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偶然看到老師的消息。他已經退休了，卻似乎還在各地講課。講的還是他後來做了很多年的那門學問——輿情。
看到照片的時候，我盯了一會兒。說不清是什麼滋味。
在中國，「輿情」已經是一個龐大的行業。各級政府有輿情監測，有輿情研判，有輿情處置，有輿情培訓；出了事情，要看有沒有形成「輿情」，形成了要判斷等級，判斷之後要決定回應還是冷處理，是刪，是壓，是引導，是轉移，還是尋找另一個熱點把它覆蓋過去。
圍繞著人的憤怒、悲傷、懷疑和不滿，竟然可以建立起如此精密的一套知識體系。老師後來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他曾經是我的語文老師。
一
高一那年，我一度想輟學。家裡窮，讀書是一件需要反覆計算成本的事情。對於一個農村孩子來說，所謂人生道路，在那個年紀其實沒有後來想像得那麼多選擇。很多時候，一筆交不起的錢，就足以替你決定命運。
老師知道以後，替我交了學費。這件事過去很多年了，我一直銘記。有些恩情不需要宏大的語言。人在少年時代最困難的時候，有人伸過來一隻手，那隻手會留在一生的記憶里。
他不只是幫過我。1989年春天，《河殤》曾經引起巨大反響。六四之前，老師自己掏錢，買來《河殤》解說詞的單行本，發給全班同學，一人一本。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那個場景。一個中學語文老師，花自己的錢，把這樣一本書發給幾十個十幾歲的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後來我常常想，我此後一生對歷史、政治、社會的興趣，對宏大敘事的懷疑，對這個國家為什麼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追問，最初的一些種子，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埋下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我的啟蒙老師。這個詞，我不願意收回。
二
後來他離開學校，進了省級黨報；再後來做記者，也做過調查報導；再後來，他越來越多地研究輿情，漸漸成為這一領域頗有名氣的專家，全國各地講課。
聽眾當然不是普通市民。是各級政府，是宣傳部門，是各種掌握公共權力的機構。由黨國各級衙門買單。
如果人生可以截成幾個互不相干的鏡頭，這些鏡頭擺在一起，會有一種奇異的蒙太奇感：1989年的春天，一個中學老師自掏腰包，把《河殤》發給學生；幾十年後，同一個人在講台上告訴官員，輿情怎樣發生，怎樣發酵，怎樣研判，怎樣應對。
我不知道該怎樣簡單評價這件事。也許恰恰因為不能簡單評價，我才一直想著它。
三
我後來在深圳工作多年，每次回老家，基本都會去看看老師。我對他的感情沒有因為年月而淡去。
有一次幾個同學一起吃飯，老師談興很濃，講起自己這些年做媒體的經歷，也講起怎樣利用媒體的特殊地位和資源去建立關係、辦事情。他講得頗為興奮，我坐在那裡聽；大家說笑，我也跟著笑，但心裡一直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可能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第一次清楚意識到：我少年時代認識的那個「老師」，和眼前這個熟諳媒體權力、關係網絡與體制規則的人，是同一個人，可又仿佛不是同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