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志新⑥、李九蓮⑦、史雲峰⑧、鍾海源⑨等案件中，關於割喉、穿舌、縫嘴、活摘器官等極端殘酷情節，長期有大量回憶、報導和民間資料流傳。據相關資料和回憶稱，被處決前，張志新被割斷喉管；李九蓮的下顎、舌頭被一根竹籤刺穿成一體；史雲峰的嘴被塞滿紗布並縫住；鍾海源的嘴被塞入了東西，行刑者只在其後背上不致命處打了一槍，隨即將她帶走，開刀剖腹。她被活摘器官後才極端痛苦地死亡。這真是慘無人道！即使個別細節仍需進一步檔案核實，政治犯因思想和言論遭到嚴酷迫害乃至處決，被殺害前先被封口，則是明確的歷史事實。
毛澤東對口號的重視，也可從「毛主席萬歲」這句口號的形成看出⑩。毛澤東秘書李銳等人曾披露，1950年「五一」口號中「毛主席萬歲」是毛澤東本人加上去的。朱德秘書陳友群也在相關會議中談到這件事，1950年「五一」口號起草人胡喬木也沒有否認。無論細節如何，毛時代口號政治的核心，就是用「萬歲」、「偉大領袖」、「最高指示」等話語製造個人崇拜。正因為毛澤東深知口號的動員力，他才格外恐懼相反方向的口號，例如「打倒毛澤東」、「毛澤東是暴君」、「毛澤東罪該萬死」等。毛澤東既要享受皇帝式個人崇拜，又要維持「人民領袖」、「革命導師」的道德包裝。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公開揭穿其獨裁者本質。殺人前先封口，自然成為毛式極權政治的重要手段。
沒有直接檔案證明毛澤東曾下達過「處決政治犯時絕不允許其臨刑呼喊口號」的書面密令，但口授密令或非正式指令當然可能存在。在毛澤東個人權威絕對化的政治環境中，全國性、持續性的刑場封口做法，不可能長期違背獨裁者的政治意志而存在。即使沒有發現具體命令，這種做法也完全符合毛澤東極權統治的內在邏輯。殺人前先封口顯然不能標榜為「偉光正」，而是凸顯毛共的野蠻、殘暴和心虛，所以中共不敢公布內情。
文革中，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兒）等人，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一九七五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除了割喉，毛共還採用了堵嘴、壓舌、勒喉、縫嘴等多種限制受刑者發聲的血腥措施。據相關資料記載，原南京高等軍事學院訓練部長蔡鐵根在被執行死刑前，剛準備申辯，便被執行人員勒緊套在脖子上的繩索，使其無法發聲，隨後被押赴刑場槍決。海南島白沙縣醫務人員官明華被處決前，據稱曾被竹筒塞入口中，穿上鐵絲，固定於腦後。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在文革中，批評毛澤東和林彪，被稱作「惡毒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機關內部還將之簡稱為「惡攻」。「惡攻」是當時最大的罪之一，可以馬上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判決不正常，死刑執行更不正常。殺人之前先封口，極端殘暴。執行死刑後，毛共當局還要向死者家屬索取槍決死者的子彈費。在傷口上撒鹽，毛共之惡，略見一斑。
這些案例說明，在毛澤東時代，政治處決不僅是對肉體的消滅，也包含對聲音的消滅。受刑者不僅失去生命，而且失去最後公開表達意見、申訴冤屈和維護尊嚴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並非毛時代所獨有。
納粹德國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為了防止政治犯在臨刑前發表反納粹聲明、揭露真相或鼓舞他人，部分處決會採取口塞、頭套、秘密執行以及快速行刑等措施。但目前公開史料中，並沒有發現所有政治處決必須統一封口的制度性規定。是否採取相關措施，往往取決於執行機構、處決地點、被處決者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具體安全考慮。
例如白玫瑰組織成員索菲·朔爾（Sophie Scholl）和漢斯·朔爾（Hans Scholl）雖然受到嚴密控制，但仍然留下了著名遺言。漢斯·朔爾臨刑前高呼「自由萬歲！」（Es lebe die Freiheit!），索菲·朔爾也留下了關於自由與良知的著名言論。
大量關於蘇聯史達林時期、東歐共產黨政權以及其它極權體制的研究同樣表明，統治者往往擔心被處決者在最後時刻向公眾傳遞政治信息，因此會採取各種方式限制其發聲。
