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俄羅斯著名史學家和政治評論人士。他在1969年寫了一本有關史達林的著作《讓歷史來審判》，被開除黨籍；到1989年才恢復蘇共黨籍。
作者在蘇聯最後3年（1989~1991年）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共中央委員，親身經歷蘇聯解體的全過程。此書出版於2003年，著重描述蘇聯最後一年（1991）的各種變故。
提醒一下：作者雖然是史達林時代的政治異議人士，但他本人的政治立場是「列寧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葉爾欽解散共產黨的時候，他還公開替蘇共說話。
第五章蘇聯解體的原因
5.1幾點初步看法
5.2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5.3俄羅斯的分立主義
5.4冷戰和西方施壓
5.5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5.6戈巴契夫的作用
5.7葉爾欽與蘇聯的解體
5.8蘇聯基礎和承重結構的脆弱性
5.9幾點補充看法
5.1幾點初步看法
有四大重要歷史事件確定了20世紀的政治歷史。俄羅斯的1917年革命導致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和蘇聯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法西斯帝國，建立了新的、維持了40多年國際關係體系。殖民帝國主義的瓦解之後，在世界東方和南方的廣大地區有幾十個國家宣布獨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就是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帝國的崩潰相比，這一事件所產生的影響要深遠得多。
20世紀所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中四種意識形態體系對過去一百年的世界有著特別深刻的影響。一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或者稱為共產主義思想，它首先在蘇聯和中國被接受和傳播，然後擴展到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二是民族主義中最極端的部分，或者稱為法西斯主義思想，這一思想武裝了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所謂精英。三是自由主義和多元化思想，這個思想體系最早是由西方民主國家的領導階層提出來的。最後就是民族解放主義思想，它為「第三世界」領導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到了20世紀末，激進的伊斯蘭教思想有所抬頭。此外，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也出現了日益增強的趨勢。
在許多科技成果和發明的影響下，20世紀的世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經濟和技術領域的主要成就包括汽車和航空運輸的發展，航天技術和火箭的發展，原子彈和核電站的建立等。電視、計算機、電話通訊和網際網路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經濟的進步，而且也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最近一百年來，人類在醫療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加了近6倍，它使人類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多數的自然災害是人類難以控制的，但是人們正在提高對其的認知水平，以便更好地面對和克服21世紀我們即將面臨的各種自然災害。
在人類歷史中，強大帝國的衰落和瓦解並非罕見：最近三千年中，有幾十個偉大的帝國建立之後又瓦解，一些帝國可以持續幾百年，而另一些帝國只存在幾十年。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日耳曼、奧斯曼和奧匈帝國相繼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不列顛帝國、其他歐洲殖民帝國，以及日本也相繼衰敗，許多多民族國家也先後解體：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從表面上來看，蘇聯解體似乎也應屬於這一行列，但是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無論是蘇聯解體的全過程，還是其解體原因都是非同尋常的，這也引發許多問題、懷疑和爭論。
