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戰武，一作陳占武，是文革期間北京鼓樓中學軍宣隊指導員。他有一篇著名的《憶苦報告》，當時到處流傳。我們是1969年在天津的小站解放軍農場聽的錄音，至今還有印象。最近我看到一本他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的印刷小冊子，是湖北省黃岡印刷廠1970年4月印的，看樣子是作為隨身攜帶的階級鬥爭教育材料批量印刷的，足見當時的重視程度，也說明這個報告在那幾年裡流行到全國各地，風靡一時。
在文革這個特殊時期，這一事件是絕無僅有的。要知道，文革是要實現「上層建築領域裡的無產階級專政」，對意識形態的實行壟斷化模式化的嚴格控制。毛澤東著作特別是《毛主席語錄》，成為唯一的而且是至高無上的經典。這經典是排他的，不容許任意詮釋。文革前曾有一些闡述毛澤東著作的輔導性文章，如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解釋《矛盾論》、《實踐論》的小冊子，在文革初期就被批判為大毒草，作者被迫害致死。大概是1968年，我曾在北京大學看到一張大字報，內容為批判該校一個「反動小集團」。該集團罪狀有二，一為反對林副主席，這姑且不論；二是研究理論。大字報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把所有理論問題解決了，如果再研究就是反對毛主席了。所以，這裡所持的邏輯和中世紀的歐洲對自由思想的禁錮一樣，就是說，如果你的理論和聖經一樣，有聖經就夠了，沒必要存在；如果和聖經不同，就是異端，應予取締。
所以這個意識形態的專政，談不上無產階級的，也不是共產黨的，也就是毛澤東和他周圍那幾個人的。在當時還曾有過另一位解放軍復員人員的報告，據說是《林海雪原》中解放軍小分隊成員孫達德的原型。但是他不久就被江青打成「破壞樣板戲」的「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今天看來，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說這些，就是想說明陳戰武這個報告在當時確實是絕無僅有的文革樣板，值得研究。
先說我當時聽了這個報後的印象。文革前，我也聽過一些憶苦報告。其中有些感覺不壞，例如一戰華工白寶純的報告，雖經當時階級鬥爭理論的包裝，但內容仍很生動，真實反映了二十世紀前期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遷，特別是北平市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
然而陳戰武的報告完全兩樣。他的報告沒有任何具體社會背景，雖有時間卻無地點，而反映的社會關係不像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卻像奴隸制社會。而具體的描述，即所憶的「苦」，完全是沒有人性的地主對他一家人肉體上的折磨和殘害，所以聽起來根本不像什麼階級教育，倒類似今天的虐待文學之末流。所以當時就感覺不真實，也懷疑一個人能否承受那麼多酷刑。當然，這種懷疑當時不敢有一絲流露。
事隔40年，今天閱讀這個小冊子，和原來的感覺相同。
先介紹一些該報告主要內容。故事從1933年講起。作報告的主人公的家裡有祖父母、三個伯父和父親、兩個姑姑。因房無一間地無一塊而一家住在破廟裡。後來日本鬼子抓壯丁，被地主引導抓走大伯二伯。大伯組織共產黨員和鬼子鬥爭，被鬼子用鍘刀鍘死。二伯給關在屋子裡燒死。地主又搶三伯給他家放牛，怕他為窮人報仇，給捆起來淹死。陳的爺爺病死後，地主又用15斤高粱將他父親買去當奴隸，這15斤高粱還不能吃。他父親被捆在大磨上，挨皮鞭，做牛做馬。日本強盜為了做實驗，又把兩個姑姑抓走，在破廟裡支起大鍋，把兩個姑姑肚子割開，挖掉心肝，扔進油鍋。此後，破廟裡只剩奶奶討飯度日。「好不容易熬到1938年，我母親到了破廟。」「狗地主」又在陳出生三天後搶走了母親給他們當奶媽，不用時關進水牢。母親在地主監獄牆上掏個洞逃回家中又被抓回，遭受酷刑折磨致死。此後主人公跟著奶奶討飯。奶奶死後，他到了地主家，從「隧道」里鑽了進去，看到他的父親仍舊脖子上掛著鐵鎖鏈，拴在那兒推大磨。這種苦日子直到1948年解放為止。
這些故事如果是真的，確實夠煽情的了，當時也引起不少眼淚。但是經不住簡單的推敲和思考。
首先的問題是，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日本鬼子」的故事主要發生在1933後幾年。倘如此，只有在關外，日本人才在1937年以前入侵。那麼故事是發生在東北地區了？但是報告又說，日本人掃蕩，「凡是共產黨員家，凡是窮苦人家，全都把房子燒著了，」又很像老解放區或冀中抗日根據地。而東北地區，李兆麟、趙尚志、趙一曼這些共產黨領導都是從關內派去的，領導的部隊名義是抗日聯軍，未必有機會在農村發展黨的組織。
疑問二是日本鬼子確實拿人體做過醫學實驗，如731部隊，但是從未聽說把小女孩放在油鍋里炸的實驗，而且是當眾進行，唯恐罪行不被人看到。這種故事使我們想到義和團時代，當時盛傳教堂里的洋人拿中國人的眼睛做照相機。這種謠言還有些聯想的根據，因為眼睛確實是個小照相機。比起義和團來，這位報告人的造謠本事差得遠了。
