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良機和不盡職
戈巴契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在其擔任總書記的最初兩年改革並沒有真正開始，這是談話和構想的時間，而不是改革的時候。為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進行了大量的努力，但這些努力並沒有投入到實際需要的方向上去。如火如荼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於1987—1988年開始實行，但是改革進行得很倉促，因而收效甚微，甚至在許多方面產生了破壞作用。
這幾年裡戈巴契夫工作得很緊張，他每件事都要管，但最後卻總不能善始善終。到了1989年下半年，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在很大程度上戈巴契夫的活動已經進攻轉為防守了，在幾個月之後，又由防守轉為撤退了。無論是對於國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派，還是對於西方的壓制，戈巴契夫都全線撤退了。他允許保守派建立俄共，允許激進派占據俄聯邦權力機構的重要位置，而對於西方，他則無條件地放棄了蘇聯在東歐和德國原有的統治地位。一位美國著名的外交官在後來的回憶中曾寫道：「他在我們的腳下做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退讓。」
1990年3月戈巴契夫被選舉為蘇聯總統以後，美國頗有影響力的報紙《洛杉磯時報》向我約寫一篇《戈巴契夫總統的一百天》的文章，我與這家報紙的合作始於70年代末。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意圖是將戈巴契夫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進行比較，後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國總統，在其就任總統後的100天內他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確，我比其他人更加關注戈巴契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動，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他這段時期的表現乏善可陳。戈巴契夫上任後不久即走訪了烏拉爾地區，而該地區一直是葉爾欽的勢力範圍。戈巴契夫在烏拉爾各地進行了多次講演，每次講話都冗長瑣細，但其中的內容模稜兩可，他主要是論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實現「向市場飛躍」的號召。根據經濟學家的計算，如果沒有制度法規方面的協調配合而貿然轉向市場經濟，那麼這將導致約1500萬—2000萬人失業。戈巴契夫又撤回原來的意見，他在葉卡捷琳堡的講話中指出，關於「休克療法」的傳言是不屬實的：改變經濟政策的決定將在年底通過，而且必須經過仔細的研究。1990年5—6月，戈巴契夫還訪問了法國、加拿大和美國，但是沒有簽署任何重大的協議，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規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絕了。截至1990年年中，蘇聯外債高達到400億美元，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巨額外債不知被用到了何處。戈巴契夫就任後的100天內，他沒有向最高蘇維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沒有簽署任何值得歷史學家記載的命令。蘇聯總統在這些天簽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關於成立總統委員會的命令了，這個委員會由15人組成，其中包括欽吉茲·艾特馬托夫[59]和瓦連京·拉斯普京兩位作家。眾所周知，這個委員會只存在了幾個月，年底便改為安全委員會，但是也同樣沒有任何作為。當然，在這幾個月國內的確發生了許多事情，但這都不是由戈巴契夫發起和領導的，相反許多事件是針對他而進行的。自1990年1月開始，蘇聯國內經常進行社會民意調查，統計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並繪製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為：戈巴契夫—54%，雷日科夫—38%，葉爾欽—12%。在3月末，也就是戈巴契夫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在回答：「您認為在我國哪位政治活動家最具威信？」時，有46%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戈巴契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認為是葉爾欽。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巴契夫的支持率則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葉爾欽的支持率則上升到40%。[60]我後來拒絕了關於撰寫蘇聯總統一百天的約稿，但是我卻閱讀了許多西方報刊中撰寫這個題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極悲觀的態度。「戈巴契夫掉進了自己親手製造的漩渦中」，「當困難變得越來越棘手時，而戈巴契夫卻越來越毫無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權力」，「共產黨已經不能領導國家，戈巴契夫既不能領導黨，也不能領導控制經濟」，「問題不在於戈巴契夫是否會失敗，而是他在什麼時候和如何失敗」，「蘇聯總統的權力高高在上，但卻不可能將制度實施到農場和工廠」。這些都是1990年6月間西方媒體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國的《共產主義問題》雜誌將戈巴契夫的總統地位比喻為「哈哈鏡王國」，可見其統治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巴契夫的政治退讓仍在繼續，其政治上的潰敗已不可避免，然而當時我們當中很少有人會想到，蘇聯總統制會隨著蘇聯解體而一同消亡。
