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蘇聯的矛盾肇始於對史達林的評價，以及赫魯雪夫不贊同毛在經濟發展上的冒進路線，同時還逼著中共償還「抗美援朝」向蘇聯購買軍事物資所欠下的債款。赫魯雪夫倡導在新時期與歐美展開「低盪」（detente緩和）的策略，也為中共所難容。這是中共「反修」立場的濫觴。
對毛澤東個人來說，由延安根據地對幹部的整風改造和靠陝北民謠改編的「東方紅」烘托出來的偽「神性」，經過「三面紅旗」的考驗，在中共黨內實際上已出現了一個「除魅」（disenchantment）的過程。但這段期間，最大的衝擊是來自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中共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表面上承認個人崇拜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不良影響，尤其是教條主義傾向。實際上，在毛的主導下，對史達林的評價仍是抱持一種辯護的態度，強調史達林在歷史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制定的經濟發展方針是體現了馬列主義的原則，因此必須堅持，不能妥協。最奧妙的是那句「鷹也有飛得比雞還低的時候，可是雞永遠無法飛得比鷹高。」考慮到史達林治下集體農場的慘況和大規模整肅異己的莫斯科審判的恐怖，「飛得比雞還低」的時候的確令人驚駭。比較起來，毛的三面紅旗大躍進造成三千六百萬人在饑荒下無辜喪生，絕對是青出於藍，不遑多讓的。這是毛「飛得比雞還低」的時刻。可是，共產黨統治的特殊之處就是領導人完全無需為錯誤路線和政策「問責」。史達林生前如此，毛澤東亦然。
寂靜的春天
幾十年後，忠誠黨員、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花了很大功夫，自己花錢到處走訪，記錄下他父母也喪命的「寂靜的春天」里，大陸各地饑荒食人的實況。他所著《墓碑》一書，卻被黨魁習近平視為「歷史虛無主義」。何者為「虛無」，何者為「真實」，在權威之下，似乎都給壓扁了。（這裡所說的「寂靜的春天」不是洋人那本講述過度使用殺蟲劑所造成的沒有蟲鳴鳥語的書，而是中國大陸一個村一個村的村民在大躍進後集體餓死的寂靜春天。）
毛似乎相信，他的「三面紅旗」路線已能在發展策略上解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以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悟出的秘訣就是只有積極掌握這些矛盾，發揮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才能解決問題。但要積極掌握矛盾，就必須發動群眾，而要發動群眾，首先就必須改變他們的思想。他所關心的顯然不是生產力水平是否能夠提供生產關系所需的物資基礎。他似乎確信把生產關係不斷向公有制的目標提升，就必定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矛盾的產生是因為在生產關係改變的過程中，不斷有資產階級思想從中作梗，因此就必須繼續進行階級鬥爭來消除這方面的障礙。這就是毛記的「不斷革命論」。他強調，「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
在毛的這個社會主義改造觀的探照燈下，以研究《江村經濟》而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就倒霉了。
重訪江村
費孝通在鳴放期間「重訪江村」，發現以前的江村種田只圖個口糧，其他全靠種桑養蠶的副業，農業合作化後，糧食雖有增產，日子反而不好過，因為副業生產受限。實情是農業的增產抵不過以往的全部副業收入，而副業和船隻販運活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性質而停止，農民只有靠飼養些羊兔來「解決肉食供應的緊張」，孩童也「不上學，割羊草」，令費孝通感到迷惘。所以他苦口婆心的規勸中共當局，「不要把社會主義遠景放進望遠鏡，變得那麼迫近，一似唾手可得。」他指出，「人民生活要和生產關係一般發生迅速和根本的變化，恐怕不是短時期內做得到的。那麼這陣風吹起來對社會主義有多大好處是很值得考慮的。」在毛看來，這不就是要往他頭上潑冷水嗎？費孝通的迷惘很快就給他帶來了個人的災難。他被認為是「從中作梗」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代表。而毛記「不斷革命」在現實上是把「社會主義遠景」放進倍數更高的望遠鏡里。到了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後期，共產黨預開的支票已從「一天三頓乾飯，吃到社會主義」，變成「苦戰三年，進入共產主義」了。
結果如何，自然不難推知。
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毛的老戰友已開始意識到，不能忽視資源匱乏的障礙。在國民所得中，積累和消費的比重是相對的，各部門中投資分配的比例也是相對的，生產資料部門投資比例的增加，消費資料部門的投資比例就要相對減少。不能什麼都靠政治掛帥，大干快上的口號來動員群眾。不要說金屬有「能趨疲」（entropy）的問題，人的勞動也不可能持續不斷地靠精神鼓舞來繃緊神經。在發展策略上，如果考慮到資源匱乏的因素，而從平衡的觀點來調整經濟布局，著眼於長期穩定，就不能不改變過去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如此則在短期內，經濟成長的速度無可避免地會下降。寧可慢些，但要好些。這無疑涉及資源配置的問題。對應列寧在「戰時共產主義」失敗後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是中共的「新經濟政策」。
如意算盤失靈
