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中國評論的類型，同樣也發生在台灣。台灣輿論在談論中國時也多是在談論自己。香港與台灣都把中國當成座標，作為自己內部人群區分的方式，而非把中國視為一個真實存在的對象。這是兩地今日要談論中國最大的問題。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課題，我觀察到的是中國目前存在著一種法西斯的傾向。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出現幾次的論辯，像是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區分，雙方都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有不同的判斷。最近幾年的論辯有著很巧妙的演變，除了新左派與自由派外，出現了另一組的立場，目前仍未有明確的名稱去定位它，但一般稱為保守主義者，或者國家主義者，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政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他們從事古典學研究，目的在於陶養人格、培養政治領袖。國家主義者出現後，原有的新左派與自由派出現微妙的牽動。新左派過去批評英美的新自由主義，並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劃上等號，然而，在經歷金融風暴後，之前一些新左派成員如今的論點，卻反過來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的。更有許多學者開始思考「中國模式」，全方位地從法學、政治、經濟、社會闡釋「中國模式」，例如有位中國法學的學者就不斷提出中國憲法有自身的特色，它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中國模式」具有吸引力之處，在於他們往往以挑戰西方霸權與主流論述標榜自身，認為中國有自身的一套，不受西方宰制；他們預設了一個本體論上的中國，西方理論資源根本派不上用場。對外在西方的知識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對內則對政府的作法提供了正當性。新左派與保守主義出現了緊密的結合。這種趨勢我覺得非常值得觀察，這也是我憂心的，中國是否會出現一套國家主義的論述。
只能透過直接觀察與寫作，才能釐清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否則僅是停留在對它片面的疑慮或不安。——陳冠中
三、兩岸三地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
陳冠中：
1970年代當我開始撰寫文化評論時，對於上一代香港知識分子掛在口邊的這個詞彙是比較偏向玩世不恭的嘲諷，到了中國後，我也並不把自己定位成中國知識分子。當近年來英美思想界越來越多使用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後，也轉而影響中文的語境，三地民間也逐漸較常用公共知識分子這說法，鼓動了讀書人、文化界重新肩負一些改革與批判的使命。一開始我參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評論時，我並沒有想被說成公共知識分子，只是希望能帶給大陸不同的想法，主要座標是北京、上海、粵港的城市與文化，或者觀察輿論中比較少人談論的面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像是大陸出現維權運動，我就介紹美國的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的資訊。我當時並不直接評論中國時政，直到受梁文道等人的一些啟發，這三五年我才逐漸意識到我們不能把自己當成外人，或避免麻煩而不發言。我們對中國的認知只能透過直接觀察與寫作，才能釐清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否則僅是停留在對它片面的疑慮或不安。我想香港、台灣與海外都能夠提供一些思考角度給中國，不能只是旅游、城市、飲食男女的文化書寫；而中國也必須存在公共知識分子，若沒有批判的聲音，那麼中國這個准超級大國盛世的發展將是可悲的。今天我想說的重點是：台灣、香港的知識分子群體必須努力在大陸發出聲音，成為大陸公共知識分子話語的一部分，介入大陸本身的知識分子討論。
梁文道：
「中國模式」或國家主義論述的出現，相對於許多香港的學者，我是較不悲觀。我認為即便許多年輕一代的學生崇尚中國的盛世，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容易自動變成維權人士，原因在於像是廈門或廣州等地方，人民原本並不想主動參與政治，但由於地方政府和部分外資破壞了他們原有的生活、污染了家園，使他們的生命深受侵犯，這才有了主動抵抗的情況。去年更有趣的例子是，有一群網友他們平日只玩網路遊戲，像是「魔獸世界」，根本不討論時事，但文化部決定暫停這個遊戲，於是他們一夜之間都成了反對者；文化部決定封鎖的原因也不是要控制什麼，只是因為政府與企業變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體制，為了維繫自身部門的利益，主動去管控網路。這個體制會莫名其妙地干預其他領域，為自己創生了一些反對者。此外，媒體與律師也是天生的反對者，由於媒體本身就是要報導新聞，然而，中宣部時常干預新聞播報的選擇，在長久的干預與壓制下，媒體會自動的變成自由派。律師也是一樣，長年面對政治的濫權和司法的腐敗，他們不得不從骨子裹變成反對派。所以我認為這樣的體制只會製造自己的敵人。
對亞洲或第三世界國家像是非洲與拉丁美洲，中國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在做國情研究，然而，這些成果最後都上升到國家主義的層級，研究目的也轉化為如何回應西方的問題，缺乏自主的研究，以及與第三世界的知識對話和連結。在國家調控下的研究會產生許多知識關懷的偏差，像是我曾和一位水利學者聊天，討論西南水利工程對東南亞的影響，在雅魯藏布江、金沙江這些地區的水壩建設，已經導致湄公河的水位下降，整個中南半島的水稻生產都會深受影響，那該怎麼辦。學者的回應竟是：那也沒辦法，因為中國要發展。我覺得這樣的知識關懷很可怕。這反映出中國的世界觀是非常局限的，區域問題、亞洲問題都不在他們的視野中。我覺得這個區域的許多知識與社運都應該要連結。不過有時很多知識或資訊的相互學習，其成果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我去廈門訪談一些朋友在PS廠的抗議活動，我很好奇他們如何組織，標語和口號是怎麼形成的，這種型態與風格的街頭運動又是怎麼出現的。很意外的是，原來有一部分是看台灣的電視學到的。台灣的街頭運動某程度上成為他們模仿的對象，像是他們也會高喊：「大家說對不對！」香港對廣東也有類似的間接影響。
關於知識分子的身份，我個人是堅持必須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聽起來像是廢話，不過我認為，雖然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一直存在，但它的意義可能會變成一種形容詞，像是榮譽或尊稱，有時會把知識分子等同於學者。譬如中國媒體常稱我是學者，我就回絕這樣的稱號，因為我不在學院教書；也有一些媒體人用知識分子這樣的榮譽稱謂來質疑我，認為我只不過是做媒體的為什麼自居知識分子，我就會反問：你做媒體怎麼能不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對我而言，「知識分子」像是個志業(vocation)，它可以是任何職業，作家、媒體人或學者，相反地，你可以是教授但卻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因為若不如此，我就沒有責任可言。其次、我從不把自己當成外人，我在台灣出生，香港是我的家，我長期在中國工作，書寫的對象是中國。我常在想我是不是個人類學家，但人類學家很少把自己寫的東西給他田野所在地的人看。但我做的正好是這個，那我到底是算內人還是外人？我一直不把自己當成大陸的外人，但同時也意識到我處在其中有些區別。知識分子在任何社會中，都要將自己定位成既在內又在外：「內」的意思是在社會中承擔一份責任，這點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把自己當成內人就是承擔這份責任。我最好居住在那個社會中，有什麼風險盡量一起接受。但另一方面，「外」的意思是必須要有距離感，保持一種批判的(critical)的距離，關於批判論述我比較保守一點，認為它仍然是在距離感中產生的。這種身份的定位，我個人沒有答案，但卻是我每天在琢磨、衡量的課題。
（本文摘錄自《文化研究：游與疑（思想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