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王淑平的名字顯得格外重要。她比高耀潔更早在捐血員人群中捕捉到愛滋疫情的蛛絲馬跡，以周口臨床檢驗中心負責人的身份，收集幾百份血樣、一遍遍覆核，寫成那份後來上報衛生部的調查報告，推動了1996年「3·14」整頓血站行動。代價卻落在她自己身上：調查結論得不到河南省衛生廳的承認，檢驗中心被關停，她被開除公職，婚姻破裂。只能在2001年獨自離開河南，遠赴美國，在鹽湖城重新開始醫生與研究員的生活。2019年，她在峽谷間徒步時突發心臟病去世，像一盞一直吹響警哨的小燈，忽然在風口熄滅。把她和高耀潔並置起來，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兩位個人的遭遇，而是同一場血禍中，兩種相互呼應的勇氣。
這本書的扉頁的編者簡介有幾句引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人，不能說假話」「我是個醫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動了」「我少吃點，少穿點，幫助那些可憐的人」。這些話在今天的語境裡，已經被用得很濫，常常掛在機關牆上，也印在標語牌上。可是在本書里，它們有了具體的重量。讀完整本書你會發現，這些話在高耀潔身上，沒有被職業化、口號化，她是在用一輩子把這幾句放在自己身上試，有時候試得很狼狽，有時候也試得很笨拙，但她沒有退卻。
作為一個研究中共黨史與關注改革以來制度變遷的人，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心裡其實一直有平行的兩條線。一條線，是對體制的分析和思考：如果沒有那種粗暴的「以血養政」的政策，沒有那樣的宣傳話語，沒有那樣嚴密的封鎖與否認，就不會需要一個老醫生在七十多歲時背起調查和揭露的任務。另一條線，是對個體的凝視：我們很容易把一切歸咎於一個抽象的「制度」，然後忘記，在這個制度的縫隙里，總還會生長出一個個具體的人——有人沉默，有人妥協，有人自保，也有人像高耀潔那樣，選擇讓自己變成那根刺眼的針。
這本書沒有替讀者做結論。它只是把很多年的文字放在一起，讓不同年代、不同立場、不同職業的人圍著同一個名字說話。有的文章寫得很激烈，有的寫得很哀傷，有的很平實，有的甚至有點瑣碎。但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我很在意的東西：一種「慢慢積累起來的共識」。這種共識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政治口號，而是很多人用自己的經驗換來的判斷——我們需要記住這位醫生，不是因為她完美，而是因為她在一個不完美的時代里，守住了最簡單的底線。
對我個人來說，編輯這本書是我和高耀潔的第二次「對話」。第一次是在做《高耀潔畫傳》的時候，那時我更多是在和圖片打交道，試著在一張張黑白照片裡尋找她的表情變化，尋找她在不同歷史階段留下的痕跡。那本畫傳是從視覺進入的，這本《中國醫生高耀潔》則是從文字進入的。前者像是一部縮微影像，後一部更像是一部口述史與見證文集。兩者加在一起，給了我一個比較立體的「高耀潔全貌」。高耀潔不是只一個名字，她是醫生，是母親，是一個「麻煩分子」，也是一位普通的中國老太太。
我與高耀潔醫生有一面之緣。有一年，我跟來自南京的陳教授去她在曼哈頓上城的公寓拜訪她。我們到了門前，在門外聽到屋裡有人大聲說話，但怎麼敲門都沒有人應門。電話也打不通。足足等了十幾分鐘，高耀潔終於聽到敲門聲，才過來開門。原來，高耀潔耳朵不好使，我們到時她正在跟人通話，講話聲音非常大，蓋住了我們的敲門聲。那天，她送給我和陳教授每人一本簽名的自傳。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她給我簽名的書在書架上，默默地注視著我，陪著我寫完這篇小文。好像與她重逢，如同有她作伴。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然而，人死去的只是肉體；高耀潔的靈魂不滅，變做量子，充滿宇宙；高耀潔的精神不死，變成文字，寫滿天空。天上有一顆名叫「高耀潔」的恆星，正看著我們。
寫到這裡，我想起書末的一段細節。有人記述她在紐約小公寓裡接受採訪，她一邊翻著自己已經出版的書，一邊念念不忘講述她救助過的中國愛滋病人。那間房子並不寬敞，窗外是曼哈頓的街景，她嘴裡念叨的，還是黃河、是河南、是村莊、是孩子。她在遺囑里說，希望死後火化，不留墳墓，把骨灰撒進黃河。這個願望，本身就是一種返回：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和疾病、和貧困、和鄉村打交道的那片土地。她最後的願望，也是回到那片土地。