蘇聯解體之前，國內並沒有發生任何激烈的革命進程，也沒有產生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民族解放運動。國家的瓦解似乎是在眾多微弱的衝擊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許多人當時認為即便將所有這些衝擊力結合起來也不至於摧毀整個國家。誠然，蘇聯和蘇共的危機和病態由來已久，它們已經滲透到國家和社會的最核心之處，因而，不僅是國外的觀察家，而且連蘇聯的政治學家和普通百姓，都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危險。人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許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客觀因素導致了如此強大國家迅速地滅亡了。這難道是自殺？如果工人沒有罷工，農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勞動，老師教書育人，學者在實驗室從事研究，那麼又如何解釋這樣的國家會崩潰呢？如果國家的軍隊絕對服從指揮，秘密警察系統強大而有效，那麼又如何理解這樣的國家會滅亡呢？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樣：「蘇聯雖然遇到了困難，還不是註定要虛脫，國家當時還沒有處在嚴重危機之中。蘇聯是個生命力很強的國家，或者它可以繼續存在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蘇聯容易被周圍發生的負面事件所影響，蘇聯充滿了生命力，但同時也是脆弱而敏感的，它已成了命運女神的人質，命運女神已離它而去。一個身體素質很弱的病人之所以沒有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也許是遇到了醫術不高的庸醫，然後他又服用了至今未經檢驗的藥物，只能用一系列的特殊的巧合來解釋。」[1]這種解釋顯然過於膚淺和表面化，只會令他本人感到滿意。
研究蘇聯解體的性質和原因時不能不考慮蘇共消亡的原因，這當然並不是因為這兩個事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共產黨是蘇聯的惟一政黨，按照蘇聯憲法，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領導者和前進的力量」。蘇聯共產黨不僅是普通的執政黨，它還是蘇聯的締造者，這個國家正是依靠蘇共創始人和理論家的思想方針建立和鞏固起來的。這個國家能聯合在一起並不是依靠民族命運和傳統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識形態的統一。在此情況下，共產黨的機構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統治國家的國家機構，共產黨的削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的削弱。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蘇共儘管在隊伍人數上不斷擴大，但是正統思想的影響力卻日趨減弱，黨的威信不斷下降。蘇共依然是國家的承重結構，但是缺少強大而權威的思想後盾，它難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斷增加的新負荷。裂痕逐漸加深，於是在瞬間整個承重結構便突然倒塌。俄羅斯流傳著一個名為《不死的老頭》民間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神秘的沙皇統治者，他力大無比，不可戰勝，他還可以永生不死，據說他的心和他的死亡放在一個箱子中，並被安全地藏到一個遙遠的海上小島，埋在一顆粗大的橡樹下面。對於蘇共來說，意識形態就是它的心臟，當對這個偉大意識形態的信任程度減弱之後，那麼蘇聯大廈中的黨政骨幹結構必然要倒塌。
許多西方和俄羅斯的思想家很願意將蘇聯和蘇共的瓦解說成不僅是共產主義思想根本形態的覆滅，而且是整個社會主義的崩潰，包括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在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認知方面，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年中走過了相當漫長而複雜的道路。真正的民主社會依靠的是國家多數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國家不可能不關心社會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民的生活，關心所有選民的健康、幸福、教育和安全等問題。正是這種社會富足安康的思想才是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而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私有制。今天我們認識到，先是馬克思，然後是列寧，他們將年輕資本主義的弊端認為是它致命的頑症，同樣，沒有任何理由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理解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逆轉的崩潰。
儘管我認為意識形態的衰落是蘇共和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但是還存在其他許多因素刺激並加快了蘇聯解體的進程，或者為蘇聯解體提供了具體的條件。下面就是這些問題中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還需要不斷的分析和研究。