疑問三是報告人父親的經歷。這位父親於1936年18歲的時候被賣到地主家，拴在大磨上推磨，失去自由。報告人是1939年出生的。他在幾歲（也許十來歲）的時候到地主家，看到他的父親仍然脖子上掛著鐵鏈，被迫在推大磨。這裡報告沒有說明在此前這位一直拴在大磨上的父親是怎樣娶妻生子的。
再者就是人體能否經受如此嚴酷的刑罰。他的爺爺給地主打活32年。地主看他不中用了，一腳踢了出去，還用錐子把他爺爺雙眼扎瞎了。搶走大伯二伯的時候，「狠心的日本強盜又照我爺爺胸脯上扎了好幾刺刀。」「買」他父親的時候，地主又「照我爺爺頭上打了三、四拐棍」。這爺爺過後仍健在。
他的母親被抓回地主家，關進水牢，還在水裡放了辣椒水，「疼得我媽叫天天不應」（那該放多少辣椒水？），折磨夠了，又下了毒手：「把我可憐的媽媽吊起來用皮鞭、鋼絲鞭鞭打得我媽媽死去活來，頭髮一撮一撮的被他們拔光了，頭上給釘了兩根竹籤，燒紅了鐵鏟和鐵棍燙我媽媽，用燒紅的鐵棍從我母親前心穿到後心，又燒了開水灌在壺裡，從我母親頭上往下澆。」我當時就是聽到這裡開始不相信的。
這樣的漏洞甚多，難以一一列舉。報告人完全是信口編造，而且編造得很拙劣。然而，只有這樣的怪胎，才能在文革那種環境下存在，而且廣為傳播。
當然，這種造假術並非文革中的發明。在文革前夕，從八屆十中全會提倡階級鬥爭開始，或者更早，從1957年反右開始，就有這樣的作品問世。例如高玉寶的《半夜雞叫》，如《收租院》和冷月英關於水牢的憶苦報告。但是文革中這種做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才有了陳戰武的報告。
但是，我要提到這些「作品」或報告的另一方面，真正令人戰慄的另一方面，就是儘管他所說的純屬編造，一個人也不能承受那樣多的酷刑，但是此君一語成讖，就在他作報告的同時，酷刑和屠殺遍布全國各地，而且慘烈程度遠超過他的想像。
我有一位朋友H君，文革時分配到內蒙地方上工作，適逢深挖「內人黨」，耳聞目睹了許多普通人難以想像的黑暗內幕。當時對審查對象所施行的酷刑之惡毒、殘酷、非人性，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聽說過的納粹集中營和所謂中美合作所。這些酷刑我難於在此描述，否則也變成了虐待文學。
在陳戰武報告講述之前，在北京的「紅八月」里，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景。像上述報告裡所說的拿開水往人頭上澆，不就是當時許多紅衛兵所為嗎？作家陳行之曾親眼見這樣的獸行（見《權力狀態下的道德畸變》，陳行之博客）。
我的一位親戚當時住朝內大街。前幾天我聽她說，當時街道上有位婦女被關了起來，口渴要水喝，人們只給她喝煤油。
還有著名的「大右派」章乃器，他在「紅八月」里遭受紅衛兵衝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敘，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汽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髒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載《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
在1967年的湘南大屠殺中，在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中，血腥殘暴的程度令人毛骨悚然。在廣西不止一地發生剖活人肝而食的事件，更是驚心動魄、曠古未聞的慘劇。
這正是極端的階級鬥爭教育的結果。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資產階級專政學來的嗎？這一系列民族慘劇將陳戰武報告及類似的宣傳品所發展到極致的愚昧、野蠻的意識形態充分體現出來。
陳戰武本人或許只是造假，並未作惡。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如此。1974年我在大連聽說當地有一位著名的俱樂部主任支左，據說也是苦大仇深的，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拷問被審查人員時發明了一種「鼻鉤」，即拿鐵鉤將被拷問人員的鼻子鉤起來，並承擔全身重量，使其痛苦不堪，感到生不如死。
周扒皮半夜雞叫（我們姑且假設有此事），目的是督促長工早起，給他幹活，是一種功利行為。而「鼻鉤」則完全是拿別人的痛苦引以為樂。
魯迅先生說得好：奴隸當了奴隸主以後，會比奴隸主更兇殘！
最近看《舒蕪口述自傳》，談到解放初期張雲逸在廣西主政，說起地主父母問題。他說父母還是父母嘛，不是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當然後來張雲逸這樣的「老右」很快被陶鑄取代了。張雲逸的說法，既堅持了階級論，又是人性論。但十幾年的光景，意識形態越來越極端化，終於在文革時發展到登峰造極的荒謬程度，釀成曠古未聞的慘劇。
《昨天》2012年4月30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