子：北京政府必須保證香港如同之前一樣，用基本法的框架大致把它封存下來，而且保證保鮮期50年。結果香港進入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狀態，到現在為止香港等於冷凍、封存了英國的殖民體制。這是在中國、英國、香港三方都接受的情況下造成的。當時香港人並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但這樣的殖民地狀態我想在1997後矛盾就逐漸出現。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嚴重，在全世界經濟體的排名大概都在前三位。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存在一個特首，雖然我們都認為他是北京所派命的，不過程序上仍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這個選舉委員會是由八百人構成，分別由界別委員會選出，這些界別包括文化界、金融界等，當然他們被配置的票數比例不太等同。這些界別所扮演的是社會的功能性團體，這個運作方式像是義大利法西斯時期所形成的政治結構，亦即把社會分成各種界別，再分配政治權力，用一套體制將彼此組織起來。這些界別看起來都可以發揮功能，但事實上僅被少數的界別掌握。舉個例子，香港的幾個大財團便壟斷了這些界別。因此，八百個委員內，這些財團可以操控大約四、五百張票。因此，香港政治權力的分配同樣也是不平等，而且貧富差距與政治權力的不平等是重構的。因為，這個政治經濟結構確保了最有錢的人同時也是最有權力的人。這在港英時期就已經出現，香港當時的港督背後有個行政局，行政局內部有幾個當然的委員，例如滙豐銀行的主席，這代表的是英國金融體系如何在殖民地內部進行政治統治。這個體制延續下來，現在只是換成了選舉委員會與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但仍然確保商業與金融菁英壟斷社會與政治的地位。香港是最服膺於自由放任經濟學的經濟體，Milton Friedman曾讚譽香港是資本主義的天堂，香港人也很高興，但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是在亞洲四小龍裡，是最晚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地方。這與香港政府不願投入免費義務教育有關，因為一旦要投入公共支出勢必得增加稅收，而這是資本家所反對的。同樣地，亞洲四小龍裡，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小龍都經歷慘痛的產業升級，香港則無法走向第二階段工業化，因為一旦采行工業化，便需要政府大量的投入，香港商界是不會同意像台灣發展新竹科學園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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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這樣的內部矛盾下，2003年出現了50萬人的「七一游行」，雖然這場游行如今看來具有反動的性質，但至少開啟了一個社會運動的氣氛。之後也出現許多保運活動，像是文化古蹟保育，許多青年與當地的居民結合，一起參與保護舊城區、歷史古蹟的運動。這個運動在我看來，出現了香港的解殖想像。保護歷史古蹟與解殖在香港產生了弔詭的關係，舉例來說，前年有群香港年輕人在保衛皇后碼頭，這個碼頭傳統上是英國港督就任或英國皇室成員來香港時上岸的碼頭。但政府規劃要拆除，供財團進行大型的商業計劃。香港年輕人的捍衛引來許多的批評，例如有些報章輿論認為他們是在迷戀殖民文化、在保衛英國殖民遺產。但在我看來這個保衛文化遺產的運動恰好是解殖的想像，因為首先，它並不否認殖民的歷史，也不試圖掩蓋；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在保衛殖民記憶，也是在對抗香港城市發展的邏輯。香港城市發展的邏輯是我們有大概五成的土地是公園，其餘狹窄的土地才來建築、開發。這是政府炒作土地價格的作法，政府的稅收就是從這些土地增值而來。這種作法造成地租昂貴，也限制了香港人有多樣生活的想法。這個城市發展的模式正好是殖民時期主要的經濟命脈之一，而香港主流社會也完全接受以這種經濟增長的模式。今年的反高鐵運動，都是在這些脈絡下伸展開來。只是目前真正的反殖意識有多強仍不夠明確，裡面的本土意識，在我看來並不是所謂的「港獨」運動，而是在進行解殖的工作。因為，這些民主與社會運動都是針對香港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的殖民地遺產進行的：一方面保護文化古蹟，另方面也要求民主參與、甚至釋放劉曉波；追求本土並不意味放棄對中國大陸政治的關懷，甚至可成為中國與香港彼此之間社會運動的結合。例如Twitter裡面有許多中國內地的朋友支持香港人反高鐵及爭取更多的民主參與。反高鐵運動的意義不僅止於香港，在中國近年來發展的許多高速鐵路，也犧牲了許多人民的生活、拆遷許多農村，香港反高鐵必須提高到一個視野，反對高鐵背後的意識型態，而這個反對訴求對於整個中國也非常有意義。
