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試圖統一台灣但以失敗告終，沒有什麼比成為這樣一位領導人的遺產更糟糕的事情了。儘管中共軍方在過去幾十年裡取得長足進步，但成功封鎖或入侵台灣仍遙遙無期。而即令習近平在戰場上成功，代價也可能極高：中國可能成為國際棄兒，其經濟會因制裁而受到削弱，其安全部隊則將背負新的沉重使命，即維持對一個動盪不安的台灣的控制。
解放軍的角色可能再度被證明是決定性的。隨著習近平開始交權，他將時刻警惕，以確保軍方高層主要由與下一位接班人有聯絡的適當人員組成，並確保軍方沒有展露對習近平鍾愛的接班人政治不忠的跡象。情報評估和軍事判斷政治化的條件已經成熟。例如，下級可能更難坦率談論涉及入侵台灣的代價，中國的情報評估程序也可能受到玷污，因為分析人員會精心編制含糊不清的報告，這些報告可以被解讀為與領導人的想法一致，而不考慮最終結果如何。
眼下，對這種這種分析上的病態，習近平在閱讀情報報告和軍事行動預測時，可能已善於從心理上加以糾正。於中國而言，從官僚機器中汲取真實報告的挑戰並不新鮮；毛澤東的出名評論是，他和美國總統理察·尼克森一樣不信任外交官，中共總理周恩來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也曾一起開過官僚國家困境的玩笑。但隨著習近平步入晚年，他是否還能確保自己的判斷比其顧問們的評估先行一步，實屬未知之事。習近平不願調整其不受歡迎的「新冠清零」政策（曾在二〇〇二年導致抗議浪潮），這暗示他可能無法獲得關鍵信息。而接替習近平位置的任何人都可能缺乏必要的外交政策經驗，不知道該了解誰，該相信什麼。
更不祥的是，由於軍隊在中國政治中扮演了看不見的手的角色，戰爭在過去的接班中實現了有益的政治目標。戰爭為展示新領導人對解放軍的掌控提供了機會；看到高級軍事領導層服從新領導人的命令，可能有助於遏阻潛在的政治挑戰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國曾短暫侵入越南，這是解放軍最後一次介入一場全面衝突，它令人脊背發涼地意識到，有關接班的陰謀和誤判是如何合力推動 中共領導人拿起武器的。戰爭計劃與鄧小平廢黜華國鋒的密謀不謀而合。入侵越南或許吸引了鄧小平，原因之一是，這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可據之不那麼隱晦地提醒周圍人士，自己在軍方有深厚根基。就這樣，對鄧小平來說，這場戰爭的戰場結果或許不如其在國內政治中的政治優勢來得重要。
同時，這場戰爭的戰前評估過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高級軍官們難以理解鄧小平的戰略目標，並質疑陷入困境的解放軍能否推動河內坐在談判桌前。但因許多人知道鄧小平贊成軍事行動，所以他們保持了沉默。入侵越南的戰爭未能實現主要戰略目標，即迫使越南立即改變對蘇聯和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越南決策者看來，中國乏善可陳的戰績凸顯了文化大革命對其軍事效率造成的巨大傷害：這恰與 中共領導人期盼實現的目標相反。
不明確的接班人
在中國，政治接班遊戲在共產黨的中南海總部紅色的高牆深院之後進行，這使得外部觀察人士很難知道應該注意什麼和期待什麼。
有關共產黨政治的公開信息是缺失的，這也意味著，在習近平掌權期間，他將飽受有關他陷入政治困境的習慣性謠言困擾。例如，今年夏天，習近平即將被趕下台的消息廣為流傳，據稱是他的前任胡錦濤和他的軍事首腦張又俠將他打入了另冊。這種關於習近平過早政治死亡的傳言通常可以安全地予以無視。中國最高領導人遭到罷黜的機率並非為零，卻非常之小。但這些謠言哪怕並不屬實，也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它們是一種政府體制的產物，在這種體制下，領導層繼任動態將扮演越來越迫切的角色。
只要身體狀況良好，習近平大可能至少再干一屆，這意味著他將執政到二〇三二年或更晚，而且他很可能自行決定由誰接班。以往，退休領導人在接班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一個名為黨的主席團的禮儀性機構中任職。但這一次，黨內長者們可能退出這一程序。現年八十二歲的前總書記胡錦濤被認為健康狀況不佳。他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二〇二二年的黨代會上，當時他顯得神志不清，被帶離主席台，那是羞辱性的一幕。其他健在的黨內元老也不太可能介入；一些元老，如前總理溫家寶，可能缺乏地位，而另一些元老，如退休總理朱鎔基，則已年過九旬。
假如習近平去世時沒有選定接班人，將有爭奪出現。根據黨的章程，總書記應由擁有兩百多名委員的中央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但在全會召開之前，黨內高層中的一部分人，或許會與退休領導人和軍方將領協商，召開會議並基本上預先確定結果。假如習近平意外去世，六十六歲的總理李強可能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但這是無法確保的：一個得到軍方、安全部門和足夠多政治局委員支持的文職官員可能將他排擠到一邊。
最好的情況或許是習近平指定一位接班人，這位接班人獲得許可，在習近平任職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悄無聲息地建立權力基礎。天安門廣場鎮壓後，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將軍委主席和總書記的正式職位交予江澤民，當時鄧小平雖年事已高，仍精力充沛。鄧小平向江澤民交棒時，後者於北京和精英政治而言都還是新人。江澤民的地位，尤其是與軍方的薄弱關係，繼續為鄧小平奉上籌碼，他利用自己的最後時光呵護江澤民度過了執政的最初幾年，使這位新人免受競爭對手的影響，同時也堅定推動他邁向經濟自由主義。相較而言，假如習近平指定了一位接班人，但拒絕或無法允許其建立權力基礎，那麼在習近平去世後，有可能亂作一團的領導地位挑戰將影響到這位接班人：這與華國鋒的遭遇是差不多的。
