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到青年，本來應該逐漸學習歷史、科學、文學、數學、邏輯、哲學，並形成一種理解複雜世界的能力。但對於許多文革青年而言，這一階段大量接觸的卻是政治口號、階級鬥爭理論、領袖著作以及高度二元化的世界解釋。於是一個複雜社會被壓縮成幾組簡單關係：人民和敵人，革命和反革命，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種知識結構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知道得少」，而是容易形成一種過度簡單化的世界理解方式。
九、學歷可以後來補，認知方式卻不容易重新塑造
改革開放以後，很多文革一代重新接受教育，有人進入大學，有人接受幹部教育，有人獲得很高專業資格甚至高學歷。但學歷補償和知識結構重建，並不是一回事。知識結構真正成熟的標誌，是一個人能夠接受複雜性，能夠承認：我可能錯；我支持的人也可能犯嚴重錯誤；我討厭的人也可能在某件事情上說得對；一個政策可能既有成功，也有代價；一個歷史人物可以同時擁有功績和罪責；現實世界中，很多事情並不存在唯一解釋。現代科學和社會科學尤其強調這種複雜性，它要求證據、比較、反證、概率和不確定性；而革命政治訓練通常要求的卻是迅速做出立場判斷：你站哪邊？這兩種認知方式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
因而在某些文革一代人的思維中，我們會看到一種很強的整體化解釋傾向。社會問題背後總要尋找某種敵對力量；外交衝突容易被解釋為陰謀；內部矛盾容易被理解成路線問題；不同意見容易被歸入立場問題。這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智力，而是因為他們早年形成的認知結構更習慣於尋找「誰是敵人」，而不是尋找複雜機制。
十、知青經歷進一步強化了現實主義和生存意識
如果說文革最初幾年給這一代人帶來的是政治動員，那麼隨後大規模上山下鄉則帶來了另一層政治社會化。
許多曾經滿懷革命激情的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邊疆和基層社會。他們在那裡面對的，不再只是革命口號，而是物質匱乏、勞動、疾病、身份差異和現實生存。這段經歷對很多人當然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影響。有人由此開始反思政治理想，有人真正理解基層社會，也有人形成非常強烈的吃苦能力。
但另一方面，知青生活也可能強化一種深刻的現實主義：宏大口號與真實生活不是一回事；真正決定命運的常常不是理論，而是關係、機會、身份和政策變化。一個年輕人如果先經歷極端理想主義，再經歷極端現實生活，很容易形成一種複雜人格：嘴上仍然理解理想語言，內心卻越來越相信現實利益。這也為後來改革年代的價值轉型埋下了伏筆。
十一、改革開放並沒有簡單消除文革人格，而是與它發生了混合
1978年以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轉型。革命政治逐漸退潮，發展經濟、專業知識、市場競爭和個人改善生活重新獲得正當性。對於文革一代而言，這是第二次巨大的社會化。他們年輕時被教育金錢並不重要，後來卻進入一個財富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年輕時批判個人利益，後來卻必須為家庭和子女競爭資源；年輕時講階級鬥爭，後來又開始講經濟發展和市場效率。
這並不是簡單的價值進步，而是一次巨大的世界觀重組。有些人完成了這種重建，他們重新理解知識、專業、法律和個人權利。但也有一部分人最終形成一種混合型人格：政治上繼續服從權力，經濟上高度現實主義，私人生活中極端重視家庭利益，公共語言中仍然保留宏大理想。這種混合人格，其實非常能解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某些特殊現象。
十二、無神論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意義世界的連續坍塌」
我現實接觸這一代人時，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觀察。其中很多人是堅定的無神論者，而有些人在進入晚年以後表現出強烈的失望、犬儒甚至虛無主義。但這個現象不能簡單解釋成：無神論導致虛無主義。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思想史事實。無神論者完全可以擁有非常堅定的道德價值，而宗教信徒也並不會天然免疫犬儒主義。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這一代人的意義世界經歷過什麼。
毛時代的國家無神論，並不只是哲學上的「不相信神」。它與傳統宗教、宗族倫理、民間信仰和傳統文化權威的大規模破壞聯繫在一起。但是，人並不會因為宗教退出就不再需要意義。事實上，革命政治很快填補了這一位置。毛澤東思想、革命理想、階級解放和共產主義目標，為一代青年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解釋。它告訴人：歷史往哪裡走；誰是善；誰是惡；人生為什麼值得奮鬥；個人應該為什麼犧牲。
從社會學角度說，這種政治信仰承擔了許多過去宗教和傳統倫理承擔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