5.2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蘇聯是多民族國家，俄羅斯族被認為是其主要的、也是主導的民族，而俄語則是民族之間交往的語言。蘇聯曾有15個加盟共和國，20個自治共和國，8個自治州和10個民族區，一共是53個按照民族區域原則來劃分的行政主體。各民族的權利和資源條件各不相同，因此經常發生各共和國與中央之間的衝突。蘇聯解體後是按照各加盟共和國的邊界劃分的，而且有許多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州之間裂痕日益明顯的情況發生。因此，許多研究蘇聯解體的學者將民族因素放在解體原因的首位，這也就不足為怪了。一部分學者認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力是民族知識分子，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是「民族官僚」。蘇共的正統思想，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完全徹底地解決了，因此蘇共中央的各級機構中取消了從事民族問題的部門和設置，蘇聯科學院也只保留了一個蘇聯民族研究所。相反，像索忍尼辛這樣的蘇共反對派則認為，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要比沙皇俄國時期尖銳激烈得多。然而，我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極其錯誤的。
80年代末在蘇聯興起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為自由談論民族問題和成立民族主義團體提供了可能。如此一來很快就發現，只有波羅的海三國、喬治亞和烏克蘭西部的知識分子、民族精英和多數普通群眾具有強烈的獨立願望和獨立意識。然而即便在這些地區，也並沒有產生通過激進手段從蘇聯分離出去的願望和可能。在波羅的海國家和烏克蘭西部存在著強烈的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而喬治亞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奧塞梯人和阿布哈茲人的，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敵視是由於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矛盾，摩爾達維亞和塔吉克斯坦的緊張局勢也只是國內的衝突。在蘇聯時期，各加盟國共和國和各民族行政主體都派代表參加了蘇聯前幾次的人民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會議，最激進的民族團體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也無外乎是在統一的國家框架內擴大經濟獨立性。在此情況下，形成了對於小的要求國家給予小的讓步這樣的戰術。1990年，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規定各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的辦法和程序的專門法令，該法令規定國家獨立必須經過全民公決，必須有2/3的法定多數公民投票贊成，這樣五年之後才可以與蘇聯「文明離婚」，五年期限到期之前還要進行一次全民公決。在制定和研究該法令的時候，我們確信，最先使用這個法令的只會是波羅的海國家，然而1990年末出現的經濟危機和改革的失敗改變了其他加盟共和國多數人民的心理。與民族主義隨之而產生的還有分立主義，甚至在俄羅斯的一些地區也出現了分立主義，先後出台了「烏拉爾」、「西伯利亞」和「濱海邊疆」等共和國的獨立計劃，還出現了韃靼、車臣、圖瓦、卡爾梅克的獨立運動，其中多數地方區的分立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非理性的和情緒化的，因為這些要求完全獨立於中央，地方並不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因此我們看到，並不像一些「改革設計者」所認為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和分立主義導致了改革的失敗。恰恰相反，正是改革思想和設計的失誤、國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政治意志的喪失，以及國家和蘇共中央政權的癱瘓助長民族主義和分立主義的勢頭。隨著蘇聯經濟狀況的不斷惡化，產生了這樣的幻想，認為只要從莫斯科獨立出來，那麼人民的生活就會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決中，投票贊成烏克蘭的獨立不僅是烏克蘭族人，還包括多數俄羅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多數人認為，他們給予的要比從大鍋飯中得到的多，他們認為，在獲得自主分配本國財富的可能後，獨立的國家將生活得越來越好。誠然，蘇聯的所有公民在過去的年代為了滿足帝國野心和軍備競賽不得不納貢，很少有人明白，在不毀滅整個國家的情況下可以大幅度減少這樣的納貢。在蘇聯解體之後的幾年裡，從前蘇聯誕生的各個獨立國家認識到建立自己的軍隊、特工機關、海關、外交和其他許多機構與部門的必要性，許多人開始漸漸意識到，普通老百姓還是生活在獨立前的蘇聯會比較舒適和安全。蘇聯解體之後，外高加索和中亞的哪個國家生活變得更好了呢？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獨立之後，普通百姓又得到了什麼呢？許多獨立國協成員國甚至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本國民族文化、語言和教育的發展，他們的文化不但沒有發展，相反卻退化了。在各國中最有影響、最具規模的民族陣線運動，比如喬治亞的「人民陣線」、「圓桌」，以及立陶宛的「薩尤季斯」，目前都已被排擠到了第二或第三的位置，有的甚至已從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徹底消失了。
