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通過之後，學自聯內部也確實曾討論過利用辦理相關手續增加組織經費，並實行過幾年，最終並未成功（此前，我離開學自聯）。作為由中國留學生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其利益的組織，把推動《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作為最重要的服務內容之一，本就是學自聯的職責。
至於我個人，從未借辦理「六四綠卡」賺過一分錢。當年有人邀請我合夥做辦理綠卡的生意，被我一口回絕。提供專業服務、收取合理費用，本身符合美國自由市場原則，並無可厚非；但對於直接負責這項遊說工作的人而言，如果借屠城受害者的鮮血與悲劇牟取私利，不僅背離了我參與遊說的初心，也會授人以柄，更有違我個人的道德底線。
真正讓我失望的，是法案通過之後，大多數受益者迅速退出了海外民運。
每年紀念六四的活動，參加人數一年比一年少，最終形成參與者寥若星辰的場景。我理解，在美國白手起家並不容易；當社會運動陷入低潮時，人群退去也是常態。但我沒有想到，這種疏離會來得如此之快，又如此徹底。
另一件讓我寒心的，是感恩精神的缺失。
當年，無數美國政要和普通民眾為了《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許多受益者在身份到手之後，很快便將這些恩人拋諸腦後。
例如，為法案通過立下汗馬功勞的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斯萊德·戈頓（Slade Gorton）去世後，他昔日的工作人員曾聯繫我，希望我能找幾位中國留學生寫一些紀念文字。我四處聯繫，最終竟找不到一個人願意執筆。每每想到這裡，我都感到無比遺憾。
更令人唏噓的是，當年的不少遊說骨幹和積極分子，後來紛紛返回中國工作、經商或任教。有的人在體制內一路高升；有的人幫助中國政府建設網際網路信息封鎖體系；有的人利用在美國積累的人脈和資源，協助中共企業占領美國市場；還有的人甚至淪為向中國輸送敏感技術的掮客。
當然，也有像陶業、葛詢等學自聯老骨幹，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幫助天安門死難者家屬，為中國民主事業默默奉獻。但必須承認，在如此龐大的受益群體中，他們只是鳳毛麟角。
更令我深惡痛絕的，是那些轉身便迫不及待地直接為中共極權效力的無恥之徒。他們充當統戰棋子、大外宣喉舌，甚至涉嫌從事海外情報搜集、走私違禁物品、協助跨國鎮壓異見人士等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對於這類兩頭通吃的害群之馬，顯然其取得美國綠卡或國籍的過程中存在欺詐、隱瞞重大事實或其他違法行為，絕不能任其繼續享受美國法律賦予的保護。
然而，我主張的並不是推翻《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也不是否定當年的歷史選擇，而是依法彌補這一歷史性政策留下的制度漏洞。當年的立法保護了十幾萬中國留學生，整體而言，這是一個正確的歷史決定；但任何重大公共政策都可能伴隨成本。當漏洞已經暴露，政府就有責任依據現行法律進行修補，而不是繼續視而不見。
我認為，這種補救至少應當區分三個不同層面，而不能混為一談。
第一，是移民誠信問題。《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得以立法的重要前提，是申請人回國後具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合理恐懼"（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如果有人取得身份後立即長期往返中國、長期居住、投資、執教，甚至公開為中共政權服務，這至少足以對其當年申請身份時所作陳述的真實性提出合理質疑。如果存在偽造證據、隱瞞重大事實或其他重大虛假陳述（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就應依法重新啟動審查程序。然而，由於此類群體基數過於龐大，而美國司法部撤銷國籍（Denaturalization）的司法程序極其繁瑣、舉證門檻極高，所以對他們，美國司法系統必須區別對待，放過大多數，而進行重點重新甄別。
第二，是效忠義務問題。美國國籍不僅意味著權利，也意味著忠誠義務。根據美國《移民與國籍法》（INA）的相關規定，對於涉嫌在入籍過程中隱瞞真實政治背景，或者取得國籍後迅速加入、效忠或積極服務於危害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極權組織者，在符合法律規定和司法程序的前提下，政府應依法調查其是否符合繼續保有國籍的條件，必要時啟動撤銷國籍（Denaturalization）程序。
第三，也是最嚴重的一類，是國家安全問題。如果有人在取得美國身份後，又實際協助外國敵對政權從事情報活動、技術竊取、跨國鎮壓、非法輸出敏感技術，或者實施其他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移民事務的範疇，而屬於聯邦刑事犯罪和國家安全案件。對此，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凡符合撤銷身份或國籍法定條件者，也應同步啟動相關司法程序。
當前，中共對美國社會的滲透方式早已不同於三十多年前。面對新的國家安全挑戰，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也應與時俱進，在堅持正當法律程序和個案審查原則的前提下，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提高對移民欺詐和國家安全案件的調查效率，降低因程序過於繁複而導致違法成本過低的現實困境。唯有如此，才能既維護美國憲法和法治的尊嚴，也才能堵住歷史遺留的制度漏洞，守護這個國家最根本的安全。
以上措施，也應適用於並非基於《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獲得的政治庇護人士。
總之，歷史不會因為後來出現了敗類，就否定當年的正義；但歷史也不能因為當年的正義，而縱容後來出現的欺詐與背叛。真正尊重歷史的方式，不是掩蓋錯誤，而是在堅持初衷的同時，勇於修補制度的漏洞。這，才是我今天重新回顧「六四綠卡」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