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爾欽反對戈巴契夫的鬥爭在最初幾年只限於蘇共黨內，在1986—1987年間，這場鬥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葉爾欽及其支持者反對利加喬夫和「保守派」的鬥爭。戈巴契夫同樣也受到來自黨內「保守派」的壓力，因此他儘管保留了葉爾欽的高級領導職務和蘇共中央委員的地位，但是他仍對葉爾欽說：「我不會再讓你參與到政治中來。」而葉爾欽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來，這時新一輪的社會浪潮已風起雲湧。但在1990年5—6月之前，葉爾欽和戈巴契夫的公開對抗仍然像過去一樣只是限於蘇維埃體系的內部。葉爾欽按時出席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並經常發言闡述自己的觀點，他當時還主管建設和建築設計委員會的工作。葉爾欽在領導跨地區議員團和民主綱領派的工作時，他從不放過戈巴契夫所犯的任何錯誤和失誤，並對其進行攻擊。無論是戈巴契夫，還是盧基揚諾夫，他們都沒有對「葉爾欽幫」及其本人開展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政治鬥爭，儘管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戈巴契夫在黨內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消極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時，在老百姓和許多蘇聯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巴契夫的形象就是一個軟弱無能的領導人，他說話滔滔不絕又非常不清晰，他沒有能力採取果斷措施。與戈巴契夫相比，葉爾欽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則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領導人，大家認為他是有能力整頓國家秩序，消除貧困，打擊犯罪和濫用職權。葉爾欽巧妙地利用民眾的情緒，經常參加各種公開活動和演講，儘管他還沒有形成任何明確的政治和經濟綱領。
1990年3月葉爾欽進行了一次帶有宣傳色彩的歐洲之行，目的是介紹自己所寫《葉爾欽的自白》一書，該書於1989年在蘇聯出版，後被譯為多種文字。葉爾欽訪問了西班牙、義大利、英國等歐洲六國。我5月份正在義大利參加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我在會見記者時，他們提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關於葉爾欽的：「葉爾欽是什麼樣的人和什麼樣的政治家？」西方社會在迎接葉爾欽時並沒有表現非常興奮，而對於那些支持戈巴契夫的西方政治家來說，葉爾欽顯然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大多數西方政治家普遍認為，葉爾欽是個過分粗魯和不可預測的人，葉爾欽在俄羅斯越來越高的威望使他們感到不安。有許多關於葉爾欽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評性的，比如英國記者約翰·洛伊德[62]這樣寫道：「葉爾欽的生平經歷讓人感到震驚，讀過他的書會產生這樣的憂慮：蘇聯不可能創造出政治階級。葉爾欽說自己反對戈巴契夫，但是在他的書中卻既看不到任何行動綱領、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對國家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葉爾欽的惟一武器就是對特權的煽動性的批判，對此問題他講得很好。此外，葉爾欽極力標榜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葉爾欽未來很可能成為俄聯邦總統，他占據統治地位之後，將朝自己的對手反戈一擊。蘇聯，至少是俄羅斯，可能遲早會有一天落入這個狡詐和虛榮的人的手中，此人對權力充滿了無窮的欲望，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然而他的簡歷並不能使人相信，俄羅斯並不會因為這個人的出現而有所好轉。」[63]約翰·洛伊德發表這番悲觀的推想的時候，葉爾欽還只是蘇聯和俄聯邦的人民代表，還只是國家反對派的領導人，並沒有成為整個俄聯邦的領導人。與此同時，美國的觀察家和蘇聯問題專家對葉爾欽的政治動向也表現出關注與擔憂，1990年5—6月出版的《共產主義問題》雜誌上寫道：「很難說清葉爾欽屬於哪類人，自尊心極強的他在其擁護者眼中是蘇聯富有活力、果斷、正直的領袖，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傲慢自大、不可預測、善於蠱惑人心，是蘇聯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卻迎合了蘇聯絕大多數老百姓渴望強人領導的心理需求。葉爾欽的立場經常變幻不定，相互矛盾。」[64]如果1990年初蘇聯國內沒有形成民主反對派，那麼葉爾欽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如果這支反對派不是由像葉爾欽這樣的堅強果斷和富有聲望的人來領導，那麼它也不可能與已經衰弱的蘇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對派在我國與其說是運動，還不如說是只在實行公開政策條件下產生的潮流和趨勢，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規模不大的組織和團體，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里婭·諾沃德沃爾斯卡婭領導的「民主聯盟黨」和由安德烈·薩哈羅夫院士擔任名譽主席的「紀念協會」。1989年春，民主運動依靠獨立的蘇聯人民代表才得以發展壯大起來，這些人占整個蘇聯人民代表總數的不到10%，他們並不是來自社會的最基層，而是一些黨的中層幹部、大學教授、部分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其中較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爾布利斯、阿法納西耶夫、雷諾夫、切爾尼琴科[65]、卡里亞金、穆拉舍夫[66]、魯緬采夫[67]、斯坦克維奇、斯塔羅沃伊托娃和科羅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這些人加在一起，也無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為的政黨。民主反對派在1990年的選舉運動中依靠200—300名俄聯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擴大了自己的隊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克夫、哈斯布拉托夫、魯茨科伊、沙赫賴、菲拉托夫、亞庫寧和謝科奇欣[68]，然而這些人無論是憑個人的力量、還是聯合起來，都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任。他們中許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們的政治和知識才能遠遠不夠。