在沙皇俄國和蘇聯時期，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運動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歷史時期，這種民族主義的興起和壯大發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時期。民族主義運動是俄羅斯帝國滅亡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主要因素。布爾什維克鎮壓了一部分民族主義運動，但是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都被其利用和同化，並且變成了建立多民族的蘇聯的重要支柱之一。1991年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力量比1917—1918年間要弱小得多。這種民族主義本身不可能摧毀蘇聯這樣的國家，對於蘇聯的統一來說，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更加危險。
5.3俄羅斯的分立主義
在1989年初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家瓦連京·拉斯普京[2]發言指出：「自二戰以來，我國強大而牢固的根基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受到如此強烈的動搖與威脅。我們俄羅斯族人一貫尊重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樣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親愛的兄弟們，那些指責俄羅斯族人具有沙文主義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說法，純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謠言。可以說，他們玩弄的手段相當巧妙，仇俄思想不僅在波羅的海和喬治亞蔓延，而且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雖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卻遍及全國，他們將反蘇和反俄的口號混為一談。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波羅的海國家的代表表現得很活躍，他們企圖達到修改憲法的目的，以便使他們能夠從這個國家獨立出來。對此我無權提出異議，你們當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運。俄羅斯族人一貫樂於助人，既然你們認為，你們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羅斯造成的，是俄羅斯的落後和貧窮拖了你們的後腿，那麼我想，還不如讓俄羅斯從蘇聯脫離出去？這樣豈不是更好？如此一來，也可以幫助俄羅斯解決許多現有的和今後出現的問題。」[3]當時俄羅斯的代表們雖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拉斯普京的這番講話，但是大家都認為，那只是一種文學上的誇張說法。誰都沒有預料到，一年後，即在1990年6月12日召開的俄聯邦代表大會上竟然通過了關於俄羅斯獨立的宣言，而一年半之後，俄聯邦不僅脫離了蘇聯，而且竟然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起宣布，蘇聯作為「地緣政治實體」已不復存在。
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是一個新生和突發的事物，而正是這種運動成了蘇聯解體的主要力量之一，因為蘇聯的建立和發展都是目繞著俄羅斯聯邦進行的，都是以它為基礎，以它為實際的宗主國。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有一個異常的特徵，它不像喬治亞、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分立主義那樣依靠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在1989—1991年間，俄羅斯並沒有出現任何有影響力的民族陣線，而在一些城市中產生的所謂的「人民陣線」並不是民族主義組織，他們只提出一般性的民主主義的口號。而如「紀念協會」、「俄羅斯全民協會」、「俄羅斯大教堂」、「民族中心」、「俄羅斯道路」等規模不大的民族主義組織都不具備政治影響力，也從未提出從蘇聯分離出去的口號。強大的民族陣線通常產生於民族感情受到壓迫、屈辱和限制的地區。俄羅斯帝國時期，有誰壓迫過俄羅斯族人和限制俄羅斯文化呢？俄羅斯農民也只是受到俄羅斯地主的壓迫與剝削。蘇聯時期也曾與「民族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與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和韃靼人相比，俄羅斯人的民族感情被傷害的程度要少得多。