戈巴契夫在後來承認說，在1990—1991年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採取行動」對他來說就意味著使用武力，這也就是按照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精神去做，他不願意、也不能這樣做。在戈巴契夫基金會進行辯論時，戈巴契夫對那些批評者反駁道：「許多人說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說我沒有在應該動武的時候使用武力，老實說，這些批評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責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斷性的首先是那些藉助公開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為我沒有使用武力而使他們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麼就不會有現在的辯論，也就沒有形式上的改革，穩定、保持國家地位的邏輯與改革衝動重要性的邏輯是兩回事。我們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險的事情，但我們是在後史達林時期的歷史壓力之下改革的，這種壓力將我們推向蘇聯制度的民主化。你們沒有理由認為，那些承擔改革和民主化風險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們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該向哪裡前進。改革者並不需要感謝。當你下達射擊或其他採取武力的命令時，你就應該意識到這是針對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進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於不顧，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有人也許會說，俄羅斯的沙皇和其他統治者的命運就應該是這樣，應該時刻準備著要將人的生命置於屠刀之下。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有另外一種信念，管理國家應盡最大可能避免流血衝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還包括：社會變革應以社會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進行。我做到這兩點了嗎？這兩點我都沒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經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無意義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來確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棄國家領導人的職位是為忠實於我堅持不懈的道德原則。」[61]戈巴契夫上述的許多觀點都不能令人認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歷史中的許多具體事實，以及他在極權制度下爭取社會民主的原則。當然，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戈巴契夫因素」時，我們也沒有理由過於嚴厲地指責他。1985年之前，還沒有一位國家或黨的領導人真正卓有成效地進行過改革，蘇聯國內的弊病被耽擱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應該採取措施剷除這些弊病，只有戈巴契夫勇敢地承擔起了改革蘇聯社會和國家機制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理由大肆吹捧戈巴契夫作為改革者的成就，他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鄧小平那樣的層次。應該注意到，鄧小平不僅自己表現出偉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質，而且他還善於依靠傑出的幹部隊伍，這支隊伍是在40—50年代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的最艱難條件下形成的。毛澤東在60年代將這些人免去職務，下放到偏遠的農村勞動，其中鄧小平就曾當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這些幹部在經受了身體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後得以倖存下來，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們重新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中國的革命幹部隊伍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而在蘇聯這種繼承性在史達林時期就被徹底打破了。蘇聯在1970—1985處於停滯和長老掌權時期，對幹部隊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現象仍在繼續，在這種條件下戈巴契夫又會有何作為呢。
5.7葉爾欽與蘇聯的解體
毋庸置疑，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之間的爭權奪利幾乎是蘇聯解體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解體最後階段的1991年，葉爾欽在這場鬥爭中占據了主動。在此情況下，戈巴契夫可以比作是一名守衛者，但他卻沒有很好地保護住委託給他的財產，而這個財產卻是極其珍貴的，這就是政權、黨和國家。人的生命對於戈巴契夫來說有最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只是虛張聲勢，將手中的武器不時拿出來揮舞幾下，但他卻不敢使用它。戈巴契夫並不認為葉爾欽和其他民主派是需要槍斃的危險的敵人。葉爾欽是進攻的一方，但他當時並沒有掌握任何兵權，完全是作為政治家在行動，而正是這位政治家取得了勝利，儘管他當時並不很清楚，鬥爭是為了什麼、他最終將把這場鬥爭引向何方。
葉爾欽從不否認他是別洛韋日協議的倡導者，但他從不認為自己對蘇聯的問題和蘇聯的滅亡負有任何責任。他總是強調，在白俄羅斯維斯庫利簽署協議的各國領導人只是確認了蘇聯滅亡這個事實。按照葉爾欽的說法，蘇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在當時就已經不復存在了。葉爾欽一直將蘇聯滅亡的責任推到「蘇共的保守派」和戈巴契夫的身上。同時，葉爾欽從未對蘇聯和蘇共的解體表示過遺憾和惋惜之情，對於他來說，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體制並不值得他去捍衛和堅持。葉爾欽從不掩飾他對權力的欲望，而我認為這種欲望是非理性的，這也正是我始終反對葉爾欽的原因，我自從在莫斯科市哈拉紹夫斯基區開展競選蘇聯人民代表活動以來就一直反對葉爾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