奧列格·普普佐夫[69]曾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巴契夫60歲時，普普佐夫在總結六年改革成果時指出：「應是拋開幻想的時候了，1989年沒有任何一位民主派進入國家領導層，我們的社會根本就沒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儘管在國家政界的高層領導中出現了幾位精明強幹、學識淵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國還屈指可數。類似的情況在俄羅斯人民代表選舉之後也發生過，按照最精確的統計，具有民主傾向的代表還不超過33%，但這卻已讓許多人歇斯底里地狂喊：『民主勝利了！』他們錯了，並沒有勝利，這只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剛剛出現。幅員遼闊的國家都喜歡誇大其詞，中國有句俗語：『一口吃不下個胖子』。戈巴契夫摧毀了國家的政權體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會力量用政治攻擊在此摧毀過程中推波助瀾。我們的時代可以稱為是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時代，超級激進分子將『天鵝絨革命』的支持者趕下了政治舞台，並將民主思想作為情緒體現出來，然而情緒是一種不可預知的東西。」[70]正是這種建立在激進情緒基礎上的、而並非建立在現實的政治力量基礎上的民主運動摧毀了蘇共和整個蘇聯！
蘇聯在1991年的狀況與沙皇俄國在1917年時情形很相似，1917年的二月革命使國家政權落在立憲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以及其他幾個勢力更小的民主黨派人的手中，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3—4月的影響很小，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當時根本沒考慮過奪取政權。後來一些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導人從流放地或國外相繼返回，鞏固了其影響和勢力，但即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它仍然處於激進的孟什維克黨的下風。1917年6月召開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僅僅得到了超過10%的席位。有兩件事情為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是1917年8月發生的科爾尼洛夫[71]起義，它使臨時政府陷入混亂狀態，並增強了人民群眾進行根本改革的意識；另外就是列寧的強大號召力，他領導布爾什維克並使其堅信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奪取國家政權。1991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叛亂起到了科爾尼洛夫起義的作用，葉爾欽擔當了列寧當年的角色，如果不是具有號召力的葉爾欽領導這支勢單力薄、人心渙散的政治力量，那麼民主派也不可能於1991年秋掌握了國家政權。
戈巴契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1990年時其支持者曾建議由他自己領導民主派，而在1990—1991年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將蘇共分裂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少數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保守多數派。戈巴契夫當時沒敢走這一步，因為他有許多顧慮。然而，就算是戈巴契夫當時這樣做的話，那麼民主反對派領導人也不會是他，而只會是葉爾欽。在相對自由地競爭民主派領袖的情況下，甚至連阿納托利·索布恰克都會比戈巴契夫更強、更有威望。戈巴契夫可以領導一個具有嚴格組織紀律性的機構和政黨，但卻不具備人民領袖所應有的素質、能力和修養，葉爾欽在1991年卻能夠勝任這一角色，後來他又扮演了其他角色，只不過他的演技越來越糟糕。
5.8蘇聯基礎和承重結構的脆弱性
回顧1991年發生的事件就會發現，作為世界強國的蘇聯，其外表的強大和摧毀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間是如此的矛盾。蘇聯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它是歷史性的挑戰，它是新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它是新的社會體制，蘇聯的產生和發展在許多方面決定了20世紀的面貌，似乎只有具有如此同樣規模的力量才能使蘇聯遭受重創。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會懷疑蘇聯的強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蘇聯，只有穩固和強大的國家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考驗並取得勝利。眾所周知，沙皇俄國是在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後而滅亡的，但是這簡直不能與1941—1942年蘇聯所遭受的損失和失敗相比。
「十月革命」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領導的、由規模不大的政黨發起和完成的，絕大多數觀察家當時一致認為，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很快就會崩潰。然而布爾什維克卻舉世震驚，他們不僅取得了革命的凱旋性勝利，而且在如此廣闊的國家內幾乎全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建立了強大的紅軍，並在殘酷的三年國內戰爭中擊敗了敵軍。在以後的20年中，布爾什維克逐步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建立起穩固而集中的經濟體系和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蘇聯不僅打敗了入侵的敵人，而且迅速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開始發展核工業。還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和軍事聯盟，它們控制著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領土，並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軍事基地。
