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說張愛玲「一臉花生米」已不可考，然而她說這話時，是否已成「漏雨蒼苔」？自己描述的這四個字，活脫脫中國文人一張臉，「蒼苔」如滿臉皺紋，「漏雨」似狼狽不堪，實在絕妙，但是溫飽與尊嚴皆失的中國大眾哪裡還欣賞得了？
況且2016年老太太105歲辭世，長壽得驚人，「長壽」在苦難歲月中乃是一種富貴了，尋常百姓簡直無法逼視。所以「盛世」里弄出這場菁英與大眾的誤會，倒也經典得很，是文化爭議還是政治歧見，誰說得清？不過它預示了在體制與民間博弈之外，文人與市井還需要磨合，則是肯定的。中國的言論環境，已經無法討論政治話題，那麼文化話題呢？因為更複雜更彎彎繞，習政權也不會懂，恐怕也是一律禁止的。這讓我想起前幾年一個「文人精明」的討論，蠻艱深而又有意義的辯論，早已像一縷青煙消失得無影無蹤。
張愛玲楊絳撕X簡史|傳遞閱讀的樂趣
一、文人精明
2016年楊絳105歲仙逝，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悼念，有人譏曰「夾雜招數不清的『雞湯文』」，最刺目是官方罕見褒揚，民間則褒貶爭辯甚激烈。楊絳九十二歲開始「小清新」寫《我們仨》，以意識流手法描摹「客棧」、「古驛道」，感嘆「枯藤殘柳，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直引得國人無比驚嘆，贊為「淡泊功利的人格典範」。然而有人說，中國人活得像豬一樣的事實，在老人筆下成了「夢境的邈遠迷離」；也有人評定：這一代知識分子很難拔得太高，幻想中做貴族，動機善良，行為盲目，中國走了六十年邪路，也有他們一份。這次風波無意間流露社會對所謂「文人」的集體無意識，不議一下都可惜。
早在1998年錢鍾書走的時候，已起毀譽論戰。當時的焦點很奇怪，不是人格而是錢的學問。有人引述了李澤厚的評論：
「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麼東西？解決了什麼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義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國、外國怎麼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麼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李澤厚有無此評價，我很懷疑。學問本來是無功利的，談什麼「永照千古」？據說余英時藉以賽亞•伯林的「狐狸型」和「刺蝟型」思想家分類方式，界定錢是狐狸型學者，即淹博淵通、無所不知，刺蝟型則獨掌一技、思精體大，前者缺乏系統，後者缺乏細節，各有短長；余認為錢對思想體系沒興趣。
當時最激烈的評價，來自劉曉波。他說「錢學」已成一門新學問，而且江澤民的中共第三代對「錢老」都很尊敬，乃是重量級統戰對象，但是他認為「錢鍾書的學問沒有獨創性」，一部《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注經陳調。然後，劉曉波第一次質疑錢楊的生存之道謂之「沉默」，觸及到文人在專制下的「人格」，也是知識界無法迴避的題中應有之義。
1998年錢鍾書去世之際，余英時寫了《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他認為錢鍾書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錢鍾書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後兩句為：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余英時認為這是錢的「詠懷詩」。2007年余英時再次評錢：
「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在事變中怎麼樣適應，而同時能夠保持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原有的原則，不會做出很不好看的樣子，或者像馮友蘭那樣一再罵自己，他都沒有做過。這就是他能夠繼續不斷的學問，繼續做學問。只要你沒有別的任務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筆記。」
余對錢，保持了「傳統文人」的雅量，或曰「同情的了解」。這麼說，是因為余英時不僅在乎讀書人守住「文化的操節」，以詮釋晚年陳寅恪，展示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氣地批判四九後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皆為陳寅恪所謂「改衰翁為奼女」的顯例；過去人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有「敢犯龍顏」之風骨，後來的資料卻顯示，馬寅初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而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吭氣。
這些事實，都顯示「文人」乃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一個複雜、艱深的課題，難在究竟以何種標準定位他們：「舊式文人」，還是「知識分子」？若以後者論，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幾無合格者耶？
當年同儕如楊憲益回憶錢鍾書認為，其實鍾書兄是個書呆子，整天沉醉於書堆里，置一切於不顧。當時並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其實我知道他是個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楊也指出，錢鍾書雖然最後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
「最近他去世後，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後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替錢楊辯護：
「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國文人學術上的私傳統（文人們自己玩），他的這些學術筆記並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學術作品，他沒有這個興趣，他只是自娛自樂，沉浸在讀書的樂趣中，在那樣的知識海洋里遨遊，不拍出點水花來都難……錢楊兩位所處的時代，在其一生事業最鼎盛的時期……超過30年，那是個動輒得咎的年代，以他們兩位在學界的地位，能夠沒有害過人，不說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說他們犬儒也好，說他們懦弱也罷，都是苛刻的。他們在政治上是圓滑的，但如果沒有害人僅僅為了自保有什麼錯呢？至少不應該作為公共批評的事實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