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戈巴契夫在執政期間的活動從動機和結果來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到，戈巴契夫從未將瓦解蘇聯和解散蘇共作為自己工作的公開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階段，戈巴契夫力圖緩解冷戰的緊張氣氛和加快蘇聯經濟的發展。此後，他以「人道的社會主義」為目標決定促進蘇聯和蘇共的民主化進程。公開性的發展和重新審議蘇聯歷史中許多教條的、錯誤的評價，這也是戈巴契夫工作的成績。但戈巴契夫在行動中卻疏忽大意，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對可能出現的敵對力量估計不足。他對產生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方法考慮不周，他沒有依靠人民大眾的支持，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麼多棘手的問題和複雜的情況，所有這些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戈巴契夫還沒有掌握控制像蘇聯和蘇共這樣複雜機器的必要技能。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兩年，戈巴契夫的主要任務已經不是進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權的問題，他不僅要保住蘇共的權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個人的權力。戈巴契夫這個時期的主要功績在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儘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說，戈巴契夫的錯誤很多，他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儘管並不像他的反對派認為得那麼嚴重。下面我將列舉出我本人認為戈巴契夫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和過失。
錯誤地安排工作重點
1985—1986年戈巴契夫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他沒能正確把握工作重點。當時我國最突出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便是廣大人民群眾較低的物質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農民和軍人都熱切地盼望著新領導人能夠解決這個大問題，這是當時最主要的環節，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其他一連串的問題。的確，擴大民主化進程和緩解冷戰給國家帶來的壓力是必要的，但黨和國家領導人應將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工資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糧食供應等問題。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保證國家新的領導人贏得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從而為實施其他改革提供先決條件。1989年國內曾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公開民意調查，其中60%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決問題，只有15%的被調查者將「擴大政治權」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時，有40%的人回答是「物質富足」，30%的人認為是「農村及農業的復興」，25%的人則認為是「沒有特權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會」。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質福利方面沒有帶來任何的成果。
戈巴契夫上台伊始提出將發展機器製造業作為經濟領域的首要任務，而在國內政策方面則開展禁酒運動，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時反對「非勞動所得的收入」。眾所周知，發展機器製造業是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就是優先發展目標，而依靠行政措施開展「合理生活方式」的運動除了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不滿之外，一無所獲。
為了扭轉局面，戈巴契夫於1987—1988年期間將民主化、公開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這一舉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熱烈支持，但由於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惡化，普通老百姓對此反應冷淡。因考慮不周即倉促上馬的政治改革導致國家政權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滿情緒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針對戈巴契夫和蘇共的領導，戈巴契夫在1989年末已成為民主批評的主要對象，從而大大動搖了其統治地位……。
保守派對戈巴契夫的批評並非完全沒有理由，在1989—1990年進行的各種辯論中，部分知識分子也建議戈巴契夫調整工作重點，應更有效地解決與人民物質需求相關的問題。在此情況下，許多人提出借鑑60—70年代匈牙利的亞諾什·卡達爾的經驗，還有80年代鄧小平在中國實行改革的諸多經驗。經濟和政治改革向前推進的每一步都應以改善、而不是惡化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為目的，為此，在國家權力中不僅要使用民主的槓桿，也要使用原來強制性的手段，黨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經濟改革應優先於政治改革。戈巴契夫對人們提出的大部分建議表示贊同，並採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運動，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飲料的生產開始緩步上升。擴大了個體勞動、合作經營和私營貿易的範圍，在城市和鄉鎮出現了第一批的合作經營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飯店。允許自由買賣城市郊區的個人住房，城市住宅也開始實行私有化。取消了園圃和莊園經營中許多不合理的限制，擴大了郊區別墅建設規模。所有這一切都是正確合理的措施，但是與此同時破壞性進程的發展速度甚至比建設性進程的發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對蘇聯經濟貿然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破壞了所有以蘇共為基礎的政權體系。
