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春蔡恢（前排左一）與郵電部同事游北京十三陵
發掘者在動手剖析一座墓葬的時候，倘若發現自己和墓主在其生前竟然有過一面之交，這樣的機緣恐怕連百萬分之一的機率都不會有罷？然而，我在退隱江湖十多年之後重拾舊藝，卻就這樣發現了故交，儘管只是五十年前的一面之交。
此人是在《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中列為二號墓的墓主蔡恢。
在和姚君商定就《調查表》中的墓主逐案進行認真探討的時候，我絕對沒有想到，這份殘存的《調查表》中九十四位墓主會與我個人有什麼聯繫，因為大案發生的時候我尚不滿七歲。
當年，無論家中父母是出了事的，還是倖免於難的，只要還能瞞過，子女很難從長輩的口中得知其中的端詳。這裡面當然是包含著父母對子女愛護的一片苦心，姚君描述張勖仁的妻子荊美英就是一個例子[1]。我的父母是逃過這一劫的，說噤若寒蟬也罷，說物傷其類也罷，從平素已經是守口如瓶的父親那裡唯一聽說過的「右派份子」是個叫「蔡飛」的人，而且只聽說過兩次。
第一次是機關領導宣布這個蔡飛被定為右派，父親回家之後小聲和母親在議論當天被劃定的右派名單。因為父親自調來北京之後就認定「遠交近攻」的防身之道，從來不與部里的同事深交，也從來不把同事邀到家中作客，所以母親並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人。之所以談到蔡飛而使全家悚然，是因為蔡飛給我畫過的幾張漫畫眼下還貼在我的床頭！父親並不希望我知道其中的原委，只是吩咐母親去我房間摘掉這些漫畫。我當然不依，於是大聲哭鬧一陣，但以我的失敗告終才算作罷。後來我躲在父母的房間外面，偷聽到「蔡飛……右派……」這樣莫名其妙的零星詞句，才約略明白：如今天下發生了比漫畫要重要得多的大事。
父親與蔡飛平素並無交往。我和蔡飛的一面之交是在五七年舊曆年的機關晚會上。當年每逢節下，總要舉辦一些聯歡會。我已經記不得是大年初二，或是初三，總之那天郵電部的工會要舉辦一場京劇折子戲聯歡，就由職工里的票友戲迷自己穿上行頭裝扮起來。正巧那年父親把我的祖母從長沙接到京城來小住，而祖母偏是個戲迷，而且不論水平。梅蘭芳，馬連良當然可以，而末路票友也不妨事。為了討老太太歡心，平素不參加這類活動的全家老小，這次卻是傾巢出動，到機關大禮堂里看末流之外的演出。
想必是我還沒有到上小學的年紀，對這類冗長的連出折子戲絲毫不發生興趣，在座位上便不安份起來。為了不要擾了大家的興致，臨座的一位長者便抽出一張紙頭，寥寥數筆，將舞台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畫將下來，遞給我看。小孩子見到這樣稀罕的物什當然高興，大概總使我一直穩定到全部演出完畢，讓大人們終於舒了一口氣。父母起身，連忙向這個「圍魏救趙」的同事道謝。彼此打聽了名姓，父親才知道他叫「蔡飛」。
回到家裡，我歡天喜地，將漫畫貼到床頭。父親跟我說，那個跪在地上，就會一口一個「我不願意呀，我的大老爺呀」演的是《三不願意》裡的崔麗英，而那兩個摸黑打作一團的武生演的是《三岔口》裡的任堂惠和劉利華。就是那次得到的人物漫畫讓我其後數年漸漸對京戲發生了興趣。
而再次聽說蔡飛這個名字是在我偷聽到父母談起他被定為右派，送去「勞改」的幾年之後。這次父親談起蔡飛的神色更為陰沉，聲音更為細小。這個時候已經是六一年初，全國都已經在餓肚皮，不但舊曆年的演出根本談不上，就連過節定量供應的二兩芝麻醬和半斤豬肉都要打破頭了。大約經過歷次運動的磨鍊，父親懂得，越是這個時候越要謹慎小心。
我見父親回家後臉色不大對，飯桌上一言不發，我就開始懷疑是我在學校淘氣，老師又找到家長告狀，所以裝得格外乖巧。晚飯後，父母鎖在自己的房間裡小聲談話，我又重操舊技，躲在房門背後偷聽。慢慢才知道，他們談的並非我在學校的表現，而是給我畫過漫畫，後來被送去勞改的蔡飛死掉了。
最後聽到的是父親的一聲長嘆：「都多留心吧，不知哪天會輪到我們呢……」
我那時已經讀到小學三年級，多少懂得一點世事，那聲長嘆對我的震撼直到今天仍在發生作用。我依然認為，當年父親對蔡飛之死所說的那番話是我心頭一塊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儘管父親和他並沒有什麼交情，我和他也僅有一面之交。後來，真是一語成讖，父親的命運終於應驗在文化革命裡頭。
所以，當我打開《調查表》，無意間突然發現列在二號墓的墓主名叫「蔡恢」，原工作單位為郵電部的時候，就不由自主地仔細往下看，並且連忙向姚小平詢問詳細情況。當我被告知：「蔡恢歷史上曾為美術員，會畫漫畫」的時候，我就基本認定：這個蔡恢很可能是我記憶里的蔡飛。
據有人說，悟性高的人記性就壞；而記性好的人悟性就不行。當我服膺了這個論斷之後，再讀錢鍾書先生「記憶是靠不住」的說法，就認為此乃錢先生這類悟性高人的感慨。我暗忖自己資質平平，故而對本人的記性頗為自得，譬如困難時期高價糧食的定價，黑市上兌換來亨雞蛋所需糧票的行情等等，至今倒背如流。
然而為了確定蔡恢就是蔡飛其人，我還需要對記憶做幾點確認。其一：為什麼蔡恢被父親稱為蔡飛？
