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六周年。認真反思和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具有現實的迫切性和久遠的歷史意義。本文從反思的立場概括評述，著重於歷史的對比與回顧，以冀獲得一些新的認識。
在曠遠肅穆的歷史長河面前，個人是那樣渺小。囿於見識與水平，深感「夏蟲不可以語冰」（《莊子集釋》），這樣的嘗試也許不成功，但努力還是值得的。
「奉旨造反」與「引蛇出洞」
文革是毛澤東自編自導的一場政治連續劇，從一開始就具有「奉旨造反」的鮮明色彩。首當其衝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囊括了京畿、保衛、宣傳、內務等要害部門。文化領域是掃蕩的重點，掌管教育的蔣南翔在劫難逃。將預設的「獵物」拋出來充當靶子，有利於鼓動革命小將起來造反。而文革的主要目標劉少奇，則被推到前台，充當「圍獵」的領導者。
劉少奇派工作組的目的，是想把運動納入他能控制的軌道，來掩護自己度過難關。毛澤東畢竟棋高一著，他從幕後現身，「炮打司令部」，通過宏大場面製造聲勢，培植親信，蕩滌社會，訓練民眾，以求全面掌控運動的領導權。
造反的主力，是一批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工作組設定的框框很容易被衝破。清華蒯大富抓住王光美爽約一事，寫出大字報《葉林同志，這是怎麼回事？》，觸動了工作組高度緊張的神經。用反右的方式進行反蒯，是他們最為熟悉的手段。
大會批判和小會圍攻雙管齊下，我參加了第二教學樓一場近百人批判會。面對著七嘴八舌、指手劃腳的指控，蒯大富用肢體語言表明，他似乎很淡定。側過身仰起頭，眯著眼睛把右手往前一攤：「拿材料來！」
「懷疑一切」是當時流行的主要思想武器。蔣南翔欣賞的學生尖子葉志江不甘寂寞，寫了一篇語帶嘲諷的遊戲文字《鬼大夫救鬼秘方》，卻被視為《燕山夜話》的翻版。反覆推敲的結果，居然有了驚人發現：原來秘方79頁暗喻「氣死周葉（工作組的兩位組長）」，106頁就是「葉林溜也」。所謂的大批判，簡直到了捕風捉影的荒唐地步。
老蒯那不服輸的倔強精神，確實令人欽佩。然而他最大的作用，是無意中逾越雷池，直接觸動了劉少奇營壘的核心，使自己成為「兩個司令部」鬥爭中一枚極有價值的過河卒子。
北京高校的文革先鋒人物，都和當時的政治鬥爭動向與焦點有著密切聯繫。最近看到聶元梓大字報共同作者的一篇文稿，詳細說明了大字報醞釀出爐的全過程，否認他們的寫作得到過康生和曹軼歐的授意指使。
這張大字報的誕生的背景，是北大作為高校社教的試點，聶元梓等人與陸平為首的校黨委矛盾逐步激化，就像瓦罐里受到挑逗的蟋蟀，非要決出個勝負死活。聶元梓等人遭受圍剿，正好借著「五一六通知」的東風，來一個絕地反擊。
大字報的矛頭，直指校黨委及其後台北京市委。雖然充滿火藥味，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內涵。只有經過曹軼歐與康生穿針引線上達天聽，發揮「政治炮彈」的作用，才能身價百倍，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8月開始，毛澤東接連十餘次檢閱紅衛兵，把全國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北京的紅衛兵由中學的幹部子弟首先發起。他們打著「造反有理」的旗號，以「破四舊」的名義，在一些部門的配合與慫恿下沖向社會，打砸搶抄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紅色恐怖」行動，而且迅速向全國蔓延。
清華大學最早的紅衛兵，他們的當務之急，則是儘快把校園裡源源不斷揭發走資派的大字報統統撲滅。「824行動」掃蕩了清華園，撕毀了大禮堂前全部大字報，推倒了二校門，對各級幹部和牛鬼蛇神的暴力懲罰也立刻升級。
文革中所有的派別，都成了身陷羅馬競技場的角鬥士，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千方百計把禍水外引轉移目標。輿論眾矢之的和社會弱勢群體，往往成為最容易捏的「軟柿子」。各派又都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以此作為自己的護身符。
批判以蔣南翔為首的校黨委，是清華大學所有正在或企圖掌權的派別的保留節目。而批判內容則大同小異，無非是招生用人的「階級路線」以及學生的培養目標這兩個問題。現在回想起來，學校領導的過錯，其實並非什麼「資產階級統治學校」，主要還是受到當時「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崛起和四一四的分化，與全國文革形勢緊密關聯。精彩紛呈的文鬥，成為校內外關注的焦點。兩派紛爭從形勢估計，幹部路線的分歧到權力爭奪，緊鑼密鼓針鋒相對。最後圖窮匕見大打出手，堂堂最高學府搞起百日武鬥，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
經過兩年時間，毛澤東對革命小將「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真實表現，不僅是失望，而且已經完全不耐煩。他要甩包袱了。毛澤東手裡可用的「牌張」所剩無幾，只好派工宣隊進駐奪權。