戈巴契夫身邊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識分子都建議他加快經濟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步伐，這些人堅信，只要城市中實行的還是中央集權的「行政指令式」經濟，或者農村中實行的還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模式的經濟，那麼就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任何基礎，尤其是在保留現行政治體制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保守的黨組織機構也不允許市場經濟的改革。因此，首先應弱化黨組織機構的無上權力，建立與之相對立的、擁有實權的新型權力制度。正如「改革設計者」之一的伊戈爾·克利亞姆金[37]所說的：「俄羅斯應進行民主化，以此來喚起社會的覺醒。而民主化進程應為改革者加強個人權力開闢道路，改革者的權力應從舊有的權力機構中分離出來。」[38]當年安德烈·薩哈羅夫舉著「所有權力屬於蘇維埃！」的標語站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廳門口，而現在這個標語卻用來反對「蘇共的領導和指引作用」。
戈巴契夫對類似的各種建議和意見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同情，但是蘇共政治局、書記處和其他黨組織機構對他的監督又使其喘不過氣來，他的個人權力雖然很大，但卻受制於黨內其他同志的影響和意志。戈巴契夫於1988年實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變選舉制度、建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確定蘇聯最高蘇維埃為常設機構，所有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爾·克利亞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綱要，這個綱要還成為此後實行的憲法改革的基礎，而憲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蘇聯實行了總統制。這些改革的方向並沒有錯，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現實條件下，戈巴契夫和克利亞姆金推行的改革綱要，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取消國內已經形成的各種黨組織機構，建立一種新的、甚至比蘇共總書記權力更大的體制，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為「改革領袖」，戈巴契夫如果能夠依靠自己贏得巨大的政治資本，他才能獲得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時候，要想取得這樣的政治資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實際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關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對於戈巴契夫來說，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經徹底喪失了這種政治資本。因此隨著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一年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的出現，蘇聯原有的黨組織機構的影響和權力逐步削弱，戈巴契夫本人的影響和權力也隨之不斷下降。黨內的領導同志對戈巴契夫支持民主化相當不滿，新政權機構中的激進民主派又很不滿意戈巴契夫的保守主義，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況下他無法建立權威的政權中心。蘇聯總統的職位並不能保障戈巴契夫的權威，也不能保障政權的權威。雖然戈巴契夫沒有完全理解社會內部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質，他也感覺到了反對派的勢力在不斷增長，因此他沒有把握通過全民投票來推選總統，他對自己能夠獲勝缺乏信心。在沒有經過全民投票而當選總統的情況下，他能做什麼呢？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和在蘇聯人民代表中間的威信不斷降低。無論是作為蘇共總書記，還是作為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絕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倫多市一所大學的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學家舉行了一場獨特的「腦力衝鋒」，主題就是探討戈巴契夫政治失敗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錯誤地安排工作的重點。多倫多的學者在總結分析中指出：「戈巴契夫否定了史達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間，他的經濟政策帶有傳統的計劃經濟特點。儘管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他仍堅持老生常談的宏觀經濟戰略，即將所有的資源都用來進行技術現代化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機械製造、化工、電子工業、能源設施建設等重工業部門仍發揮關鍵性作用。後來實行的『半公開性』進程並未達到與人民對話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們對官僚主義的厭惡。戈巴契夫執政五年的後果已經顯現出來，他拉開了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距離，使黨和政府陷入癱瘓狀態，使黨的先鋒隊體制處於全面危機。後來將用於工業現代化的資源轉向生產日用消費品，但為時已晚，根本無法改變日用消費品嚴重匱乏的局面。戈巴契夫失去了人們對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沒有建立起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和人民的機制。在蘇聯政權體系中，黨一直是『蘇聯』這個大公司的董事會，黨還像是工廠的車間主任和工會的領導。由於戈巴契夫將危機的責任推託到黨內幹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層幹部的極大憤慨，使共產黨計程車氣一落千丈。在解決經濟混亂和非市場經濟機制的問題時，如果沒有黨的積極參與，那麼蘇聯經濟只能陷入困境。」[39]我認為這些分析和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分析和結論是在蘇聯解體前一年半的時候提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