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小遠跟人說了一句想回家，被報了上去。教官把他拉到所有人面前，讓他邊走邊念檢討書，從這頭走到那頭，對每一個人念：「我不應該想回家，我思想不端正，我應該好好改造自己，我是錯的，我是不正常的，我不應該不上學。」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邊念邊哭，「像遊街一樣」。那之後，他一眼就能認出哪些人愛舉報，遠遠繞開。看到稍微可信的人，才湊過去說幾句話，「說著說著就哭了」。「因為在裡面，身體都被禁錮住了，語言是我們唯一還有的東西，說出來那一瞬間，好像就是在外面一樣，能夠讓我們想像我們在家裡面一樣。他們連這種獎賞機制都禁止掉。」
進去兩個月後，他在洗衣房拿到洗衣粉，沖了一杯水喝下去。「我一直在數著時間，算著什麼時候爸媽來接我。他們一直沒有來，我覺得自己不會出去了。」他想再喝第二杯，被旁邊的同學攔住了。學校的處置是灌水催吐，然後罰他站了一整天軍姿。
五個月後的一天，有人來告訴小遠，父母來接他了，合同到期了。他不敢相信，一遍遍問：是真的假的？
校門口，奶奶開口問他：你怎麼曬得這麼黑，怎麼瘦了這麼多？
回家之後他開始失眠，睡著了就做噩夢，夢見自己還在學校里，嚇醒。吃了就吐，不吃也乾嘔。三個月後去醫院，小遠被診斷重度焦慮和抑鬱。此後初中斷斷續續只上了三個月。他告訴父親裡面有體罰。父親說：怎麼可能，離得那麼近。
所有都是任務
「哪個家長受得了孩子這樣。」這是小遠的父親後來給出的解釋。
小遠出學校那天，爸媽、奶奶、二姐都來了。爸媽站在校門口，一直在感謝老師：謝謝老師把這麼壞的孩子引到正路上，教育成人，養大成恩。小遠記得，「沒有一句話是問我的」。
小遠的父母有他們的邏輯。孩子不上學，遊戲是最顯眼的原因。至於孩子說的那些——被打、被孤立、走進教室時那種說不清楚的壓迫感——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出來之後也沒有。父親回家就罵，說他學也不上、課也不上。小遠開著門縫掛著網課，父親連進來看一眼都沒有，就在門口一直罵。有一次用斧頭把他的門鎖砸了，那扇門再也關不上了。
這樣的家長不止小遠父母。在北京做了多年休學支持的任竹晞說，普通中學，普通的班裡，大概有三四個孩子在不上學。孩子不上學，家長焦慮，戒網癮學校的承諾正好填進來：把孩子交給我們，三個月，六個月，保證送回學校。虐待學生的報導年年有，這個市場沒有縮小。
在大城市裡，有些家長走了另一條路。他們找到一類創新教育機構，主打陪伴和自主探索，不承諾復學時間表。沒有體罰，沒有軍姿。譬如在北京的一出學社，沒有上下課鈴，牆上貼著師生共創的卡通課表，包括即興戲劇、社區會議、羽毛球……每月還有一次旅居，去過廣州、莫干山。
送孩子去戒網癮學校的父母，交的是一份「五個月復學」的合同。送到學社來的父母不一樣——他們不極端，學過心理學，知道要接納，不願意用強迫解決問題。洞回學社創始人王周鵬描述這類家長大都受過高等教育，職業體面。一出學社創始人任竹晞說，這些家長對孩子小心翼翼，覺得過去做的都是錯的，常來問細小的事：孩子突然不說話了，該不該問他一句？
但接觸久了會發現，他們的模式仍然是權威指導型——密集地替孩子安排事情，給指令，給答案。情感這個部分，在養育里自動被屏蔽掉了。任竹晞做過一個實驗，活動結束後問家長感受，大量的回答是：我感到我應該對孩子調整一下方法。而孩子說感受，會說我很開心，或者我的頭像在被往下壓。家長說不出來。
王周鵬說，這背後有更深的原因：這類家長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追求效率，習慣把一切當成問題來解決，包括孩子。