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何況這些「奉旨造反」的紅衛兵，他們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淡出政治舞台的命運是必然的。
九年之前，由領袖發起「百家爭鳴」演變而成的「反右運動」，與文革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1957年春末夏初的「大鳴大放」，是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毛澤東歷來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見，他將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為反右派鬥爭奠定了理論基礎。
毛澤東宣稱「開門整風」，但是經過解放初期的「五大運動」，知識分子中大多數人已經「噤若寒蟬」，所以需要反覆動員，多加鼓勵和慫恿。
「右派」鳴放的重點，就是一本「民主經」。這本「經」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整整念了十年。但是，毛澤東早把「民主經」丟到九霄雲外，以前開出的支票，乾脆不兌現了。
鳴放言論比較突出的著名「右派」，大多數都經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年輕的學生至少也受到過這種氣氛的耳濡目染。他們的年齡、社會閱歷、知識結構與政治見解，和文革時期「低齡化」的革命小將，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抵制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共產黨高舉民主旗幟，並且在邊區率先作出示範。1945年6月，國民參政會參議員訪問延安，黃炎培和毛澤東談心時，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希望能夠找出一條新路，來打破歷史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解放後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作為共產黨的諍友，黃炎培提過不少中肯的建議。在「鳴放」期間的一次整風座談會上，針對饑荒和救災問題，黃炎培和解放前曾主政廣西的黃紹竑，都發表了尖銳的批評意見，人稱「雙黃會」。不久黃紹竑被打成大右派，黃炎培得以倖免，文革中黃紹竑被整死。
當年和黃炎培同訪延安的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也是當時民盟的負責人，因為提出「政治設計院」的主張，被扣上「章羅聯盟」的帽子，打成大右派。黃炎培自己雖然躲過一劫，但是這位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在曾經受過他諄諄教誨的後輩之中，竟有七人（包括五名子女）被打成右派！
儲安平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生代的代表。他的事業巔峰是主辦《觀察》半月刊（1946－48年）。《觀察》堅持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基本立場，雲集了一批最著名的作者，包括胡適、吳晗、柳無忌、馬寅初、張東蓀、傅斯年、梁實秋、馮友蘭、季羨林、費孝通、朱自清、錢鍾書等。他們放言論事，對時局和社會焦點問題作出儘可能客觀的報導和公允的評論，吸引了大批知識份子讀者。《觀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後的一次輝煌，1948年底被國民黨查封。
1957年儲安平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在統戰部整風座談會上發言，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是宗派主義的根源。儲的言論觸動了毛澤東的底線，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不知所終。
清華大學打了571名右派，北大的右派多達800餘名。北大的林昭和人大的林希翎，年輕時都受到民主進步思潮影響，參加革命工作，再入大學深造，民主革命的理念在她們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林昭書卷氣重，林希翎活動能力強，兩人都「死不悔改」，成了極右派。林昭遭受的刑罰十分慘酷，而她的思考也愈加深刻。林希翎的影響更大，株連的範圍更廣（包括一些高級幹部的秘書或親屬），僅在北京一地，因此被打成右派的，就多達100餘人。
「二林」都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林昭慘死刑場，還要向家屬追討五分錢「子彈費」。林希翎生存能力較強，雖然屬於不予平反的六名右派之列，卻得以移居海外。也許出於與生俱來的批判性，她不大喜歡迎合西方輿論，與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也格格不入，最終客死異鄉。
反右運動建立起舉國輿論一律的體制，奠定了思想文化專政的牢固基礎。