截至1990年，蘇共差不多有近2000萬名黨員，蘇共壟斷了新聞並發行上千份報紙和雜誌，它還擁有幾十萬名宣傳工作者，蘇共還控制著國家所有的電台和電視台。此外，蘇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財政和經濟資源，並統治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和軍隊。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而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沖毀和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麼無論看起來多麼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是發生了這樣的劇變。
蘇聯是在被摧毀了的俄羅斯帝國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種新型的國家和社會模式，是勞動人民掌權、無產階級專政、代表布爾什維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國家。這個國家的鞏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歷史傳統，也不是依靠君主政體、專制的帝國主義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種全新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國家的惟一政黨——共產黨的綱領和行動計劃。
蘇共的專政是強硬的，國家自建立之初便經受了迫害和恐怖，但是意識形態的魅力吸引了多數蘇共黨員和廣大群眾，他們信仰這種學說。
共產主義學說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的主要原則不僅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還需要證明。共產主義學說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後的劫難，不是指上帝和靈魂的不朽，它宣揚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類的富足，它要消滅戰爭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學說，另一方面是國家統治的力量，這兩者構成了這個新興國家的主要基礎，而倡導和維護這種意識形態學說的共產黨則是這個國家的承重結構。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對此問題都曾經極為明確地進行了闡述。證明共產主義學說正確性的主要兩個論據是：一個是勞動生產力水平要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另一個是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這反映在許多革命口號中，例如「土地是農民的，工廠是工人的，世界是人民的」。
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次危機出現在1921年，如果列寧當時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對共產主義學說本身進行相應的修改，那麼任何專政制度都無法挽救布爾什維克的失敗和滅亡。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開始改善，重新點燃了他們的希望，國家開始迅速前進，國家政權得到了鞏固，蘇共和共產主義學說的權威也與日俱增。蘇維埃政權的第二次危機始於1928年末，並持續了五年之久。克服這次危機不是依靠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規模的恐怖鎮壓行動。農民中的富農「作為一個階級被徹底消滅了」，而其餘的農民則被強制性地組建集體農莊，農民的生活和活動處在黨和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在集體化過程中是政治動機，而不是經濟動機占據優勢，所以許多反對集體化的貧農和中農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72]被消滅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殘餘幾乎被徹底肅清了，在黨內剷除和禁止一切反對派。在此後的幾年裡，恐怖鎮壓行動擴大到針對黨、軍隊和國家的幹部隊伍。蘇共的意識形態體系被重新修改，但這次卻不是對美好生活的許諾，而是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儘管國家經濟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續發展的勢頭，但是它帶有軍事動員的成分。這些年裡，部分群眾仍然支持這個制度，支持黨和黨的思想。但是在史達林時期逐步形成的特權階層已成為政權的主要支柱，它包括黨和國家的官僚主義以及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和絕對服從「上級」的幹部隊伍。這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而是極權主義的社會，只不過保留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外部特徵而已。衛國戰爭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史達林的極權主義制度，但這種制度離開了史達林便不可能存在。
蘇維埃政權的第三次危機發生在史達林死後的1953年，這次危機同樣持續了將近五年。戰勝這次危機依靠的是國家對農民、工人、軍人和知識分子作出的大量讓步。50年代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經濟迅速發展，部分經濟學家認為50年代是蘇聯國民經濟史上最成功的時期。1951—1960年間，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5倍，而同樣在這10年裡，美國和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幅僅為30%—50%。蘇共的意識形態學說又進行了重要的修改，並寫入了黨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決議中，並提出了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方針。60年代只是對這一方針進行了修改。在經濟、政治和思想領域，蘇共領導人繼續堅持少量讓步和隨機應變的政策。到了70年代，蘇聯的經濟發展開始放慢。在多數情況下，蘇聯不善於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中開始明顯落後。與此同時，國家的軍事支出卻不斷攀升，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經濟，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仍然較低，甚至在許多地區出現了下降。老百姓怨聲載道，政權試圖通過不斷的、雖然不是大規模的迫害和鎮壓來平息民憤。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停滯狀態，這降低了蘇共正統思想的權威和影響。蘇聯在60—70年代保留了極權主義的很多特點和官本位政權。
