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未必是美國永久衰落的起點，卻無疑是它近幾十年相對優勢開始加速消耗的重要拐點。
二〇〇一年，美國剛贏得冷戰十年，經濟、軍事和科技優勢幾乎無人能及。中共才進入世貿組織，伊朗受到遏制，塔利班不過控制著一個貧困國家。然而九一一之後，美國把最寶貴的二十五年投入全球反恐戰爭：數萬億美元花掉，數千軍人陣亡，阿富汗打了二十年，最後塔利班重新進入喀布爾；推翻薩達姆，又替伊朗清除了地區宿敵。美國在中東追逐一批又一批武裝分子時，中共承接產業、積累技術、擴建海軍，把南海變成軍事前哨，也把台海推到戰爭邊緣。
因此，說美國成功阻止了第二次九一一，沒有問題；說「反恐戰爭已經勝利」，卻近乎自我安慰。美國消滅了賓·拉登，重創了基地組織，卻沒有獲得與代價相稱的戰略成果。二十五年後，塔利班回來了，伊朗勢力擴大了，中共更從廉價商品供應者變成美國最強大的戰略對手。機場安檢加強了，美國面對的世界卻更加危險。
外部失血之外，內部變化更令人錯愕。美國左翼主播Hasan Piker早在二〇一九年就公開說：「美國活該遭遇九一一。」他後來解釋，自己只是想批評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也承認措辭愚蠢。然而這句話的荒謬恰好在於：從「美國政府做過錯事」，一步便跳到「美國遭到恐怖襲擊是應得的」。
這不是深刻，而是無腦。
二〇二三年，賓·拉登為九一一辯護的《致美國信》又在TikTok流傳。一些年輕用戶讀後宣稱，過去關於中東、九一一和恐怖主義的認識「全是謊言」。同期一項民調顯示，接近五分之一的十八至二十九歲受訪者對賓·拉登持某種正面看法。它當然不能證明整代年輕人都支持九一一，卻足以說明：替恐怖分子尋找道德理由，已經不是評論者虛構出來的稻草人。
一個人可能自私、傲慢，甚至曾經傷害別人；但這不等於陌生人可以闖進他的辦公室，把他和幾千名同事一起殺死。九一一死者不是一個叫作「美國霸權」的抽象符號，而是秘書、廚師、清潔工、消防員、飛機乘客和普通上班族。他們沒有決定美國的中東政策，也不能因為持有美國護照便承擔集體死刑。
批評美國當然合理。越戰、伊拉克戰爭，以及對某些獨裁政權的支持，都可以追究。但文明社會講究具體責任：誰作出決定，誰執行政策，誰違反法律，便追究誰。把平民當作國家歷史罪過的肉身代表，正是恐怖主義的基本邏輯。若接受這種邏輯，世上任何民族都能翻出歷史舊帳，為屠殺另一個民族尋找藉口。
最諷刺的是，這些人平日強調不能責怪受害者，談到九一一卻追問美國是否「罪有應得」；平日反對按照族群實行連坐，面對美國人或以色列人，又突然接受集體責任。只要把對象互換，道理立即原形畢露。
九一一之後，美國守住了一條防線：二十五年沒有再遭到同等規模的本土襲擊。但它也丟掉了不少東西：戰略優勢被長期消耗，外部敵人更加強大，內部甚至有人公開宣稱美國「活該遭遇九一一」。
恐怖分子當年撞毀了兩座大樓。二十五年後，若有人在美國自由制度的保護下，反過來替賓·拉登尋找正義，這便不是反恐戰爭的勝利，而是恐怖主義留下的另一片廢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