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初春，我正在四川省萬縣市（現重慶市萬州區）一所中學念高三，再過幾個月就要高考了，我們已進入複習迎考的衝刺階段。當時，全社會已經並繼續在發生巨大變化。神州大地，雷鳴電閃，但我和班上的絕大多數同學一樣，缺乏政治敏感，全然沒有理會社會上的巨大變化，仍然一門心思地想著高考。時間到了5月，高考進入倒數計時。就在過兩天就要填報高考志願的一天上午（那時是先填報志願，後進行高考），班主任走進教室，宣讀了一則國務院關於高考延期半年的消息。延考的決定一公布，學生們來不及細想，便紛紛扔下書本，積極響應號召，投入到那場轟轟烈烈、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去。
萬州的形勢和全國一樣，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造反的學生在紅司令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下，勢力迅速壯大。我所參加的「赤旗」戰團，已經在學生組織中占有半壁江山，足以在萬州城呼風喚雨。而和「赤旗」對立的學生組織「東方紅」卻節節敗退，奮力掙扎。人心已經大變，造反成為時髦。
那時，一個人即使沒有參加某個組織，但思想上總有某個組織的觀點，幾乎沒有逍遙派。為證明各自組織的正確性，為捍衛心目中的革命路線，為表白自己才是偉大領袖最忠實的信徒和衛士，人人走火入魔，拼命地呼號吶喊。有派就有觀點，觀點相同，就是同志朋友，觀點不同，就會反目成仇。因為每個人參加的組織各不相同，一家之中分成幾派，夫妻之間各為其派而觀點對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一時間，似乎天大地大，不如派別大，爹親娘親，不如觀點親。
萬州和全國一樣，這一時期也迅速形成了兩大派群眾組織，比較有名氣的是「赤旗」、「主力軍」、「工人造反軍」，他們是運動初期自發成立的群眾組織，其鬥爭矛頭直指黨內當權派，被稱為造反派。與之對立的是「東方紅」和「紅色造反兵團」，他們成立於運動之初，多多少少有些官方背景，因而被說成保守派。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兩派都是萬州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在文革發動者和運作者們的編導下，這兩派組織勢不兩立，攻鬥不息，在萬州這塊不大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連台鬧劇。其中較為著名的當數「二月鎮反」和「六三事件」。
（二）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風暴」席捲全國的那一陣子，萬州的「赤旗」、「主力軍」等組織不斷發展，而「東方紅」和「紅色造反兵團」等組織卻在城裡聲名狼藉。於是，他們開始把主要陣地轉移到農村，意欲利用農民樸素的階級感情和比較保守的觀念，扎穩陣腳，採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和對立的「赤旗」、「主力軍」等組織一決高下。在這樣的背景下，1967年1月中旬，萬州發生了有名的「落凼事件」。落凼公社是萬州遠郊的一個鄉場，「東方紅」和「紅色造反兵團」等組織在當地勢力強大。當時，盛傳那裡的「赤旗」派受到殘酷迫害，不僅遭到捆打，有的甚至還喪了命。一時間，「落凼事件」撲朔迷離，在萬州城鬧得沸沸揚揚。於是，萬州兩大群眾組織「主力軍」和「赤旗」就組織人員，要對「落凼事件」展開調查。不過名曰調查，實則是想把兩派鬥爭的戰火燃到農村。
我們隊裡的何同學，是「赤旗」戰團的調查人員。何同學拉上我，要我和他一道，去附近農村調查兩派消長的情況。而在「赤旗」戰團任頭頭的汪同學，這時又推薦我去當時萬州有名的群眾組織小報《江城戰報》工作。我則打算先與何同學一道，作作農村調查後，再去編輯部報到。後來慶幸，幸好沒去及時報到，否則，或許早成為槍下冤鬼了。
全國奪權鬥爭的深入開展，更加突顯了文革新貴與舊寵要員間的矛盾。權力是鬥爭的根本，一方要攫取新權力，一方要保護既得權益，雙方的尖銳鬥爭就必不可免。2月中旬，在中南海懷仁堂，圍繞黨政軍大權的爭奪，就發生了所謂的「二月逆流」。所謂的「二月逆流」，在北京是會議室里對中央文革的怒斥，在外地就是對造反派的鎮壓。
