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蘇聯的危機在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政權同樣遇到危機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每個國家產生危機的動因和原因有很多，但在許多方面這些因素並不完全相同。匈牙利共產黨是在亞諾什·卡達爾[17]去世後解體的，而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未經過任何調查和審判的情況下便被槍斃了，78歲的沃伊采赫·雅魯澤爾斯基[18]至今仍然生活在波蘭，並受到許多波蘭人的尊重和愛戴，埃里希·昂納克[19]將在監獄中度過他人生的最後時光，而托多爾·日夫科夫[20]則被軟禁在家中。
有這樣的看法，認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才是蘇共和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其中波蘭和民主德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圍牆的倒塌、華約的廢除和經互會的解散，這一切將蘇聯逼到了絕境。華約集團中的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是與西方的壓力，更具體地說是與美國總統里根實行的政策密切相關。正如卡爾·伯恩斯坦[21]在《時代》雜誌中所寫道的：「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岡的圖書館裡美國總統隆納·雷根和羅馬教皇保羅二世[22]進行了會談，這是他們的首次會晤，談話持續了50分鐘……會談的主要內容便是波蘭問題和蘇聯在東歐的統治地位問題。最后里根和羅馬教皇達成了採取秘密行動協議，其目的就是為了加速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里根的一名顧問將該協議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秘密協議」。[23]里根和羅馬教皇之間很可能達成過這樣的協議。毋庸置疑，華勒沙[24]領導的團結工會接管了波蘭執政，經互會和華約的廢除，這些都給蘇聯製造了很多困難。但是它們之間更多的則是反比關係：正是由於蘇聯國內危機的加劇、對東歐國家統治的削弱，才使得這些國家接連發生「天鵝絨革命」。
亨利·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後的蘇聯前景時曾指出，蘇聯的「國外帝國」在80年代初期給蘇聯製造的困難要比給其帶來的好處多得多。基辛格在1982年秋時曾寫道；「蘇聯的國際政策在某個方面並不很成功，目前蘇聯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被充滿敵意的共產主義國家完全包圍的國度，人們這樣說並非是戲言，這些附庸國不但沒有促進蘇聯經濟的發展，反而使其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25]戈巴契夫曾力圖減輕蘇聯在國外的義務：包括對非洲、古巴、中東、東歐和阿富汗的援助，藉此希望挽救蘇聯國內的經濟。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發展得如此之快，這已不取決於里根或者是保羅二世了。
5.6戈巴契夫的作用
蘇聯解體是發生在戈巴契夫執政時期，他是沿著「改革」和「新思維」路線前進的這艘巨輪的船長。大海波濤洶湧，巨輪的四周險象環生，而船長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員也操作有誤，加上這艘巨輪本身就不堅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經受不住如此大的負荷。最終，船長不能控制住作業系統，這艘巨輪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創之後，終於擱淺了。這就是對1985—1991年間蘇聯所發生事件的簡單描述，然而，許多西方政治觀察家則用更簡練的語言評論當時蘇聯發生的一切，例如《華盛頓郵報》的著名評論家羅伯特·凱澤[26]曾寫道：「在不到7年的時間裡，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東歐地區推翻了蘇維埃帝國，他結束了半個世紀以來在國際政治中占主導地位併吞噬了人類大量財富的冷戰。」[27]美國前國務卿貝克[28]也指出：「冷戰的結束完全歸功於一個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如果沒有他，一切變化都不可能發生。」[29]霍爾姆斯同樣認為：「冷戰的結束是因為戈巴契夫及其親信希望如此。」[30]美國作家霍華德則表達得最為精練：「這一切都是戈巴契夫乾的。」[31]
在分析戈巴契夫對蘇聯和整個世界的格局變化中所起的作用時，部分西方學者認為，其在對外政策中的新思想應放在首位：他拒絕在第三世界開展「馬克思主義制度」的援助，拋棄了階級鬥爭是主導世界政治和歷史的思維。戈巴契夫在對待東歐國家問題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學說」，他強調聯合國的作用，提出了將全人類的價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論點。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戈巴契夫的對內政策起到了決定作用：他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並主張停止阻礙了改革進行的軍備競賽。
