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操之過急
戈巴契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號的，這顯然過於倉促。與赫魯雪夫一樣，戈巴契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歡心血來潮。他自己甚至從來就沒有十分明確的政治改革綱領。由完全的中央集權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過程，這不僅是大規模的實踐和政治問題，而且也是個科學理論問題。鄧小平提出，在中國建立現代化社會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時間，這是非常現實的做法。
俄羅斯一些極端的愛國者和共產主義學者企圖全盤否定戈巴契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誕理論著稱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在蘇聯解體之後曾寫道：「從戈巴契夫在政治舞台出現一直到現在我都認為，戈巴契夫主義的產生是試圖將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拉回到專制的史達林主義。戈巴契夫主義的本質在於，他按照自己的意願將生活方式和高層領導所希望的社會進化通過強制性的手段、從上至下地強加給國家和人民。戈巴契夫試圖建立一個脫離黨組織並凌駕於共產黨之上的權力機構，由此便開始了無休止的改革，實際上摧毀了整個國家、經濟、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戈巴契夫要求賦予『總統制』以至高無上的權力，建立一種類似於史達林的領袖獨裁制的權力體系。」[40]我認為，將戈巴契夫與史達林的政權目標、性質和體制混為一談是完全錯誤的。我也認為，「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的某些學者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41]、薩普雷金[42]、特魯什科夫[43]和沙巴諾夫[44]等，他們將戈巴契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識地進行的「反對蘇維埃的反革命政變」。這些學者認為：「領導這次反革命行動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巴契夫為首的蘇共最高領導層，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基層中有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比克寧[45]和扎格拉金[46]等人。」這一新生的反革命運動的基礎和「摧毀社會主義的衝擊力」正是依靠從事影子經濟的投機者、腐敗的官僚階層、外交部機關、蘇共中央中「從事與西方有關」的國際部門、以個體戶和合資經營者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羅斯人」、大城市中的邊緣階層，以及社會各階層中的無業游民。此外，反革命運動還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別是礦工，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當高，它還依賴部分從事創作的精英、大眾傳媒機構、各加盟共和國中的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對低收入不滿的工程技術人員等。[47]社會中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強大的反對派，怎麼還能稱為「發達的社會主義」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事實上，戈巴契夫並沒有企圖進行「反革命政變」和建立某種「超權力」體系，他的目標他自己都不清楚，這些目標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願望，甚至在戈巴契夫的助手中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清晰地描述它們，這是我在1989—1990年與他們多次交談中體會到的。的確，戈巴契夫削弱了黨組織的權力機關，當我被選舉為蘇共中央委員並開始在老廣場的辦公樓里工作時，黨的各級機關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權力，它們只是隨著慣性在徒勞地工作。蘇聯總統辦公廳同樣沒有任何權力，它只是未被改組，蘇聯最高蘇維埃也沒有實權。戈巴契夫建立的不是「超權力」，而是「無權力」體制，這個權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還沒有任何影響的人物和機構填充了。在任何情況下，這些人當然不是戈巴契夫的人，戈巴契夫帶著困惑觀察著國家和黨內發生的一切，迴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問題。1990年夏，蘇聯著名的文化活動家維利切克[48]在《電影藝術》雜誌中曾指出：「戈巴契夫是否明白，他打開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時，也不自覺地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過，過去那個在沒有自由民主條件下的反自然的權力體系迅速瓦解後，卻沒有進入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社會，反而陷入了到處是毀滅、混亂、為所欲為和充滿挑釁的對立面。是否存在危險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許多社會學家確信，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國家必須經受動盪和混亂。這些社會學家還認為，剛開始改革時，戈巴契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傾向的黨員思想所束縛，而現在他明白了，事態已經失去了控制，這一切是客觀和合理的，他的歷史使命在於利用一切戰術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證安全。由此產生了一種怪論，似乎戈巴契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認為，這是用謊言編織的神話，戈巴契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誤，他的改革綱領是不現實的中派主義和妥協的，是模稜兩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巴契夫行動上的優柔寡斷，這一切導致改革喪失時機和主動，產生危險的權力真空、離心傾向和破壞傾向。如果戈巴契夫不把握主動權，那麼他將帶領國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聯邦制國家，而是走向國家的解體、暴民統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權的民族社會主義專制。」[49]據我所知，戈巴契夫不可能具備這種主動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蘇聯解體實際上已不可避免。