新左派與保守主義出現了緊密的結合。這種趨勢我覺得非常值得觀察，這也是我憂心的，中國是否會出現一套國家主義的論述。——梁文道
二、如何理解「盛世中國」？
陳冠中：
1992年我到中國後，感覺到中國正發生劇烈的變化；但2008年的變化更是巨大，那年中國發生西藏三一四事件、五一二地震、奧運、西方金融風暴等，中國政府華麗轉身，民眾覺得西方並沒有那麼好，而中國的發展使政府和民眾的自信心都高漲起來，我感覺到中國人的盛世感在2008年逐漸浮現，我聽到更多的是年輕一代人這樣的想法。其實他們處在矛盾的狀態，一方面生活壓力非常大，很難進入好的大學、要靠關係找到好的工作、憂慮是否買得起房子；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特別忠黨愛國，容不得有人批評中國，對他們的父輩一代對黨和政府的批評也不耐煩，他們相信現在是很好的時代，所以他們特別支持政府。國家所傳達的意識型態和歷史解釋，他們完全內在化了。由此我似乎觀察到下一輪中國的模樣，時代提供一個故事給我，於是我寫成小說。2009年1月份之後我開始動筆，寫了半年完成。我把時間推延至2013年，事實上，是在寫2009年；希望藉由時間的推延把2009年的情況更突顯出來。我想問的是：如果這樣一個盛世真的出現，知識分子如何自處，幸福的意義是什麼？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崛起，這個21世紀的大國應該是怎麼樣的大國？
對於大國崛起的事實，中國內部的知識分子很多也是非常興奮的，願意因此忽略或漠視許多問題。譬如說，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是否屬於殖民主義，知識分子大都是不想也不能觸碰這種問題。要知道甚至一個民主的共和國也可以是實行、支持殖民主義的，法國第三共和就是法國殖民主義最盛的時期。
在近幾年中國對於異議的聲音採取更多樣的壓制方式，也就是說，面對這樣的盛世，體制內已經不存在糾錯的機制，每個有位置的人都在說官話，盡力附和政府，這種情況到這兩年特別嚴重。而因為中央政府近年稅收增加，非常富有，也提供了許多資源給予學者，導致學者為求做學問不願多批評政府，許多產官學菁英都在政府的資源挹注下，過著豐富多彩的生活。以致於知識分子雖然大都知道社會有問題，但不想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他們能夠做到「不說真話，但也不講假話」已經難能可貴了。
近年大陸思想界的分歧很厲害。我曾參加過一個座談會，與會者有自由派也有軍方鷹派，主題是討論中國的未來；鷹派的學者跟我說，他們支持中國的民主憲政，不過通往憲政的道路現在只能是軍政；他們與自由派都批評政府，但軍方鷹派對政府的批評主要是反對政府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指責政府對中國的未來缺乏強國應有的遠見與戰略。
反觀，台灣或香港其實在以上和其他許多話題層面都可以著力，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
梁文道：
台灣與香港兩地在談中國的時候都有用中國來談自己的傾向，就和中國人談論美國其實都是在談自己，美國只是個區分內部政治立場的座標一樣。同樣地，台灣與香港的大眾媒體每次在談論中國時，也都是在談論自身。在香港，談論中國只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典型的反共反華，他們對中國的評論都是制式的，譬如說山西要是又發生了礦難，這類評論就非常簡單，最後的結論就是一句話：因為共產黨不民主。為什麼奶粉裡會有三氯氰胺？答案也是因為它是獨裁國家。所以談中國談了半天，只是不斷地加深與固定原有的刻板印象，無法細膩而深入地讓大家看到更多東西。另外一種類型的評論是這樣的：他們會說中國很大、很複雜，不能用簡單的價值來判斷，例如劉曉波被抓，我認為言論自由是基本的底線，這樣的作法絕對是不對的。但有一些學者似乎只是模仿中國官員的講法，大談「凡是都要有個過程」之類的論調。這兩派言論表面上是在談論中國，但其實都只是在投射自我主觀的願望，或者在表達與中國的某些關係罷了。我在香港常聽到許多讚揚中國的聲音，譬如曾經有個富豪找我去吃飯，問我為什麼對中國常有意見，他認為中國目前非常好，要做什麼馬上就可以做、要蓋什麼馬上就蓋起來。香港許多人很羨慕中國，認為這樣才是魄力、效率、速度。然而，這些速度或效率背後的真實面卻是很少被理解。他們這些意見只是反過來在批評香港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