即便那次京戲聯歡會上初次和蔡恢互通姓名，父親可能有耳誤，但宣布右派名單的時候，組織上對下屬的姓名卻不會說錯。而且，既然蔡恢的遭遇給父親造成了那麼大的震動，事後也會去確認。
對此的解釋是我的「耳誤」。因為父親是長沙人，長沙話（實際上許多南方話，以至於日語）的喉音「喝」與唇齒音「夫」很難區分。平素說話，根據上下文還不成問題，但倘若是人名地名，就需要確認，譬如「黃」「樊」不分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二：記得父親說過，蔡恢是送到東北勞改，為什麼《調查表》中的記錄卻是死於京郊清河農場？
對此我請教了《調查表》的發現者姚小平，姚君轉告了從專家那裡得來的解釋。原來興凱湖勞改農場雖然位於黑龍江省邊陲，但直屬北京警局五處（勞改處）。原先與蘇聯交好的時候，興凱湖農場接近蘇聯的邊境，將「反動份子」安置在那裡十分安全。倘若勞改份子逃到蘇聯方面去，蘇方會立時遞解出境，交給中方。而且上級已經批准，凡是蘇方交回的逃犯都作為「叛國」論罪，不必上報，可以立地處決。但是後來中蘇交惡，那裡的位置作為「勞改農場」就不安全了。所以興凱湖勞改農場的右派勞改犯大都遷入京郊清河農場，最後整個農場移交黑龍江地方管理。父親只知道蔡恢他們這批右派被押解到東北勞改，並不明了其後的變化。另一方面，這也從而解釋了一個疑團：按說大量的勞改犯是死於三年大饑荒中的高潮六O、六一兩年，為何《調查表》中興凱湖勞改農場的墓葬只有五位死者，而且均死於五八、五九年（最晚去世的六十二號墓主，北京三十五中教員陳以和死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有了這番背景解釋，我們就懂得其中的原委。再看《調查表》裡清河、北苑農場兩處墓地的多數墓主，就發現他們均死於這兩年，與全國因饑荒而大量死亡的時間完全同步[2]。
有了這兩件事情的釋疑，我可以認定：二號墓葬的墓主就是我幼時曾經有過一面之交的蔡恢。而且根據《調查表》大致可以將蔡恢從機關開除，關押到農場勞改，直至死亡，這兩年十個多月的人生軌跡勾畫如下：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收容關押，後押解到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六O年後遷押到北京京郊清河農場繼續勞改。最後於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時十分死於勞改隊病房，終年五十一歲。屍體葬在清河農場於家嶺墓地，六排二號。
根據《調查表》的記載，十二月二十一日，蔡恢死亡當天，農場即通知了蔡恢的妻子蔣崇倫。蔡恢屬於開除公職處理，按說與原單位已經沒有瓜葛，農場即便立刻通知，我的父親也肯定不會很快得知。從時間上說，這一點與我的記憶也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調查表》還有一欄里填有「因海外關係，未辦理保外手續」的字樣。我們知道，辦理「保外手續」，大都是因牢犯病重而需要「保外就醫」，實行人道救治。根據「死亡診斷」一欄的資料，蔡恢「歷史上就患有心臟病，因心臟瓣膜病，肺結核，死亡」。參照其他墓主資料來看，同一欄目均沒有填寫「是否辦理保外手續」這項內容，可見當時蔡恢的病情十分嚴重，或許有人曾經提出過「保外就醫」的建議，但由於「海外關係」而被否定了。那個年代正是大饑荒的高潮，民間的餓莩尚且司空見慣，何況勞改農場的個把犯人。為了推卸責任，蔡恢的舊疾正好可以當作死亡原因的藉口。然而當局或許沒有想到，填寫墓主資料上的細微差異卻泄露了玄機：明知蔡恢患有嚴重疾病，卻僅僅因為「海外關係」而不批准「保外就醫」，最終造成墓主的死亡，同樣也是難辭其咎。當然，這種「按下去葫蘆浮起來瓢」的解釋今天看來固然捉襟見肘，當年卻完全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最後我想提到《調查表》中蔡恢的「教養理由」一欄，其中的罪行里除了「支持儲安平反黨言論」的套話之外，還有這樣的細節描述：「……，畫了一張『隔牆有影動，疑是故人來』的漫畫，誣衊黨的反右鬥爭是捕風捉影」云云。
二十多年後，右派頃刻平反昭雪，檔案銷毀殆盡，只留得九十四名墓主的名姓造冊流落坊間，差強幾成孤本。如此看來，蔡恢當年倒是早有先見之明，只可惜為此枉送了一條性命。
這也再次證明了蔡恢具有漫畫的才藝，肯定是我記憶里的那個蔡恢，那個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蔡恢。我的記憶沒有錯。
這個結果讓我一則以喜，一則以嘆。喜的是我的記性居然依舊很好，五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嘆的是，按照悟性與記性互補相關的規律，看來我的確是個悟性平平之人，對二號墓主蔡恢的剖析，也只有如此勉為其難的淺見與拙識了。
注釋：
[1]姚小平：《尋找消失的背影》
[2]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