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變了很多，」他望向遠處，眼神因那段記憶而變得恍惚，」化療讓她掉光了頭髮。她從前有一頭那麼漂亮的黑髮……」他停頓了一下，」我很難過，但至少，我見到了她。」
有一個人，敏辛沒能來得及道別，那是他的父親吳覺丹——1997年敏辛出逃泰國幾個月後，他便因心臟病離世了。
「他是我的榜樣，」敏辛聲音里的痛楚聽來真實而深沉，」我知道，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我——用英文寫作、在美國做廣播節目、在伯克利讀書，他一定會為我驕傲的！」想到這裡，他微微一笑，」他一直希望我們能成為……出類拔萃的人。可這一切，他一眼也沒能看到。」
此刻，身處距故鄉八千英里之外，敏辛正在美國排名最高的公立大學攻讀亞洲研究碩士學位。他持有綠卡，定期為《遠東經濟評論》和《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欄，並奔走於美國各地及歐洲，為緬甸民主運動發聲。
他甚至和女友西爾維婭一起現場觀看了麥當娜的演唱會。」太精彩了，」他大笑著回憶，西爾維婭同樣是緬甸人，在矽谷從事硬體工程師工作。兩人在弗里蒙特附近共享一套溫馨的小公寓，鋪著白色厚地毯，書房裡堆滿書籍，還有一座微型佛龕和一幅翁山蘇姬的畫像掛在牆上。
然而，儘管談到在美國的生活時，他臉上笑意真誠，敏辛內心深處始終背負著一份沉重的擔子。
「那種內疚感……很難消除，」他緩緩開口，」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當我想到同僚們，想到我哥哥，每當我去泰國，看到那裡難民的生活處境……」他的聲音漸漸沉了下去。
那些畫面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朋友和兄長穿著緬甸臭名昭著的監獄那件土褐色囚服，膝蓋磨破，雙頰凹陷，腳踝因那副沉重的鐵鏈而青紫——那是異見人士的命運，那鐵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套在腳上，只因他們是異見分子，只因他們為保護敏辛的藏身之處而撒了謊。那些本應落在他身上的折磨，卻化作他靈魂永遠無法消弭的痛苦。
於是，當敏辛被選為四位青年活動人士之一，出現在一部慶祝納爾遜·曼德拉生平的MTV紀錄片中時，在約翰尼斯堡那次長達四十五分鐘的錄影訪談里，他向這位南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是如何將內疚感轉化為積極的力量的？」
2003年，敏辛與曼德拉在約翰尼斯堡合影
「他的回答是：』你必須時刻將自己與一個比自己更宏大的目標重新連接起來。』」敏辛引用曼德拉的話，如同一句爛熟於心的咒語，」否則，如果你只盯著眼前，你會非常抑鬱的。」他低下頭，」那種狀態發生過很多次，很多次。」
此刻，敏辛看起來並不抑鬱。在伯克利新聞學院的學生們中間——他在那裡開設每周一次的亞洲時事研討課——這個謙遜低調、語聲溫和的緬甸人隨時準備好開懷大笑、喝一杯咖啡、聊上一段。
他是幸運的那一個。他逃出來了。他抵達了夢想之地。
但這樣的幸運，代價是什麼？
1988年9月一個清爽的夜晚，將近十點，仰光剛剛沉入睡夢。月光映照在瑞德宮大金塔的金色尖頂上，塔內的庭院裡，數十名學生活動人士秘密露宿。窄小的街巷間，一個穿白T恤的少年背著一隻口袋，挨家挨戶地穿梭。
「能給活動家一些米嗎？給活動家們的食物？」
門後的男男女女在黑暗中對他微笑。他們面色憔悴，雙手粗糲，襯衫上打著補丁。但他們眼中燃燒著希望的光芒。他們塞給他一袋又一袋香米。
「謝謝您，好心人，謝謝！」少年虔誠地低聲說，」我向您保證，您一定會得到民主的！我們為您而戰！」他們便再度微笑，用祈禱祝福他，然後輕輕關上門。
那時他還小，或許並不完全懂得自己在說什麼——民主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他只知道，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活在持續的恐懼與匱乏之中，任由少數權貴人物擺布，這是錯誤的，這必須改變。
二十年後，他的認知更加深廣，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也遠比從前深刻。他知道，緬甸渴望了四十六年的那場變革，不會是乾淨、簡單或容易的。他知道，這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更多的耐心、艱辛與妥協。
但即便如此，他仍在準備。他在準備回去。來到美國，在伯克利求學——這一切不過是他歸途上的一個個腳步。當他回去時，他將不再是一個身無長物的逃亡者，也不再是一個被開除出學校的無知鬧事者；不再是一個有罪之身，一個罪犯，一個亡命之徒。
不，他要以應有的姿態歸來——自信從容，口才出眾，學識淵博，身為職業記者、教師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生，以及一名美國公民。他將承載著父親、翁山蘇姬、納爾遜·曼德拉以及所有英雄人物留給他的遺產；他將在緬甸有所作為，不再以青年時代的魯莽方式，不再以擴音器和街頭口號，而是以他在流亡歲月中日益珍視和尊重的方式——通過新聞與教育。
因為敏辛仍欠緬甸人民一份情。他欠他們那一袋米——而對緬甸人來說，那就是生命本身。
原文：Fighting Peacocks, Burmese Blood| Manal Ahmad
翻譯是在 Claude的幫助下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