1967年2月22日，萬州發生了令人震驚的「2·22鎮反」。那時，我們戰隊的同學都住在學校，而學校就在萬縣軍分區下面。那天凌晨，我們還未起床，就被軍分區的高音喇叭聲吵醒。喇叭里傳來宣布「主力軍」是反革命組織，「赤旗」是反革命幫凶的刺耳聲音，還反覆廣播在一些地段實行戒嚴的通告。學生們一聽，大為震驚和不解，馬上開動學校的高音喇叭，向著軍分區方向抗議，說這是鎮壓革命群眾組織的反革命行動，並號召學生們不要理會戒嚴令，立即上街遊行抗議。
早上，由各路學生、工人、幹部和市民參加的遊行隊伍匯集一起，開始了聲勢壯觀的大遊行。這時，傳來「真元堂」里有群眾被打死的消息。「真元堂」原是一座教堂，文革期間成了群眾組織「主力軍」的總部駐地，我原先準備去報到的《江城戰報》編輯部也設在裡面。
「主力軍」是當時萬州最知名的群眾組織。運動初期，他們的鬥爭矛頭直指黨內當權派，因而成為萬州地區「二月鎮反」的首選對象。之前不久，當權者們已對這個群眾組織恨之入骨，並羅織了許多罪狀，甚至編造了他們要組織「反革命武裝暴亂」的駭人聽聞。鎮壓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反革命組織」，自然得到了上面的首肯。
聽說，那天凌晨宣布戒嚴令後，軍人衝進「真元堂」抓人時，不由分說，首先對著裡面就是一陣掃射，當場打死5人。死者中，有一名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子彈打穿了他的肚皮，腸子流了出來，但沒有立即咽氣。他掙扎著用手指蘸上從自己創口流出的鮮紅血液，在牆壁上歪歪斜斜地寫下了「我是革命的」幾個字，然後頹然倒地。就在自己的生命行將結束之際，他還念念不忘「革命」，這便是那時的紅衛兵。一個遠離家鄉的青年大學生，積極響應偉大號召，踴躍投身文革運動，頃刻之間，卻成了永不歸鄉的孤魂野鬼。
設在「真元堂」里的《江城戰報》編輯部，自然也不能倖免，它和「主力軍」總部一樣，遭到了查封，主要成員也被抓捕。
「真元堂」里有群眾被打死的消息，激起了遊行隊伍的極大義憤。他們來到「真元堂」大門外的馬路上，面對持槍戒嚴的軍人，毫不畏懼，想衝進大門去搶出已被槍殺的戰友屍體。豈料在場長官下令，士兵斷然開槍，赤手空拳的民眾被無情的槍彈射殺，當場又有近20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多數是參加「赤旗」戰團的學生。
1967年2月22日，在萬州的「真元堂」內外，分別有5人和18人被射殺，加上軍方宣布戒嚴令時，在馬路上誤傷致死的1人，共有24人在槍口下喪生。這就是文革中發生在萬州的「2·22鎮反」事件。
後來，事實表明，遭到鎮壓的「主力軍」並不是反革命組織，因而這次鎮反是明白無誤的冤案。可是，一次射殺20多名無辜民眾，竟然沒人對此承擔責任，更沒有對主要責任者追查懲處。
目睹自己的戰友遇難，人們無不義憤填膺。用木板抬著在「真元堂」門外被射殺的18具屍體，開始了全城大遊行。幾個尚未被抓的群眾組織頭頭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後面是望不到頭的遊行隊伍。大家光著頭，任雨水淋濕了衣衫，浸濕了身體，仍然邁著沉重的腳步，在萬州的主要街道遊行。人們不停地呼喊著口號，呼喚著死去的戰友，唱著《國際歌》。整個萬州上空，瀰漫著悲憤和抗爭的氣氛。
全城大遊行並沒有改變被鎮壓的群眾組織的命運，緊接而來的幾天，萬州城恐怖籠罩，幾乎各單位都在抓人。我校的汪同學和向同學，因為都是「赤旗」的頭頭，也很快被抓入獄。隔不多久，還分別把他們押回學校，接受另一派組織的批鬥。批鬥會上，汪同學面色蒼白，精神不振，不時用手提提褲子。而向同學則不以為然，在批鬥會上，一臉不屑一顧的反叛神情。後來聽說，一進監獄，就會將被抓人員的皮帶、腰帶一類東西收繳，以防自殺，還對他們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為了擴大鎮反影響，把被鎮壓的組織搞垮搞臭，軍分區和警局還編印了鎮反的小冊子廣為散發。小冊子中，除了羅織「主力軍」和「赤旗」等群眾組織的大量罪狀外，還刊印了這些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熊某某、鍾某某等20多名頭頭的照片，簡述了他們的反革命罪狀。為了增強宣傳效果，還抓捕了與這些群眾組織毫不相干的國民黨舊軍官姚某某，指控其充當「主力軍」的幕後指揮。姚某某曾任國民黨軍隊的少將副師長，在萬州是一條難得逮到的「大魚」，因而被判刑勞改。出獄後，儘管這位國軍高官和眾多被定義的階級敵人一樣，謹遵「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訓示，成天謹小慎微，惶恐度日，但在那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裡，仍然在劫難逃。「2·22鎮反」中，禍從天降，這位昔日國軍的少將副師長，又被抓捕入獄，其被剃了光頭的照片，被赫然列在僅次於「主力軍」頭頭、「匪首」熊某某的第二位。那個時代，欲置對手於死地，把他與國民黨之類的階級敵人掛鈎，是一個慣常使用的有效辦法。