但毛顯然不贊同這樣的觀點。他堅信不斷革命是社會前進的規律，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法則。不平衡是經常的，平衡是暫時的。他從俄國和中國的革命悟出的道理是，並非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能改造舊的生產關係。事實上，從首先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力發展生產力這個順序來看，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之後。因此他相信，「先要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才有可能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普遍規律。」這句在《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引文相當關鍵，因為毛的想法等於是顛覆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他意圖將馬克思對歷史長期進展的觀照轉換為一種當前的發展策略的取向。其實，馬克思的歷史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是生產關係。它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而這個經濟結構，其上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同時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這是馬克思劃分歷史上幾個大起大落的時代的研究指南。對於生產關係的概念，他最精要的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就此而言，毛的想法就近乎於一種空想，一種流寇稱王后的奇思妄想了。
人們也許沒注意到，這種毛記的思想突破，在當時西方的馬克思學界也曾引起注目。左翼人類學學者Marvin Harris在《文化唯物主義：為文化科學奮鬥》的專著中，還特別提到有關「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這個毛記論斷。
按照毛記論斷，要貫徹不斷革命，必須統一意志，而統一意志的首要步驟就是要肅清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矛頭針對的是不贊成進一步改變所有制的幹部，因而就要祭出反右整風，迫令各層級的幹部都須遵從中央的意旨。同時，隨著下放運動而層層下放的幹部，為了求表現，對中央的指示自然唯命是從。毛的一廂情願是，只要掌握政治掛帥，依靠群眾運動，「共產主義可以提前到來」。
然而，這一回，毛的如意算盤顯然失靈了。他在中央政治局裡的老戰友傾向於接納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那個報告基本上順應蘇共對史達林的批判，正式宣布階級鬥爭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在新階段應該以和平的、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推動社會的進展，不應盲目追求速度來造成不平衡，導致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背離。對於《人民日報》的一篇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急躁冒進的社論，毛都能從四平八穩的表象看出內里所藏的玄虛——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因而他的反應就是「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要看？」後來他乾脆不理會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1958)還不準備看。」這樣的口吻儼然是太上皇在鬧情緒。
現實是，「三面紅旗」運動是要讓老百姓付出重大生命代價的。為此，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彭德懷等老戰友群起批判，最後迫使他退居第二線，閉門修行。可是收錄在《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毛讀書思考的筆記，卻顯示出他仍然堅信不斷革命的真理，「在革命中，舊的生產關係被消滅了，新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這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之後。」這是他日後發動文革復權鬥爭的思想伏線。在毛看來，階級鬥爭當然遠未結束，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是長期持續而激烈的。
歷史的轉折充滿了嘲諷。在「大干快上」、主觀盲動的冒進熱潮消退後，大批來自農村的農民返鄉，人民公社走向空洞化，農業合作化也向低調整，從高級社回到低級社，從低級社再退到包產到戶。國民經濟是按「調整、整頓、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調整，許多一哄而起、盲目興辦的企業，不得不進行「關、停、並、轉」，廢棄了行不通的組織與管理方式。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的國民經濟從大躍進後期陷入的困難狀態（1959-1961，農業負成長；1960-1962，工業負成長）開始復甦，在未列入五年計劃的1963-1965時期，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年鑑》(1984)發表的數據，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5.7%，國民所得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4.7%，是建國以來的最高數字。這恰足以說明在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路線下，中共的發展策略步入了歧途。