還有一個情況讓人感到驚訝和費解，這就是俄聯邦的共產黨員對俄羅斯分立主義的發展和鞏固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他們竟然要求建立脫離蘇共而成立獨立的俄共。在1990年召開的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上，俄共議員團共有300多名代表，是最大的議員團，然而在1990年6月12日通過俄羅斯獨立宣言時，竟然沒有任何俄羅斯共產黨員提出異議和反對，在參加投票的907名代表中，只有13人投了反對票，9人投了棄權票，還有11人沒有投票。這種意見一致的情況在俄聯邦代表大會上是前所未有的。幾乎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包括葉爾欽在內，當時都是蘇共黨員。1991年12月，俄共議員團的代表人數已銳減到50—60人，他們對俄聯邦最高蘇維埃草簽別洛韋日協議的決定依然保持沉默。
俄羅斯的分立主義另外一個不同尋常的特點是，它不依靠任何已經存在形成的政治精英或者民族精英。1991年時並不存在任何俄羅斯族的「民族精英」。過去，俄聯邦沒有自己真正意義上的部長會議，沒有自己的政黨，沒有純粹的俄羅斯的軍事機構，更沒有俄羅斯的克格勃，為數不多的俄聯邦權力機構只是整個蘇聯權力機構的一個從屬部分，其中只有俄聯邦教育部是例外。直到葉爾欽被選舉為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後，俄羅斯才開始加緊建立自己的權力和管理機構，當時被邀請進各部委和其他權力機構的並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動家，也不是大企業的領導人和民族領袖，而只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官員、實驗室主任、副博士，以及一些仕途不順或者是來歷不明的人，這些人後來被封了許多很不雅的綽號，例如「穿短褲的男孩」、「芝加哥男孩」、「貨幣主義的雜種」等等。
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沒有任何歷史，儘管在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時期都曾發現過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某些表現，但是任何人任何時候也沒有提出過將俄羅斯從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分離出去的想法！過去也沒有人要求在俄聯邦建立強有力的權力機構。眾所周知，就領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而言，俄聯邦是蘇聯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其他的共和國則被認為是俄羅斯的「民族邊疆區」。在此情況下，分享權力的必要性便產生於中央與各「邊疆區」共和國之間，而不是中央與俄聯邦之間。反之，如果俄羅斯的權力機構變得強大而又有威信，那麼就會使相應的蘇連線構形同虛設，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時國內只有蘇聯科學院，而不存在俄聯邦科學院。相反，由於存在著強大而有權威的俄聯邦教育部，倒是於70年代成立的蘇聯教育部變成了一個多餘的官僚機構。
俄羅斯帝國不同於大不列顛、法蘭西和葡萄牙帝國，它沒有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它是將與俄羅斯接壤的領土吞併進來，並使其同化成為統一的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這是蘇維埃政權和蘇共都不能改變的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現實。因此，如果不是從官方或是法律的角度，而是從自身地位和歷史作用的角度來說，俄聯邦始終占據著宗主國的地位，俄羅斯民族、俄羅斯文化、俄語也同樣保持著主導地位。1922年12月蘇聯建國初期，所有的國家權力機構都是建立在俄羅斯各個機構的基礎之上的，還有其他加盟共和國一些補充機構。俄國共產黨以同樣的方式直接改名為蘇聯共產黨。1922年，在列寧的批評壓力之下，史達林及其追隨者輕易地放棄了「自治化」的構想，其實那只是形式上的，而並非本質上的。當時在中央集權制度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組成了統一的思想和政治申心，這也就使所有中央集權的機構得以保留下來。
為什麼勢力弱、根基淺的俄羅斯分立主義會對蘇聯的命運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它沒有遇到任何的抵抗。這如同一個或者兩個人在不停地鋸艾菲爾鐵塔的支柱，只要沒有人制止他們，他們最終肯定會毀掉這個龐然大物。
那麼有沒有人能夠阻止俄共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春，蘇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書記處只要採取相應的措施，就完全可以阻止俄共的成立。然而在1990年1—2月，蘇共領導人花了很大力氣去阻止成立立陶宛共產黨，但他們不知為何竟然對俄共的成立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令人費解的是，1990年春進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時候，蘇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區的黨委表現得十分消極。沒有任何一名蘇共中央的領導人參加這次選舉，結果許多一年前在蘇聯人民代表選舉中落選的人，現在竟然在俄聯邦選舉中輕易地獲勝。選舉結束後，蘇共中央對俄聯邦代表沒有做任何工作。