戈巴契夫意識形態的薄弱性
在蘇聯意識形態一直是社會和國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規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識形態的依據。這對於戈巴契夫來說並不是件難事，因為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場經濟要求和私有財產的新觀念。但戈巴契夫不是思想家，並且對於社會主義理論許多問題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巴契夫曾掌握了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他就此停滯不前，並從未想過再將其發揚光大。對於經濟科學、政治科學、社會學和國家建設等其他方面的科學理論，戈巴契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確，戈巴契夫提出過「新思維」的口號和要求，但他並沒有創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維》的書中沒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新思維，更別說是新概念了。戈巴契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時，蘇聯的發展已經完全遠離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須使1917年之後被孤立的蘇聯與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組成國際社會的新秩序。他還號召蘇聯公民「按照國際法和文明世界的準則」行事，但是所有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無稽之談。它們就像20年代的蘇聯領導人將蘇聯社會主義的觀念和原則強加給整個世界的企圖一樣，是錯誤和危險的。戈巴契夫還提出，與世界各國發展關係應建立在道德原則基礎上，這也是不切實際的空談。西方專家有一段時間曾對這些提法表示懷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蘇聯領導人玩的「花招」。後來他們又驚奇地認為這是戈巴契夫的「老實」，但這不是讚美之辭，而是對其如此幼稚感到驚奇。即使是西方最樂觀的政治學家都承認，對於國際政治問題，戈巴契夫嚴格地說來對於傳統的蘇聯理論學說沒有進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這種政治注入了新的聲音、溫和主義和理智，同時他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供討論。然而接下來該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間，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專家對該問題予以回答。一些悲觀的西方學者當時認為，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不過是裝點門面而已，只是新的宣傳手段。舊商品如果經常以「新的」和「完善的」來廣而告之，那麼就不愁沒有銷路。柏林圍牆的倒塌、東歐國家的「天鵝絨」革命，尤其是德國的統一，所有這些事件不僅令西方國家感到歡欣鼓舞，同時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釋蘇聯的突然臨陣退縮？其背後是否有隱情？對此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今後還會發生什麼？美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波爾·馬蘭茨在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之後曾指出，戈巴契夫的政策並不像史達林、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樣明確。他說：「這些前蘇聯領導人都已經離開國際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巴契夫上台以來，他上演的還是第一幕。」[50]然而，這第一幕也是最後的一幕：蘇聯解體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卻有一個以米哈伊爾·蘇斯洛夫[51]為首的固定的「意識形態參謀部」，而戈巴契夫的身邊就沒有這樣的智囊團，也沒有任何「總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局的領導人是葉戈爾·利加喬夫領導，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喬夫作為政治局委員又負責領導農業部的工作，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由他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他們的觀點不一致，因此他們之間常產生矛盾。1988年末，戈巴契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負責國際事務，於是瓦季姆·梅德韋傑夫在1988年9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之後，由他主管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學識淵博的人，但他作為學者型的領導則缺乏堅強的意志力。從專業上來說他是經濟學家，但是當時在國內已自發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意識形態浪潮，無論是梅德韋傑夫，還是戈巴契夫，他們都無法控制。如果我們相信改革時期戈巴契夫身邊的工作人員的描述，那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戈巴契夫來說，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權威便是他的妻子——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後來成為哲學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關於斯塔夫羅波爾農村中的一些社會變化。