對於退居第二線的毛澤東而言，這無疑是令他難堪的。1965年8月2日，在接見訪華的法國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侯（George Andre Malraux）時，毛向馬爾侯表示，他是「獨自與群眾在一起」，但從1963-1965年的數據來看，「群眾」顯然沒有與他在一起。那麼，在他看來，群眾是需要「教育」的。當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依照他的「願景」而展開的嗎？馬爾侯在《反回憶錄》一書中描述毛與他會見的場景，有一句相當動人的描寫。在他筆下，毛猶如一個撐著傘的僧人在雨中瑀瑀獨行，陷入哲思。毛在思考什麼呢？不久之後，答案就揭曉了。毛盤算的是要發動一場文化革命。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這是毛和馬爾侯說話時，身旁的冀朝鑄在翻譯上做了手腳。毛其實形容自己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後來在文革期間，以《西行漫記》一舉成名的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71年訪華時，毛在斯諾面前也講了同樣的話，翻譯冀朝鑄依然重施故計。不過，這位哈佛化學系出身的著名翻譯官冀朝鑄，1911年外派到聯合國擔任主管技術合作促進經濟發展部門的副秘書長。他退休後出版的英文自傳《在毛右邊的人》，對毛的總結評價，倒是說了一段大實話：
對毛澤東來說，文化大革命雖然好玩，並且玩了十年，但是他要告辭了，因為馬克思要召見他了。……他的感嘆，不是因為亂局還未理好，也不是因為人命死亡，經濟癱瘓，文物破壞，萬戶蕭疏；而是，很簡單，他要走了，不能主持大局了。他是含恨而終的，文革還未玩完，因而他臨死也不能忘記此事。然而，文革十年，再下去，他不死，中國也要亡了。
除魅不易
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分析毛澤東的心態。對照的例子是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1960年代，格瓦拉曾二度率團訪華（1960和1965），也見到了他崇拜的革命偶像毛澤東。毛寫的論游擊戰文章曾給予格瓦拉莫大的啟發。可是在現實上，格瓦拉也是個性情急躁的革命者。他主觀太強，不願遷就現實，一言不合，就把同志當叛徒。古巴新政權建立後，格瓦拉曾擔任短時間的工業部長。但他強調道德和精神價值，要求建立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鮮人，在提高生產力上，他極力主張精神鼓勵，貶低物資刺激，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這套想法在古巴落實的結果，卻造成生產率增長的停滯。革命家對庶民的失望，對俗務的厭煩，驅使他選擇了出走，到外國去打游擊，輸出革命，最後命喪波利維亞。
革命英雄往往是失敗的治國者。這又回到「馬上得天下」能不能「馬上治天下」的老問題。
古巴的革命不過是另外一個例子，它生動地說明，新政權建立後，無可避免地開啟了一個世俗化（secularization）、常規化（routinization）的過程，政權的注意力也不能不轉向經濟事務。對於頂著革命光環的領袖來說，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調適過程。因為俗務既多，而且不是那麼黑白分明。要平衡各方利益，也不是靠擁護/打倒、壓迫/反抗的簡單公式可以對付。面對新情況，革命領袖難免患有某種程度的適應不良症。難耐俗務或無法貫徹一己意志的，就要威脅上山打游擊（如毛澤東）或真正上山打游擊（如格瓦拉），前者得逞後給國家帶來「浩劫」，後者犧牲了性命，卻成為永恆的浪漫英雄。
反思文革，這場由毛澤東復權鬥爭而展開的十年「浩劫」，不也反映了教主型領袖在建國後的適應不良症？但不論如何，要除魅，要去除偽「神性」，也真是談何容易。共產黨人的確需要這塊神主牌來作為護身符，就如他們在延安時期的權力鬥爭中需要史達林來扮演「門神」一樣。所以，對於毛澤東的功過，中共內部有所謂三七開，四六開之類的爭論，也有六中全會的神來之筆，對毛帶給中國的前所未有的災難，居然創造出「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樣一句石破天驚的話。
除魅的工作何其艱難。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見到一個計程車司機把毛像擺在前面玻璃板的角落。我問他為何這樣做。他笑嘻嘻的回答：「辟邪呀！沒有比他更邪的了。連鬼都怕他。」
歷史的轉折無疑也含有隱喻。中共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其實是重複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正式宣布階級鬥爭基本上已經結束的報告，只是在時間上滯後了二十二年。不消說，這要歸因於一股亂流，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從大躍進到文革形成的亂流。這股亂流正是一元化領導所造成的。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進行多年後，新領導人習近平竟要打破相沿已久的任期規則，走回一人專制的老路？
是共產政權的必然宿命？還是他個人頭腦發脹，對大國聲威的渴想？希望借著民族復興來拉抬他的歷史地位？
然而習近平有別於毛澤東的是，他並無革命老本可吃，又是志大才疏。當然，志大才疏在關鍵時刻還能聽勸，不致一意孤行到底，如對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在民憤爆發的緊要關頭，他懂得懸崖勒馬，這似乎又變成一個優點了。
許成鋼教授最近提出的制度基因說法，預示中共政權必將解體，也是引人注目的論斷。據許教授所稱，大陸內部同意他的分析的經濟學者並不在少數，只是無法暢所欲言而已。這也是耐人尋思的。
共產政權的一塊神主牌竟能荼毒至今，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啊！
2025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