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權力的重新集中：儘管最初的目標是打破舊官僚，但在運動的後期，權力迅速被軍事系統和新的革命委員會所掌握。舊的官僚被摧毀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缺乏制衡的軍事-政治精英聯盟，權力非但沒有回到人民手中，反而變得更加專斷和集中。
3、未觸及權力異化的根源：文革失敗的關鍵在於，它只是一種周期性的、破壞性的運動式嘗試。它沒有建立起一套制度化、常態化、非人治化的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它僅僅是通過暴力和運動，將一部分老官僚替換成了另一批新官僚。只要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對公有財產的壟斷的體制基礎不變，新的特權階層仍會滋生。
文革的失敗證明，以極端、非理性和破壞性方式解決異化，不僅註定失敗，還會帶來更大的權力災難。
七、反異化成功的關鍵：制度化制衡
以文革那種破壞性、運動式的方式來「反異化」，不僅註定失敗，還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反異化的成功，必須依賴於制度建設和權力制衡，而不是依賴於人治或政治運動。核心在於將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確保掌權者始終能被有效監督和制約。
成功的反異化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方面：
（一）權力橫向制衡（分權）
這是防止權力集中的最根本方法。
1、獨立的司法系統：確保法院系統獨立於行政和執政黨之外，能夠根據法律原則，而非政治意志，來裁決行政權力濫用和官員腐敗。這阻止了掌權者凌駕於法律之上。
2、立法機構的有效制約：確保代議機構擁有真正的立法權、預算審批權和調查權，能夠有效審查行政部門的開支和行為，阻止其隨意支配國家資源。
（二）權力縱向制衡（監督與問責）
這是確保權力對人民負責的機制。
1、信息公開和透明化：將政府決策、財政預算、官員財產和行政審批流程最大限度地公之於眾。透明度是最好的防腐劑，它讓潛在的特權行為暴露在公眾監督之下，大大增加了尋租的體製成本。
2、自由的公民社會和媒體：允許獨立的媒體、公民組織和學術機構對權力進行批評和曝光。他們充當了「權力異化的警報器」，能夠及時揭露和阻止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
（三）權力去壟斷化（市場與法治）
這是減少權力支配經濟資源範圍的關鍵。
1、建立競爭性市場經濟：縮小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和資源配置的權力，讓價格和供需關係決定資源流向。這使得掌權者能夠尋租的範圍大大縮小，從而削弱權力轉化為財富的通道。
2、穩固的產權保護和契約法治：確保公民和企業的合法財產受到法律保護，即使面對強大的政府干預也不能輕易被剝奪。這直接限制了官員隨意支配和侵占社會財富的權力。
八、對權貴階級與技術官僚的再審視
在現實的權力運作中，技術管理精英很容易將專業權力轉化為官僚權力，再通過尋租轉化為資本，這兩者往往是重疊、融合和轉化的。
（一）權貴階級其實是「官僚特權資產階級」
「官僚特權資產階級」這個稱謂對於描述那些利用職權直接攫取經濟利益的群體，是更準確、更具有批判力的。核心動作是權力與資本的直接聯姻。
「官僚」：體現了其權力來源是行政或政治地位。
「資產階級」：體現了其利益獲取方式是通過資本收益和對生產資料（或企業股權）的間接占有，而不是通過合法的勞動所得或僅僅是行政特權。
官員參股或拿乾股現象，是權力異化或權力資本化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是所有權和收益權上的侵占。此時，他們不再是單純的「技術官僚」，而是蛻變成了享有官僚特權的資產階級。
（二）技術官僚的價值與局限
「技術官僚」概念更多強調現代治理的複雜性。即使在一個清廉的政府中，掌握複雜經濟和技術知識的精英群體也必然擁有巨大的決策權（知識對民眾的壟斷）。但在當前的現實中，權力利用市場經濟的外殼，為自身進行資本積累是更主要、更急迫的問題。因此，與其說是純粹的「技術官僚」，不如說現在權力異化的主流表現是：體制內的精英群體，利用其「官僚權力」（行政審批、資源支配），直接或間接參與到資本運作和利潤分配中，形成了特權與資本合流的「官僚權本階級」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