孩子送來時，他們說不急，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但孩子狀態一好轉，復學的催促就來了，要補什麼課，怎麼趕上進度。和送孩子進戒網癮學校的家長相比，起點不同，落點一樣。
韓月就是這樣的家長。女兒小黑小時候，有時作業沒做完，鬧情緒。韓月會說：你把情緒收起來，寫完作業不就沒事了？你別哭了，你哭完作業都寫完了。在她的邏輯里，感受是干擾，需要被清除掉。
女兒休學之後，她知道問題不簡單——那一年家裡賣了房子，小黑在物理上感覺自己沒有家了；升了班級，同學全是陌生人；劇團也換了班，原來一起長大的朋友突然換成另一群人。這些變動同時壓下來，小黑承受不住。但韓月腦子裡始終有另一個聲音：「變動了你就要去適應，你第一步先回到學校，有困難我們去解決。」
她後來形容自己的狀態：「我的生活就是會把孩子當成一個任務，所有都是任務，要快速、高效地把這些事幹完。」停下來之後，她才意識到，從小黑兩歲多到休學這段時間，雖然母女共同生活，晚上一起睡覺，她幾乎沒有真正問過小黑在想什麼、感受怎麼樣。「我去回顧的時候，會覺得好像那一整段時間我都很空白。」她想了很久，找到一個真正在一起的時刻：每個周六帶小黑去興趣班的路上，兩個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路上有落葉，她們會一起踩，一起聊天。「只有那個時刻是開心的。」
有一天，小黑說起跟朋友的一些不開心。韓月沒有問發生了什麼，只是說：這個事是不是挺煩人的？小黑聊下去了。這是休學以來，母女間的對話第一次能往下推進。韓月後來說，那是她第一次沒有關心事，只是在聽感受。她才意識到，問題就出在這裡。
困在這裡
小黑對韓月描述過上學的感受：「每次回去就像火柴燃著，燃成一堆灰，需要好幾天湊成原來的形狀，再去點，再燃成一堆灰。」
休學後，她曾兩次提出要回學校，都只去了一兩天就不去了。「我躺在家裡非常不確定，很崩潰，但去了學校更崩潰。」她對韓月講過一連串原因：班主任在她懟了老師之後開始針對她；歷史老師上課像哄小孩；語文老師40分鐘有30分鐘在講有的沒的；班裡女生搞小團體，孤立另一個女孩，她不想加入，但班裡沒有熟人，怕自己也會被排斥。韓月聽完覺得，「沒一件是特別大的事」。小黑自己也不明白：「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不想去學校。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
任竹晞說，這是她見過最普遍的狀態——很多孩子並不是真的不想上學，他們反覆嘗試，去了一天，撐不住，又回來了。她認為，不是現在的孩子脆弱，而是孩子面對的環境出了問題：教育環境比從前更保守、高壓，能提供支撐的社交環境又急劇萎縮了。
她自己的女兒今年上小學三年級，八點到校上早自習，中午半小時吃飯加午休，十二點半語文老師進來占半小時，數學老師再占半小時，下午副科隨時可能被吞掉，放學還要上課外班。女兒班裡有同學定了一個健康目標：十點半睡覺。不是能做到，是努力的方向。這是三年級。國家明令禁止小學考試，但每周照樣有數學測試、英語測試，語文一周寫一到兩篇作文。
進了初中，壓力沒有減，連課間也是。一位母親說，兒子小學六年級被暗中篩選進直升初中的實驗班，進班第一天，老師宣布：課間不許串班，不能去找以前班裡的朋友。你們是被寄予厚望的。兒子回家告訴她，想回原來的班。她想起自己中學那會兒，每天放學糾結的是走哪條路回家——幾個好朋友，今天跟這個騎車走那條，明天跟另外兩個走另一條，路上至少聊二十分鐘。隨時去同學家，隨時去找別的班的朋友。孩子進入初中後，這些幾乎都不再可能——同校的是競爭對手，不同校的各自忙著補課，真正能聚在一起的時間極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