雖然宣布取締了「主力軍」等群眾組織，抓了這些組織的頭頭，並把他們押回原單位批鬥，但其多數成員的暗中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一些人想法跑到北京，去找紅司令和中央文革告狀；一些人在秘密串聯，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我們戰隊的主要人員都沒回家，仍然住在學校的一間教室里，議論文革的形勢，交流打聽到的小道消息，刻印和散發傳單。傳單的主要內容，是最高統帥和中央文革關於革命造反的論述、指示和講話，還有著名群眾組織的活動情況。此外，還刻印了一些歌曲，以表達那時受壓學生的心情。多是《抬頭望見北斗星》、《遠飛的大雁》一類心情沉重，企盼救星的歌曲。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中央文革為首的文革新貴占了上風，全國掀起了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記得1967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好像是《在大風大浪里成長》。就是這篇文章，吹響了全國範圍內反擊「二月逆流」的號角。當時見到這篇文章，我們激動不已，互相傳看，高呼我們就要翻身了！同學們還從多種渠道收集傳單，獲取各地被鎮壓組織不屈不撓的鬥爭信息，催生希望，鼓舞鬥志。記得當時有份傳單，綜述了青海、四川等地群眾組織抗擊「二月逆流」的情況。文章劈頭兩句便是：湟河兩岸烽煙起，巴山蜀水殺聲急。那時，我覺得文章開頭用這詩一樣的語句，很有感染力和號召力，所以至今難忘。不久，從北京又傳回告狀學生的信息：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本來偃旗息鼓的群眾組織，就像被注射了一針強心劑，一下子復甦了。被鎮壓的群眾組織又紛紛豎起自己的旗幟，拉開架勢，要與另一派組織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迫於形勢和上面的高壓，軍分區不得不宣布為被取締的反革命組織「主力軍」和幫凶「赤旗」等群眾組織平反，被抓的群眾組織頭頭和骨幹全部被無罪釋放。此外，為了消除此前廣為散發的鎮反小冊子的影響，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特地製作了相應的平反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上仍然刊登了20多名群眾組織頭頭的照片，但與上本小冊子不同，他們個個精神煥發，面貌一新，而且還被誇為忠誠的革命戰士、堅定的革命造反派。反革命和革命的轉換，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實在令人嘆絕。
「二月逆流」匆匆而過。在失去了一個多月的自由後，被鎮壓的群眾組織的頭頭和骨幹們又全部出獄了。
（三）
復甦後的群眾組織，和另一派經常發生激烈的辯論。辯論言辭之尖銳，已超乎尋常。一些場合的辯論還指指劃劃，互吐唾沫，甚至手腳並用。文鬥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露出武鬥的端倪。這當兒，萬州發生了震驚世人的「6·3事件」。
「赤旗」戰團等學生組織為了顯示其造反精神，不但要砸爛公檢法，還要揪鬥警局長。為此，策劃了到警局示威的大遊行。1967年6月3日上午，以「赤旗」戰團為主的學生，聚集了上千餘人，在其主要頭頭的帶領下，開始了這次行動。遊行隊伍一路高呼口號，來到了萬州有名的「252」（門牌號碼），那裡是萬縣市警局的大門。學生們想在那裡揪出警局長，開一個現場批鬥會。
隊伍出發前，汪同學找到我和另外一個同學，交給我們一項任務。說是在首都紅衛兵赴萬聯絡處那裡，有個什麼「百丑圖」，讓我們去看一看，看今後萬州能不能搞個類似的東西。就這樣，陰差陽錯，我沒能參加那天的大遊行，又躲過了一劫。
我們戰隊的同學，幾乎都參加了這次大遊行。其中幾個和我個頭差不多的，還走在了遊行隊伍的前頭。「6·3事件」發生的當天中午，他們回到學校，一個個臉青面黑，驚魂未定，給我講述了事件的大致經過，因此，至今我印象猶深。