從這一角度看，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僅是「殺人」，而是「誰擁有解釋死亡的權力」。極權政治不僅希望消滅人的身體，也希望控制人死後的歷史形象。它不能容忍一個即將被槍決的人仍然站直、說話、抗議、申辯，因為那樣會破壞官方預先設計好的政治敘事。如果一個政治犯在刑場上高喊「我無罪」，或者公開批評統治者，那麼原本被包裝成「人民審判敵人」的政治儀式，便可能被公眾理解為國家暴力對異見者的鎮壓。這正是極權政權最擔心發生的事情。
因此，封口不僅是一種技術措施，更是一種政治行為。它反映的不是統治者的自信，而是統治者對於公開質疑的恐懼。越是依賴個人崇拜和意識形態神話維持統治的政權，往往越難容忍來自刑場、廣場和民間的不同聲音。
從富田事變到延安農民事件，再到毛時代政治處決中的封口現象，可以看到一個持續存在的邏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系高度重視口號、語言和思想控制。正因為口號具有動員力量，真話具有穿透力量，統治者才會對其格外敏感。
對於一個依賴恐懼維持秩序的體制而言，一個臨死前仍然敢於說「不」的人，比一個沉默的屍體危險得多。
三、傳統專制與現代極權：最後發聲權的差異
中國傳統專制社會當然並不符合現代法治和人權標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死刑執行問題上，歷代王朝並未普遍採取「臨刑封口」的原則，相反，允許死囚在行刑前進行最後陳述、申訴冤情、交代後事乃至留下遺言，在很長時期內都是司法實踐和社會習慣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實際上已經形成一種具有制度性特徵的「臨刑遺言制度」。以宋代為例，根據《天聖令》《元豐令》等法律規定以及相關研究資料，死囚在執行死刑前享有一系列保障：官府須給予酒食，允許與親屬訣別，當眾宣讀罪狀和法律依據（不得秘密處決）；執行過程中「不得掩塞其口（允許死囚說話）」；如果犯人臨刑翻供喊冤，或者家屬提出重大冤情，監斬官必須暫停執行並上報覆核。對於無親屬認領的死囚，官府甚至負有提供棺木和體面安葬的責任。當然，最後發聲權並非絕對存在。對於謀反、大逆、重大政治案件或者統治者特別忌憚的人物，歷代王朝也會採取塞口、秘密處決等措施，以防其在刑場煽動民眾或傳播政治主張。但總體而言，這些做法屬於例外，而不是常態。
這些規定背後固然有防範冤獄、維持倫理秩序以及傳統鬼神觀念等因素，但它們同時說明一個事實：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死囚臨刑前保留最後發聲權，被視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臨刑遺言」制度，通常確實存在。與此同時，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留下絕命詩、絕命詞、臨終陳述和遺書的文化傳統。因此，文天祥、方孝孺、夏完淳、譚嗣同、秋瑾等人的遺言、絕命詩和最後陳述能夠流傳後世⑪，並非偶然現象，而是建立在一種長期存在的司法和文化傳統之上。正因為有這些遺言和文字，後人才能看到那些被殺者的精神、人格和歷史位置。
特別是譚嗣同以身殉道的兩段絕筆，堪稱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最具感召力的臨刑絕唱。一是《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二是臨刑前的《菜市口遺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譚嗣同以自己的生命踐行了「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的信念。他的犧牲不僅成為戊戌變法失敗的象徵，也使近代中國改革與革命運動獲得了新的精神資源。其遺言和詩作長期廣為流傳，激勵了無數後來者。如果借用現代政治學的語言，譚嗣同之死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譚嗣同效應」：統治者通過處決試圖消滅一種思想，藉助恐怖將民眾訓導成懦夫，卻反而使這種思想獲得更廣泛傳播，薰陶出更多的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