啟蒙與增昧
從構建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理念和基本要素來考量與分析，「右派」鳴放的呼籲和訴求，具有更加深刻的內容與合理的內涵。總結57年的「鳴放」與「反右」，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北京高校的文革思潮，圍繞政治鬥爭的漩渦跌宕起伏。聶元梓激情迸發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現在看起來並沒有什麼深邃的意義。蒯大富包羅萬象的「權經」，只是集權力角鬥場「叢林法則」之大成。那些豪情滿懷、鋒芒畢露、風靡一時的文章，差不多都消褪了當年的華彩。而一切企圖逾越雷池「觸犯天條」的異端，在萌芽階段就遭到無情扼殺。譚力夫劃分階級壁壘的《血統論》遭到批判，依然有它的市場。而遇羅克針鋒相對的《出身論》，則付出了慘痛的生命代價。「四三派」的「財產與權力再分配論」似乎掀開了大幕的一角，旋即遭到圍剿，銷聲匿跡。李一哲關於民主與法制的吶喊，只有在文革後期懷疑與迷惘情緒瀰漫的掩護下，才能在網羅全國的思想牢籠里，獲得狹小的「放風」空間。
[page]
現在有些文章，把文革視為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個啟蒙期。我認為恰恰相反，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嚴重的「增昧期」，它的作用完全是負面的。文革非但沒有導致文明的升華，反而是造成了愚昧和野蠻的退化。文革結束後的思想解放，就是為了「撥亂反正」，而這並不是文革本身所產生的預期效果。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真正的啟蒙期只有兩個，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清末民初。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王權衰落，諸侯稱雄，民不聊生。思考宇宙人生，探索濟世解難，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韜略，成為諸派士子各自的追求。分崩離析諸侯爭霸的局面，則為諸子百家提供了宣揚和實施主張的機會。從春秋晚期到秦一統天下，「百家爭鳴」的活躍期，大致有300來年。
十九世紀末，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華夏文明面臨根本動搖甚至滅絕的危機，激勵了士人憂國憂民的擔當與勇氣。中外思潮互相交融匯合，產生了各自不同的見解和主張，中國的現代啟蒙由此發軔。從1895年康、梁「公車上書」算起，直至北伐成功，國民黨「清黨」和建立全國性政權，新文化運動漸趨結束。第二次「百家爭鳴」的活躍期，大約有30多年。而其流風餘韻，依然在教育界和文苑藝壇萌發播散，更在其後二十年各界士人興業強國、救亡圖存和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滾滾大潮中得到發揚。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是這個「啟蒙期」的重要組成和重大事件。但是，這二者還不足以完全涵蓋這三十多年的「現代啟蒙期」的全部豐富內容。這個「啟蒙期」對於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曾經產生過深刻的影響，而且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借鑑與啟示。
我不同意「救亡壓倒啟蒙」的判斷。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集中力量抵禦外敵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為了抵制蔣介石的獨裁傾向，曾經系統發表了許多宣揚民主的文章，美國在反法西斯聯盟中發揮主導作用，也成為中國民主潮流的助推器。蔣介石表面上大權在握，但無法真正做到軍令、政令和思想的高度統一。報紙揭露權貴貪瀆，參政會抨擊政府要員，儘管有特務的威脅和「黨化教育」的壓制，文化教育界依然有滋生民主的氣候與土壤。救亡並沒有壓倒啟蒙，而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向前發展。國共之間的「第三方」應運而生，民主潮流逐漸高漲，民主黨派漸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解放後只存在了短短四年。這本來是一條走向現代國家的光明之路，卻被完全放棄了。通過解放初期「五大運動」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徹底的解構，由各種組織加以管控。
反右「引蛇出洞」的「陽謀」，只用了三個月，對思想鉗制禁錮的效果，使中國幾乎倒退了一個世紀。一切獨立、理性、民主、自由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以及它們存在與表達的形式，在中國已經沒有立錐之地。
