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思想》雜誌 on2021-10-13
思想空間編者按：
2010年2月1日，陳冠中與梁文道同時訪問台北，應《思想》雜誌之邀，進行了一場圍繞公共知識分子議題的對談。十餘年後的今日，我們與讀者們一起回首，再看當時對於香港、大陸及台灣三地思想狀況的探討與洞見；對照這十幾年來各地政局和知識分子境遇的改變，在驚異於兩人敏銳的洞察力與預見力之外，也反思於現今態勢之下，知識分子何為？民間何為？
香港反高鐵必須提高到一個視野，反對高鐵背後的意識型態，而這個反對訴求對於整個中國也非常有意義。——梁文道
一、香港：兩岸三地之間的觀察
陳冠中：
1949年後香港整個文化圈，受台灣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以我個人為例，中學時閱讀的《明報月刊》，當時就常刊登殷海光或談論知識分子的責任等言論，大一時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又走進了一間書店——「文藝書屋」，裡面大多都是台灣的書籍，像是《文星》、《皇冠》、白先勇、余光中、李敖、柏楊、張愛玲的著作。這些書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
1960-70年代，香港文化界老一輩人仍舊熱衷談論中國政治問題。1970年代初因為釣魚台等事件，興起了青年運動。當時有一本親北京的雜誌叫《七十年代》月刊，另一本完全由年輕人辦的叫《七〇》雙周刊，兩本完全不同取向的刊物。後者的許多成員之後都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或托洛斯基份子，前者的成員與讀者則很重視中國問題。當時大學生間有很多毛派與四人幫的支持者，也有反對毛派的左翼大學生，雖然兩派在大學仍屬少數，但算是大學生參與社會、關心國家的一個興盛時期。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毛派都消失了，有些進入了外商公司、後來也都成為愛國人士。我在那時出版《號外》雜誌，剛開始也有批判性的西方式新左文章，但同時也有很多介紹波希米亞及雅皮文化生活的內容。在1980年代香港金融地產起飛，整個思想市場被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占據後，文化氣氛也轉向世界城市的品味風格，批判的態度逐漸消失了。之後的不同時期我在台灣和大陸都經歷過類似的文化氛圍的轉向。
1990年代到了中國大陸之後，很多情況是不一樣的，他們知識界用的話語仍舊是香港1960-70年代的話語，像是知識分子責任、中國往何處去、革命還是告別革命等，仍要討論人文的商品化問題，這是香港80年代後一度已經比較少談論的。我剛開始的時候不太參與，很多人希望我談中國大陸的問題，但我當時認為自己對中國的理解仍然不夠，不好意思過於介入。直到2005年錢永祥叫我為《思想》寫關於中國的問題時，我才好好思考如何去論述中國。雖然文章寫的不滿意，但透過寫作過程，我才慢慢整理我的思緒跟想法。大陸的問題意識與香港、台灣是有點不太相同的，要理解他們必須進入他們的語境中，這樣的態度也會對於我們理解香港、台灣本身有所幫助。後來我觀察到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就是梁文道，他是真正engage，我從他身上學得很多觀察的視角。目前，大家很難脫離中國大陸的框架去思考問題，不參與其中也仍會受它的影響，而不參與將會很被動。現在不能再以隔岸觀火的態度去看待大陸，而是要真的參與它的公共事務、公共領域，但是需要盡量的理解大陸思想界的問題意識，作為知識分子，發出我們的聲音。
梁文道：
關於香港我有個想法，九七年後香港內部的問題是沒有把解殖或去殖作為真正的課題集中探討，更不用說作為政治、社會的變革日程表的一部分。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但解殖或去殖並不是宗主或主權誰屬的問題，而在於這個政治結構與社會肌理如何在殖民時代被組裝、被建構成一套體系，而這套體系在香港有沒有被更動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