葉爾欽當時競選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時經過了三輪投票，最後也只領先了三票。當時我本人在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大廳近距離地觀察了這次選舉過程，要改變形勢其實並不複雜，只不過當時只有民主派表現得很積極，他們組成了以布爾布利斯為首的選舉委員會，此人在1990—1991年間成為了俄羅斯分立主義的幕後領袖和思想策動者。加拿大記者馬克·羅伊斯是布爾布利斯的第一位、也許是惟一的一位傳記作家，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局外人》這本書中寫道，布爾布利斯和葉爾欽「相互找到了對方」似乎是命運的安排和上帝的旨意，而戈巴契夫和蘇聯註定要滅亡。羅伊斯在書中指出：「這場偉大的、不流血的消滅帝國運動對於那些極端的愛國者來說並不是件高興的事，他們對暗中實施這場運動的人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如果有誰還不知道這個人名字的話，那麼我來可以公開這個秘密，這個人就是根納季·布爾布利斯。」[4]這麼說當然有些誇張，但其中也不乏真實的成分。布爾布利斯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哲學副博士和講授科學共產主義的教師，是他提出了蘇聯作為「地緣政治實體」不復存在這樣的說法，並最終寫入了別洛韋日協議中，這顯然不是偶然的。
5.4冷戰和西方施壓
許多西方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家始終堅信，正是冷戰和西方對蘇聯的施壓才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蘇聯承受不了軍備競賽中越來越龐大的財政支出，蘇聯遭受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失敗。這份「功勞」首先歸功於美國和美國總統隆納·雷根，當時里根堅決地拋棄了緩和政策，他將與共產主義作鬥爭視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早在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聖母瑪利亞大學演講時就曾指出，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後幾頁直到今天還繼續書寫著。這種制度不可能永遠存在，它將走到自己的盡頭。未來的幾年將是我們國家復興的幾年，也是自由事業和文明傳播的幾年。西方不是遏制共產主義，西方要戰勝共產主義。我們不想對此進行批判來給自己找麻煩，我們正在把人類歷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刪掉，這一章現在已經寫到了結尾。」正是里根拒絕了凍結核武器計劃，這個計劃簡直是「給蘇聯送禮」，他極力支持戰略防禦計劃，而這一計劃的目標直指「邪惡帝國的侵略野心。」[5]10年後，有人問里根：「您在總統任期內最偉大的成就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贏得了冷戰的勝利。」[6]里根在任時的副總統、後成為美國總統的老布希在1992年的講話中也強調說：「我們不同意要求凍結核軍備競賽的建議，里根總統對提出這個建議的人們說『不』，和平只能通過增強自身的實力來實現，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與美國不可超越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相抗衡，其結果顯然沒有給蘇聯帶來光明的前景，蘇聯領導人除了拋棄共產主義和接受蘇聯的解體之外已經別無選擇。」[7]而極少數的里根和布希的反對派試圖辯駁，指出這種論斷太過簡單化。
許多俄羅斯學者同樣認為，冷戰和西方施壓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只不過他們認為西方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施壓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國的情報機構以及各種秘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中心的積極活動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8]曾寫道：「我們不應為我們在冷戰中的失敗而感到驚訝，我們應該驚訝的是我們國家竟然堅持了70年。西方在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優勢是巨大的，我國只有2.6億人口，而西方卻擁有10億人口，一體化已經在西方產生。在西方的壓力之下，蘇聯內部發生的一系列過程起到自身的作用。在西方的壓力之下，我們從心理上發生了崩潰。在蘇聯已經形成了強大的親西方『第五縱隊』，西方成功地在我國造成這樣的氛圍，即廣大人民群眾情願背叛自己的祖國。」[9]對於摧毀蘇聯的這支親西方的「第五縱隊」，原克格勃將軍維亞切斯拉夫·希羅寧這樣評價：「在改革時期，所有這些精心策劃的、瘋狂的破壞活動接踵而來，這場規模大、耗資高的顛覆國家的運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工作人員毫不懷疑，這場運動只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而在我國實施這一計劃的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都成為了西方破壞勢力手中的傀儡。