學生們的遊行大隊伍來到警局門前，先是高呼口號，隨後開始進入警局院內。那時警局的大門並不寬敞，門前還有一段青石台階，大隊伍要想迅速進出是很困難的。我隊的谷同學、劉同學走在隊伍最前頭，緊接著是蜂擁而入的學生大隊伍。學生們衝進警局大院，裡面不很大的天井，密密麻麻地擁擠著好幾百學生，而大門外的學生，還想拼命地擠入門內。衝進大院的學生，高呼要揪鬥警局長的口號，和守候在那裡的公安人員發生了衝突。學生們赤手空拳，而對方在局長的指揮下，早有準備，紛紛用磚頭、石塊、瓦片等打向學生隊伍。一些學生被飛來的磚石擊中，血流滿面。正在雙方激烈衝突之際，忽聽一聲哨響，從警局後院衝出一隊頭戴鋼盔，手執鉤鐮槍的消防官兵。他們殺氣騰騰，咄咄逼人地沖向學生。學生們何曾見過這種陣勢，霎時間亂了陣腳，前面的學生紛紛奪路逃命，躲進大院兩邊的小屋，情急之下，一些人慌不擇路，從小屋的窗戶跳下，下面是離窗3米左右的小路，可從那兒僥倖逃生。而大多數進入大院的學生，惶急之下，急急忙忙地向門口撤退躲避。可是大門窄小，後面遊行的大隊伍又不知前面發生了什麼情況。就這樣，前面的人員驚慌的往外撤，後面的人員繼續往裡涌。結果，在窄小的大門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擁堵、踩踏。
我有一位陳同學，現已成為川渝知名的畫家、雕塑家，曾在事後不久對我講，6月3日那天，他也隨大隊伍進到警局大院內，在眾多學生驚恐地向外涌逃時，他被壓在了底層，上面人壓人，壓了好幾層，他根本無法動彈。幸好他沒被壓在場地中間，兩隻胳膊又支在胸前，死命抵住，才使胸部免受致命重壓，幸運地撿得了一條小命。但是，另外一些同學就沒有他那麼幸運了。被壓在底層，經不住重壓，當場窒息而亡的學生竟有30人之多，最小者竟是一名年僅14歲的小學生。另有79名學生受傷，其中一名重傷者後來被送到重慶，也沒有搶救過來。
遇難學生的屍體很快被送到專區醫院。30具屍體在醫院大門前停放了一長排，個個面呈紫黑色，慘不忍睹，那是窒息身亡的明顯特徵。緊接著，在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對遇難學生驗屍。參加驗屍的，是軍隊、警局、醫院、本地及外地學校等15個單位派出的十幾名人員。在隨後公布的驗屍紀實中，遇難學生多有「焦痂」、「鼻孔口腔有血性分泌物」之類的記述。後來有人說，是警局施放了毒氣彈，遇難學生的屍體才呈現那種紫黑色。不過我想，一個縣級警局，恐怕還沒有施放毒氣彈的膽量。
在不幸遇難的幾十名學生中，有我班的張同學。張同學家庭條件好，性格溫和，長相帥氣，能歌善舞，是「赤旗」戰團宣傳隊的活躍人物，誰知竟不幸在事件中罹難。我現在尚存一份載有驗屍紀實的傳單，其中第十八位就是他。文中是這麼記錄的：「張某某（記錄中是實名，我在這裡姑隱其名），男，萬三中赤旗戰團。口腔有血性分泌物，左肩部有6×1.5公分、4.5×2.3公分兩個焦痂，相距1公分，左膝外側1.5×0.5公分焦痂」。從驗屍紀實看，他大約是受到踩踏重壓後窒息而亡的。噩耗傳來，同學們無不震驚，其家人更是悲痛欲絕。
隨後，事件中的遇難學生和後來在武鬥中的一些喪生者，被埋葬在萬州西山公園上面的一塊空地里，那裡曾被叫做烈士陵園。不久，風向轉變，烈士陵園被取消，墳墓紛紛遷葬，空出來的土地，種植了一大片柑橘樹。在萬州，昔日烈士陵園裡的墳墓早已遷出，墓地上的柑橘樹也被砍得精光，在那裡已修建了一排排高樓，當年的烈士陵園已蕩然無存。住在高樓大廈的人們，有幾個知道在他們的樓房下面，曾經安葬過幾十名文革中的無辜死難者。
幾年後，在對文革進行「秋後算帳」時，把「6·3事件」作為一條主要罪狀，算到了「赤旗」戰團的頭頭鍾同學身上。鍾同學因此從地革委副主任的高位跌落，淪為階下囚，被判刑十年。而事件的另一位主角、當時學生們要揪鬥的那位警局長，卻因此而聲名大振，雖然在短時間內受到過批鬥，但不久即官復原職，後來還榮升為該地的副市長。「一將功成萬骨枯」，頂戴多少血染成。三十餘名無辜的青年學生，化作道道冤魂，竟然成就了一些人天壤之別的結局，不免讓人唏噓感嘆。後來有人說，無論是警局長還是學生頭頭，他們都無法超越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他們的升降沉浮，榮辱成敗，都被那個時代緊緊地捆綁，因此，不必過多地追究個人在運動中的責任。這話也許不錯。不過我想，是誰，或者說是怎樣才造就了那樣的一個時代呢？這難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嗎？
（節選自《朝事暮想集》，本文有改動）
2013年第1期《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