要效仿鄧小平的模式，習近平需要選定一位能夠在數年內推進自己議程的相對年輕人士。他可以先任命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擔任黨的書記處負責人，這是一項重要工作，可以讓對方熟悉政治局的內部運作。最終，習近平甚至可能讓此人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賦予其軍事事務和執政權方面的一些經驗。對這位接班人來講，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是令其準備好，可以在五十多歲或六十多歲時捕手總書記這一最高職務。
令人吃驚的是，七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委員中，目前沒有一人符合這一條件。到二〇二七年，李強將年近七旬，到二〇三二年將年過七旬，這比最近幾任黨的領導人上任時的年齡要大得多。蔡奇擔任黨的書記處書記這一關鍵職位，這是通往最高職位的墊腳石，但他只比習近平年輕幾歲。丁薛祥將於二〇二七年滿六十五歲，這使他成為一個更合理的人選，但他從未有過在一省或直轄市從政的經歷，而這可能是確保接班人是一位稱職管理者的前提條件。其餘三人，即李希、王滬寧和趙樂際，他們也年齡太大，不可能成為競爭者。
在更大範圍內，政治局提供了更多候選人，但每個人的名字前都有一個大大的星號。陳吉寧是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和江澤民都曾擔任這一職務，六十一歲的他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之一。但陳吉寧並非現任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或許希望在他接任前幾年加以提拔，以便他可以熟悉情勢。（習近平在擔任總書記五年前就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到陳吉寧準備就緒時，他的年齡將超過江、胡、習上任時。
外界最有可能在預計於二〇二七年召開的下一次黨代會上洞見可能的接班人的蛛絲馬跡，通常共產黨會在黨代會上宣布政治局常委會的改組。但從候選人的情況來看，假如習近平做出選擇是著眼於二〇三二年的權力交班，那麼他需要指定一位較通常更年長的接班人，或者不得不選出一位缺乏典型血統的黑馬接班人。（最後一句中的「更年長」或為「更年輕」之誤，下同。因為，假如在下一次黨代會時已更年長，那麼再過五年接任時只會更年長；只有在下一次黨代會時更年輕，再過五年接任時才會更年輕，才有競爭優勢。——譯註）
繼承人更年長或許意味著習近平欽點的接班人無法相當長久地貫徹習近平的願景，這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習近平希望避免蘇聯在其政權最後十年面對的難題。一九八二年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後，他的兩位年邁繼承人都只在位一年就去世了。結果是，戈巴契夫獲得提拔，他主導並見證了蘇聯政權的瓦解。習近平經常談到蘇聯的垮台，希望防範中國遭遇同樣的厄運。
但令人大跌破眼鏡的人選也會有風險，因為這意味著要將二十四人政治局的所有現任委員排除在外。換言之，整整一代政治家將失去領導國家的機會，而他們受挫的野心可能在未來數年影響到中國政治。如此內部緊張態勢，可能會為這樣一位政治家從各派人馬當中湧現創造機會：他要麼如同一九七八年的鄧小平那樣奉上一套改革議程，要麼懷揣一套比習近平尊奉的那一套更保守、更民族主義的議程。
路線糾正？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隨著接班問題在黨內久拖不決，政治氣氛將愈發緊張。習近平每一年未能確定和培養接班人，都將增加共產黨和中國走向更混亂道路的可能性，比如，獲得提拔的一位弱勢接班人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就此而言，不時傳出的有關習近平的所謂政治死亡謠言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信號，不是因為它們確有其事，而是因為它們昭示了未來的麻煩。
美國決策者理當領會中國即將到來的接班挑戰所固有的風險，但他們也必須避免利用這一挑戰謀取地緣政治利益的誘惑。試圖干預接班過程將違反主權原則，並可能以外部行為者無法預料的方式加劇國內政治緊張態勢。內部講話顯示，包括習近平本人在內的領導層仍將一九八九年學生領導的抗議運動視為「西方敵對勢力」推翻共產黨的陰謀，這種不信任繼續給中美關係蒙上了陰影。
美國不應介入，而應在密切關注的同時允許這一過程展開。雖然共產黨的地緣政治評估和意識形態信念比習近平更重要，但期待後習近平時代出現一位更溫和、更有節制的領導人，他並非趾高氣揚的民族主義者，也能拆除現任領導層在國家周圍築起的圍牆：期待這樣一位領導人實施路線糾正，並非沒有道理。
事實上，以往的共產黨通過接班過程實施了路線糾正。從毛澤東的激進社會主義到鄧小平更加務實的改革開放政策，這一轉變為來年提供了令人滿懷憧憬的教訓。鄧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習近平的接班人可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本文第一作者是布朗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第二作者是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本文原題「After Xi」，原載《外交事務》2025年9/10月號。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