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中學六年的外語教育是學習俄文。初中我們中學和當時國內大多數中學一樣只有俄語，沒有選擇的餘地。
到了高中，因為有少量外校考來的學生是學英語，我們一班有半班學英文，半班學俄文。我卻猶豫半天，還是繼續學俄文。我怕初中沒學英文，跟不上，影響我的高考成績，儘管我本心要學英文。這樣筆者前後經歷了三個俄語老師。
初中的俄語老師叫黃敏，相貌娟好，個子不高，說話文雅，戴著一付近視眼鏡，體態略有點發福，顯出些中年婦女的身影。現在想她當時未必就到了三十歲，只不過我們全是十三四歲的孩子，會覺得她年齡很大。
黃老師教了我們三年初中的俄文。她很少和學生發脾氣，但對我們要求很嚴，多數學生是敬畏她。如果她覺得那個學生的俄文不錯，也願意多學些，就會分別把他們找到辦公室，給他們一封蘇聯學生的來信，協助他們和蘇聯學生作筆友，以便提高俄文的水平。當時中國和蘇聯是所謂兄弟關係，雖然官方奉蘇聯是老大哥的高潮已經過去，但建立這樣的海外朋友關係還沒有被禁止。只不過那時的俄文教材不實用，生活詞彙太少，學生用俄語筆談非常吃力，還要黃老師大力協助才行。所以她也不能介紹給很多同學寫信。
我不知道這些蘇聯孩子的信是怎麼來的，反正黃老師有一大抽屜這樣的信。我沒有去要過，因為我一直想學英文，我的志向是將來念理工科，不準備在俄文上下太大的工夫。
上初一時中蘇雖然還沒開始論戰，但到了初三，半官方對蘇聯的非議已經在同學中，特別是幹部子弟中流傳了。歌頌史達林的蘇聯電影在內部重新上映，謠傳這些電影被蘇聯索回，再不看就看不到了。只是這些電影早就翻譯成中文的，並不需要俄文知識；能夠獲得的俄文讀物越來越少，顯見學習俄語沒有什麼用途了。但中國絕大多數中學的外語仍是俄語。在某中意義上說，六十年代整個中國的中學外語教育完全是個形式。
高中的俄文老師趙木凡，是個男老師。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本來是教英文的。可在四九年之後，絕大多數學校的英文課給停了，他只好現學俄文現教，我們學生絲毫沒有察覺他是俄文新手。筆者現在推測趙老師很可能過去懂得法文，因為他對俄文語法非常熟悉，這不是只通英文的人可以輕易作到的。
他要求每堂課有一個學生代表起立用俄文匯報當天的考勤情況和當天的天氣，然後由他糾正其中的語法，發音和詞彙錯誤。全班同學輪流，這是我們又怕又有興趣的活動。
還有一位袁志超俄語老師，瘦瘦的，戴付金絲框眼鏡。當時有名的《外國民歌二百首》中的俄文歌就有他翻譯的，記得好像叫《在山楂樹下》。他上課時還用俄文給我們唱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多少激發了我們學習俄語的興趣。也是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歸國印尼華僑。真不知道他在哪裡學的俄文。
在這樣三個優秀俄文老師的教導下，我們在語法，寫作和閱讀上全有很紮實的底子。可惜實用的詞彙學得太少了。上高中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如火如荼，我們的俄文課本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內容。這使我們可以猜懂《人民日報》反修文章的部分段落，例如著名的《九評》卻不知道麵包怎麼說。我們的俄文課本中基本是中文翻譯成的俄文，甚至包括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其實對那些哲學名詞，不要說俄文，就是中文我們也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