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黃老師丈夫的遭遇並不令人意外，那麼黃老師的經歷即使在當時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當時以為紅衛兵至少還有個為了革命的真誠目的和動機，哪知他們為了泄私憤就可以把老師往死了打，而作為黨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和《解放軍日報》還在連續發表社論歡呼紅衛兵行動好的很，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天天對各地的紅衛兵講話，鼓勵他們繼續造反。
吳延佳和我全不知道說什麼好。離開黃老師家，吳延佳說：「我也當了幾天紅衛兵，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回家一說，叫我父親把我臭罵了一頓，我才清醒過來，沒去打人。」他的父親當過外文局局長，彭德懷事件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撤了職，賦閒在家多年。這是我的同學難以啟齒的污點。但從那一剎間，我對右派和右傾的觀念就全改變了。
幾年之後，我被下放到五七幹校。一次聽領導傳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文件，要求我們討論一批反革命份子的徒刑，據說是落實毛主席關於實現群眾專政的最高指示。當然我們一致表態要統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那是觀察我們的政治態度。
處死的三十八人中有一對夫婦，都是中學俄文教師。他們的罪行是為蘇修提供情報。幹校的一位戰友私下告訴我，所謂提供情報，就是還和蘇聯人保持筆友關係。我暗暗慶幸當年沒有和黃老師要蘇聯孩子的信，不然以我的性格，很可能還和遠方的筆友保持聯繫。我本人有西方資產階級海外關係（父母兄妹），如果再有東方修正主義陸內關係，豈不罪該萬死？
可我馬上又聯想到黃老師，她曾把蘇聯孩子的信給了學生，那她會不會就成了發展蘇聯克格勃的骨幹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註：現在仍屬於中國教育部的鄭親王府位於北京西城區大木倉胡同，創建於清代進關之初，是清代開國元勛濟爾哈朗的封邸。民國後，先是將王府抵押給西什庫教堂，一九二五年復賃給中國大學為校址，最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部，今天掛牌是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
鄭王府坐北朝南，原布局分東中西三部，西部花園是京師王邸花園中最好的，現改建為二龍路中學。尚存建築，只是東部殘留一些，有街門，浮雕丹陛猶存。其餘建築被拆除。近年所有劫後餘生的建築都翻修一新，原有古蹟就蕩然無存了。
大約今天很少人會想到，四十多年前這個教育發展基金會所在地竟然是一個學生可以肆意刑訊老師的國家教育部，是一個殺人無須法律的廟堂。今天無數被拷打致死的幽靈還在假古蹟的樓堂遊蕩，因為他們就這樣糊裡糊塗死去了，沒有給一個說法到底誰要為這樣的恐怖活動負責。教育基金會是屬於慈善事業，筆者偶爾經過那裡只能暗暗念一聲阿彌陀佛，祝福中國的教育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