戈巴契夫在意識形態方面無所作為引起了蘇共各級領導的不滿，同時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論家和歷史學家則感到不解，甚至是擔憂。羅伯特·希埃爾在自己的書中就這樣寫道：「對於一個專制國家的領導人來說，戈巴契夫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許多具體任務，他還面臨許多沒有具體答案的問題迄今為止，許多社會學家對這些問題還是沒有理出頭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包含著許多陳舊的觀念，已無法跟上時代的辯證的發展過程。生活本身並不像電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樣，它要複雜和愚蠢得多。這位蘇聯新的領袖怎樣用新的勞動道德準則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開性對於作家來說，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樣爽快，而對於那些排著隊來買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戈巴契夫的禁酒令使他們感到壓抑氣憤。這些人對戈巴契夫禁酒的憤怒甚至比對得知史達林的不光彩歷史或者是高層腐敗的憤怒要嚴重得多。最讓人感到憂慮的是，在克格勃反對、軍隊得過且過、社會抗議的情況下，戈巴契夫退縮了。沒有人會比戈巴契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遠了。他承認說，他必須領導一個已經接近於無法控制的社會。那些在戈巴契夫的改革過程中失去特權和權力的人會站出來說話嗎？沒有人懷疑戈巴契夫的誠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說的，社會局勢變得異常緊張，許多人開始提出這樣的疑問：「這一切進行得有意義嗎？」[52]直到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也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擔任蘇聯這樣非同尋常的國家的領袖，戈巴契夫不要說解決蘇聯的眾多問題，他甚至連解決一小部分的問題都是力不從心。
戈巴契夫的班子軟弱無能
在蘇維埃政權時期，我國在科技領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領導幹部隊伍，在其他許多社會生活的領域也出現了不少富有經驗和學識的領導人才，但惟獨在政治領域領導人才寥寥無幾。就政治能力、知識水平和意志品質方面的整體水平來說，史達林時期的領導隊伍已經弱於列寧時期，這種退步一直延續到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到後來的戈巴契夫時期依然如此。在戈巴契夫的周圍已沒有像柯西金[53]、葛羅米柯[54]、安德羅波夫和烏斯季諾夫[55]這樣的70年代國家政治領導的代表人物。戈巴契夫經常撤換高層領導，常常新任命的領導，他們比被撤的領導更無能，但更聽話。即便是這樣的領導，他們上任不久也會與戈巴契夫產生矛盾與衝突。
戈巴契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還有一個對這種層次國家領導人來說最不應有的、最糟糕的特點：在與自己身邊的人、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動家會見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是戈巴契夫在講話，他不願聽、也聽不進去別人的講話，甚至乾脆不給對方發言的機會。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本來是邀請一位學識淵博的專家來進行諮詢，但是一兩個小時的會談時間都是戈巴契夫在講話，最後分手的時候他還不忘感謝對方的認真聽講。戈巴契夫十分不願聽到負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來，蘇共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成員都不願接受總書記的會見和聽他作報告。戈巴契夫身邊的有些交談者享有一定特權，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動家，然而就連他們在後來也對戈巴契夫不善於聽取意見給予了批評。比如，《星火》雜誌的主編維塔利·科羅季奇[56]在1987—1988年間曾是戈巴契夫的常客，有一次他決定告訴戈巴契夫，目前在國內，尤其是在黨內，戈巴契夫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了。科羅季奇回憶道：「當時已是晚上6點多了，戈巴契夫看起來疲憊不堪，我也很累了，現在想想，如果換了是在早晨，我未必會對他說那番話的：『您知道嗎，現在許多人都對您有意見，您知道為什麼嗎？您自己不喝酒，還不允許別人喝酒；您既不給自己掛獎章，也不給別人掛。這些人雖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還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礙老百姓的生活……』戈巴契夫則不耐煩地回答說：『你說什麼呢？我每天都與人們交流意見，我經常打電話。你知道嗎，現在國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飽滿！可你說了些什麼呀！』……」。[57]
戈巴契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獨裁者，他在與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專制，這一點就使他成為不了偉大的民主領袖。戈巴契夫主持的各種會議都缺乏民主作風，主持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對他來說是件很困難的事。相比之下，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主持會議就遊刃有餘得多。在蘇共中央的會議上，戈巴契夫很難克制自己，當聽到反對意見或者是批評言辭時，他常常失去控制。戈巴契夫說過這樣的話：「與反對派對話是不可能的」、「關於多元化的問題不可能有兩種意見」等等。在戈巴契夫身上，內心極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過於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歡說，但從來不做，他經常拖延許多重要的事情和決定。一位研究戈巴契夫個性的心理學家別爾金曾寫道：「戈巴契夫在為人處事方面犯下了許多驚人的、不可理解的錯誤，這是他的個人性格所決定的。每個人都明白，應該珍惜自己身邊才華橫溢、忠心耿耿、善於獨立思考的朋友，正是應該從這些人中尋求支持！但是嫉賢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弱。如果一個人的朋友經常與他爭論，反對他，打破他的『無所不知』和『無上權力』的神話，那麼這個人就將經常處於尷尬和艱難的境地，他不可能與別人分享成功和喜悅。這種內心的非理性的聲音掩蓋了一切，也導致產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誤。否則如何解釋，他將國家的命運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亞納耶夫和已故的普戈這樣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於，戈巴契夫沒有給自己的親信提出過高的個性和知識方面的要求。太陽並不需要其他發光體的陪襯，他認為自己就足夠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無所不在的光芒而已。」[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