為這本書寫序，我更願意把它看成是一個邀請。邀請讀者暫時放下對「英雄」的既定想像，跟隨這些作者的文字，重新拼起一個人的人生；也邀請讀者把這本書當作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理解公共衛生、理解國家與個體關係的一份材料。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靠一位八十多歲的退休醫生，來揭開一場血禍的真相；如果有一天，一個醫生說「我少吃一點，少穿一點，幫那些可憐的人」，不會再顯得那麼「稀罕」；如果有一天，像她這樣的人不再需要遠走它鄉，才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到那時候，再來翻開這本《中國醫生高耀潔》，也許我們會有一種更輕鬆的心情。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把她的名字記下來，把這些文字留在身邊，仍然是一件必要的事。這本書，就是為了這件事而存在。
2025年12月1日國際愛滋病日
註：作序者為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大學心理學碩士，博登書屋總編，著有《法拉盛傳》《六度空間看美國》《上帝、信仰與政治制度》等著作。
《中國醫生高耀潔》
一一跋：您愛世人，讓世人的愛永遠圍繞著您
依娃
親愛的高媽媽：
您好！
今天是美國感恩節的前夜，是大家合家團圓喜慶、圍桌吃火雞的節日。我忍不住把這兩個月以來整理好的書稿《中國醫生高耀潔》寄去給出版社——這是一份感恩生命中有您的特殊心意。
出版社老總剛剛回信說：「出版這本書，是我們對高耀潔醫生的最好紀念！她是民族的良心，時代的英雄！」
「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如果我死了，我就讓小熊給你打電話。」好幾次，您都這麼說。
2013年12月10日早晨，是的，看護小熊及時給我打了電話，告訴了我最害怕聽到的消息。我頓時淚飛如雨，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您了，聽您說話了……
我立即寫信告訴給您的追隨者和好友劉倩女士：「她到有鮮花的地方去了。」是的，您的一生看到了太多的貧窮、黑暗，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和苦難。您去的地方，一定天藍雲潔，鮮花盛開，蝴蝶和鳥兒都圍繞著您跳舞唱歌，兒童們無憂無慮地玩耍嘻笑……
但我沒有能奔赴紐約參加您的葬禮，送您最後一程。原因是我這從來不怎麼得病的人那幾天居然感染了病毒，發燒頭暈，臥床不起。我含著熱淚寫下《高媽媽讓我們再見一次面》，照例是陳奎德先生的《縱覽中國》給予發表，後來張菁女士主持的追思會請人替我念了這首不成樣子的詩，後來自由亞洲電台也在報導中引用。
以書結緣。說起來，我「認識」您是從您的《血災：一萬封信》開始的，才對中國的愛滋病有了膚淺的了解。如果沒有寫作，我們不會認識。如果沒有書，您不會那麼信任我。您給我講過一個笑話，說一個作家來看望您，您問：「你的書呢？」作家說：「還沒有出版呢。」因為我給您帶去三本採訪大饑荒倖存者的書，您才會對我完全的信任。您說：「你這三本書都是你跑去採訪的，多有分量啊。」我們在一起總是談寫作談書談中國老百姓受的苦，有說不完的話。
最初去看望您，我的想法很簡單。我沒有條件去第一線幫助那些愛滋病人，幫助您就是幫助他們。替他們照顧您，報答您為愛滋病人提供藥品、給愛滋病死者遺孤提供學費、給社會各界基層免費發送防艾書籍和材料。那句老話說「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您曾經給予愛滋病人那麼多溫暖，我就要給您能夠做到的溫暖，那怕做一頓飯，端一杯水。或許您沒有注意，和您交往的過程中，我沒有刻意採訪過您，因為我想您自己已經寫了那麼多，又有那麼多人寫您。我只是想陪伴您，和您聊天，給您做些瑣碎的事情。我也知道，您警惕心重。因為您接觸過的騙子太多了。我也從來不要求您介紹我認識任何人。當然，也是我的遲鈍，竟失去了認識王淑平醫生的機會，沒有機會好好了解並記錄她的事跡，令我非常遺憾。
高媽媽，不認識您的人，想您名滿天下、獲獎無數，又是前美國第一夫人喜拉里的朋友，一定過得富足滋潤。但我知道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中國一般退休幹部（醫療和住房除外——這是美國政府提供的福利）。您從不吃山珍海味，不穿綾羅綢緞，不補什麼人參阿膠，更是從沒有過大房子好車子。我親眼看到，您的衣服爛得補丁摞補丁，為省錢吃便宜的雞胗，五、六塊一個的西瓜也捨不得買，一張紙巾翻來覆去地用……讓我既心疼又生氣，真想對您說：「您能不能愛護自己一點？」但是，您一次捐書就是三百本，價值五、六千美元。我在您的住處看到登記本，誰拿書誰簽名。您的書都是免費贈送，您的目的就是讓人們知道愛滋病的真相。書是您的心血，書是您的驕傲，書更是您一生歷盡風雨百折不撓的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