蘇維埃政權的第四次危機始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是一次在經濟、意識形態和道德領域的全面危機。此次危機是由於精英階層的腐敗和老化而產生的。「改革」是擺脫此次危機的嘗試，但是這次嘗試並不成功。戈巴契夫及其親信沒有能夠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所以並不能減輕老百姓的不滿。蘇共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了重大修改，但這只是即興之作。這些舉措雖然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擁護，但是同時黨組織機關內部的權威階層則對此表示不滿和抗議。在尚未鞏固這個制度的經濟、社會和思想基礎的情況下，戈巴契夫卻在此時開始民主化進程，也就是說廢除官本位專制制度。在這種政策下，政權的瓦解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將蘇聯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卻是一座基礎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設者既無視塔身已經傾斜的情況，也不加固基礎和承重結構，而是繼續增加塔的高度和層數。鄧小平在中國的成功首先應歸功於思想理論的重大變革，這些變革不僅保證了這個泱泱大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蘇聯，無論是戈巴契夫，還是蘇共，都沒有勝任這一使命。
5.9幾點補充看法
蘇聯國家體系迅速解體的前奏是蘇共思想理論的崩潰和蘇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後，蘇聯作為新的社會模式和意識形態國家已經不可能存在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絕不僅僅是作為觀念體系、道德要求和行為方式的標準而紮根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意識形態不僅被事實所證明，而且還形成了國家政權體系和社會經濟模式。國家經濟和政治領導中的高度中央集權也是出自這種思想理論，列寧正是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國家政權體制。企業全面徹底的國有化和否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也是意識形態的要求，這早就寫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民主、多元化、多黨制、新聞自由的批判也同樣源自於這種意識形態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此，已經形成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蘇聯的解體必然會導致原有的國家體系和經濟模式的瓦解。如果蘇共在1928—1933年不放棄「新經濟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復這一政策的話，那麼這個過程也許進行得更平穩、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這種轉變的時機還沒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無論是從時機，還是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資源來說，這種變革已經不可能了。
過去從形式和內容上都頗為教條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並不表明社會主義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新的、更合理的人類社會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形式。在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闡述中蘊涵著科學的元素和對未來的美好信念，它不僅反映了客觀現實，而且體現了人類的願望和追求。社會主義為人類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僅滿足人類有限的物質需求，同時也保障了人類無限的精神需求。而這些願望在蘇聯都未完成，蘇聯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質需求更為貧乏、更為不足。這甚至在社會主義支持者內都引起了不滿，這從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中可以體現出來，而在國家政權機構中，也出現了包括戈巴契夫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然而這些人缺乏足夠的力量和時間來改革體制，與建立以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新的觀念和體系相比，打破過去陳舊的教條、模式和觀念的過程要快得多。在開始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政策之初，戈巴契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萬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宮的保險箱和柜子中。對於阿富汗戰爭、1939年簽署的秘密條約、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等問題，以及過去年代的其他眾多事件和決議，人們始終沒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釋。戈巴契夫不知如何向全國及整個世界解釋1940年在卡廷森林槍斃波蘭軍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釋蘇聯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許多不合理的強硬政策和行動呢？取消對新聞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發了批判浪潮，這股浪潮反對蘇聯國家和蘇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對蘇共的意識形態。蘇共沒有準備、也沒有能力進行反擊和承擔責任，這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制度的合法性產生了普遍質疑，而這種制度正是建立在蘇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權力的基礎之上。蘇聯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了「蘇共的統治和領導地位」，而此時要求取消這一條款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要求是論據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憲法第六條之後，蘇共仍無法控制國家政權。蘇共有龐大的資源和財富，但卻在人民群眾中喪失了應有的支持和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