從上述這些運動的規模和連續性可以肯定，這些運動策劃得很專業性、很配套，我們國內任何一個『智囊機構』都無法勝任如此複雜和高深的任務，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有一隻經過專業訓練和極富經驗的手在操縱著一切。在電視上、媒體上和各種集會上出現了一大批新興『政治家』，其中包括葉連娜·博奈爾[10]、尤里·阿法納西耶夫、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加林娜·斯塔羅沃伊托娃和瓦列里婭·諾沃德沃爾斯卡婭[11]等，他們號召對『腐爛帝國』進行『文明的摧毀』。根據我所掌握的事實，我可以肯定地說，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發生的事件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心機構制定的『肢解蘇聯』計劃中的一個環節和步驟。」[12]另一位原克格勃將軍尤里·德羅茲多夫[13]對此觀點補充說：「如果當時國家的高層領導人能夠認真對待掌握情報，那麼社會主義陣營就可能存在到今天，並維持二戰後的原狀。」[14]
俄羅斯報刊中曾出現一種離奇的說法認為，不僅是這些「改革的設計者」，而且包括美國總統和美國特工在內，他們都只是某種「世界的幕後力量」的執行者而已，這股力量的代表者早在幾百年前就開始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現在他們才將「世界新秩序」的理論付諸於實際行動。曾長期擔任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弗羅亞諾夫[15]指出：「只要冠以蘇聯之名的俄羅斯帝國存在，那麼『世界新秩序』的計劃就不可能取得勝利。要麼戰勝蘇聯，要麼承認自己計劃的破產，這個計劃於20世紀下半葉已進入了加緊實施階段。因此，『世界的幕後力量』決定消滅蘇聯，而國內正在進行的改革為其提供了契機。這場改革不僅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所有這一切從本質上來說不是別的，正是通過建立世界新秩序將一切陳舊的變成適應現代生活的。一場將世界國際化的運動正在進行，20世紀所發生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是這個進程的表現。」[16]
毫無疑問，冷戰和西方施壓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將其稱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壓力、中央情報局的專業人員制定了更周密的計劃情況下，為什麼美國直到現在都無法摧毀其近鄰古巴的卡斯楚制度呢？弱風能將百年老樹吹倒，如果這棵樹的樹幹已經從內部腐爛了，我們能將這陣風稱為老樹死亡的主要原因嗎？
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俄國的鬥爭始於「十月革命」時期，30年代中期這場鬥爭變得更加複雜，雙方為此都付出了不少的積極努力。但是那時候西方的壓力不但沒有摧毀蘇維埃國家，反而使其變得更加鞏固和團結。在幾十年中，靛趕上並超過西方」的思想一直是蘇聯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列寧、史達林和赫魯雪夫提出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則在世界範圍內展開。許多人認為，在50—60年代，在這場和平的和不是完全和平的競爭中，蘇聯占了上風。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在各個領域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蘇聯，當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蘇聯為改變現狀而進行的改革為時已晚，而且優柔寡斷的改革者又將改革引向了錯誤的道路，這與西方實施的陰謀沒有任何關係。許多人錯誤地認為，80年代西方和美國對蘇聯的壓制變本加厲，其實則不然，在1987—1988年間，由於戈巴契夫所實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壓力反而變弱了。徹底改變思維觀念的是隆納·雷根，1988年6月末，作為蘇聯知識分子的40名代表之一的我在莫斯科的文學者之家有幸見到了這位總統，當時他只說到了合作，而沒有提到「邪惡帝國」。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的壓制不存在了，只是它變得更加微弱和鬆散。「鐵幕」的崩潰不是由於西方的打擊，而是來自東方的震動。實際上80年代末西方並沒有使用任何新的意識形態武器對付蘇聯，倒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和蘇聯內部出現了新的不能戰勝的困難，戈巴契夫改變局勢的機會已經非常小。
在1915—1916年，俄羅斯軍事上的失敗加速了日漸衰落的沙皇制度和專制制度的滅亡，但在1941—1942年，俄羅斯遭受的更加嚴重的軍事失敗並沒有動搖史達林鄭權，反而使其得以鞏固，戰爭勝利和史達林去世之後，政權才開始走下坡路，不論是赫魯雪夫，還是勃列日涅夫，都沒能看清當時複雜的局勢，錯過了時機。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倫斯基一樣，戈巴契夫取勝的機會已經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