俄羅斯有一些戈巴契夫的堅定追隨者，他們不僅歌頌戈巴契夫在推翻極權制度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和偉大的歷史功勳，而且他們也承認戈巴契夫發起的改革運動遭到了徹底失敗，毀滅了國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體制。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曾寫道：「人類歷史中每一次劃時代的變革發生之前，都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思想潮流、群眾運動、有影響力的組織和勢力強大的政治黨派。比如，概括地說：基督教的產生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敗，宗教改革運動促生了一大批歐洲國家，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政黨的出現則產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巴契夫統治時期並沒有出現類似的現象，而是他一個人動搖了蘇聯社會這個龐然大物。他自行決定這麼做，並自己承擔了巨大的風險，完全不顧及其面臨的政治和物質利益。這個龐然大物掙脫了束縛後，慢慢向前移動，一步步地摧毀著看似堅固的支柱。一開始，戈巴契夫的行為就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後來他遭到了許多人的謾罵，人們指責他分裂了國家、壓制了人民，戈巴契夫試圖掃清通向正確思維道路上的障礙，但是他還是沒有駕馭住這個龐然大物運行的速度，況且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32]戈巴契夫的反對派則言辭更激烈、更尖銳。在「戈巴契夫基金會」舉行的討論別列韋日協議影響的「圓桌」會議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亞科夫[33]將矛頭指向了戈巴契夫，這位前任特命全權大使的發言更像是起訴書：「我們曾經那麼熱烈地擁護您擔任領導人，是的，我們曾經盲目地相信過您，但是沒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著如此巨大的破壞力。我們還沒來得及回頭，便失去了曾經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拋棄了國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強力部門的威信喪失殆盡。您在沒完沒了地嘮叨『新思維』的同時，您拱手放棄了華沙條約，給國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聞所未聞的『異國』思想，從而破壞了維護國家團結的集體精神財富。您忘記了在我們的社會中政黨和國家是唇齒相依的，您以改革政黨為藉口而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調整了整個國家機構。您在清除建築中破磚爛瓦的同時，也忘記考慮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個建築的倒塌。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敗的結果。有人說，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毀整個國家的，但如果這個人是中央總書記，那麼就有這個可能。」[34]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曾是戈巴契夫最親密的戰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們都與戈巴契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們依然並肩戰鬥在一起。然而，他們如今也開始指責說，這一切都是戈巴契夫一個人的過錯，戈巴契夫欺騙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經暗中走到蘇聯和蘇共的反對陣營中去了。
戈巴契夫本人卻從不承認自己希望蘇聯的解體，他甚至不承認自己的行為在客觀上促使這場災難的發生，他將蘇聯解體的所有責任推到葉爾欽、民主派、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中的叛亂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領導的政府的身上。戈巴契夫在波士頓出售自己回憶錄時對美國的讀者說：「從本質上說，別洛韋日協議的簽訂者和那些叛亂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對蘇聯的解體不負任何責任，這就是歷史。」[35]戈巴契夫基金會曾以《別洛韋日五年後的成果與展望》為題進行過討論，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戈巴契夫的鮮明立場，他說：「我認為，許多人事後用一種貌似科學的論斷將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蘇聯改革的所有先決條件在1991年的時候就已經確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蘇聯解體呢？我認為，首要原因就是葉爾欽及其班子所實施的政策，他們於1990年夏進入俄聯邦政權後，推行破壞蘇聯路線，向法律宣戰，掀起了主權國家的獨立浪潮。」[36]戈巴契夫1999年在美國的一所大學講演時，有人問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策劃者的企圖和葉爾欽的計劃，那麼您會怎麼辦？」戈巴契夫當時回答說：「那麼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會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國聽眾的一片笑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