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衝擊劉少奇司令部，各級組織成了難以逾越的堅固璧壘，採用歷次運動的慣常做法，已經很難奏效。鼓動紅衛兵無所顧忌地起來「造反」，是毛澤東的一項偉大創舉。可惜，這些激情過度的小將很難駕馭，無法達成他的戰略目標。
「天下大亂」的結果，並沒有達到「天下大治」。工宣隊和軍管會取代了紅衛兵，成為手執上方寶劍的欽差。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一環緊扣一環，不斷製造「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高壓態勢。遲群、謝靜宜把持清華大學，工化系兩位有多年黨齡久經歷次運動考驗的副書記，在短短數月內相繼自殺，大批教師被下放到鄱陽湖畔的舊勞改農場（囚犯早因血吸蟲病高發而遷走）接受「再教育」，不少人罹患痼疾終身難愈，有的因此喪生。
文革是「增昧」的頂峰，它與「啟蒙」完全背道而馳。並且造成人格與人性的扭曲和「異化」。曾經紅得發紫的郭沫若，在批林批孔時不惜斯文掃地，自鄙自誣，北大的馮友蘭等人，也上了「梁效」的賊船。
不少文革初期嶄露頭角的小將，在鬥爭漩渦中險遭滅頂之災。他們在逆境與挫折經受磨難鍛鍊，紮根底層轉換視野。有些人逐漸省悟，掙脫了文革的桎梏，從膚淺浮躁變得深刻成熟。這樣的思想境界升華，並不是文革孕育出來的果實，而恰恰是走出文革取得的收穫。
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借古諷今」是一種無奈而巧妙的表達方式。但是《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之類文章，都成為文革批判的重點。只有替四人幫鳴鑼開道，才能以古喻今，貶斥孔子尊崇呂后，成為梁效之流的拿手好戲。
「政治謠言」，成為政治高壓氣氛下一種思想表達的特殊形式。位卑未敢忘憂國。「總理遺言」的炮製者李君旭才華橫溢，他和好友私下議論時局獲得啟發，獨自完成一篇足以亂真的「高仿」，說出當時千百萬人民的意願和心聲。
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使中國社會進入了「甦醒期」。配合政治需要開展了「真理標準」討論，思想界新風吹拂，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使國家出現了中興景象。但這個「甦醒期」前後歷時只有短短三年，它的啟蒙作用是有限的。
魂兮歸來
百餘年來，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艱難坎坷。一批中年學者撰寫的《重思胡適》文集[注]，給了我們很好的啟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知識界關於「民主與獨裁」的大論戰，胡適是一位主角。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轉型必須重新建立國家認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立憲民主的政治，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國家認同的正道。胡適認為：「新式獨裁」的後果只能是「舊式專制」。
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以其無比的人望，別出心裁另闢蹊徑，實行國家轉型的大膽嘗試。文革是階級鬥爭無限擴大化和蓄意尖銳化的必然結果。以民主之表行暴力之實（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把執政以來的政制體系砸爛推倒重來（原組織癱瘓，建立革委會），以回歸原始的烏托邦消滅「三大差別」（知青下鄉，五七幹校），以製造和誇大階級鬥爭來維持高壓態勢。為了這場以失敗告終的巨大嘗試，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
建國之後近三十年，我們已經「破」得太多，而真正應該「立」的，卻沒有立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物質建設取得突飛猛進的巨大成就，而思想建設則鮮有亮點。雖然宣傳部門竭盡全力鼓吹灌輸，卻很難建立深入人心的共識。
這是一個突飛猛進的時代，也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時代，。時至今日，不同的群體利益衝突與意見對立十分尖銳，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族群的「撕裂」。
以各種形式為文革招魂，已經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潮流。人心浮躁、物慾橫流，社會貧富懸殊、分配不公日益嚴重。社會弱勢群體對現實不滿，嚮往毛澤東時代的表面平等。毛澤東反對特權階級的思想，對於消除干群鴻溝、城鄉差別的設想，用「四大」方式來揭露陰暗的方法，對他們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但是，即使在毛澤東時代，所謂的「干群平等」，很多只是特定時期的表面現象或行為。歷史悠久的特權制度不可能廢除，懷念以往表面甚至虛幻的「平等」，企圖以暴力來反抗現實社會的不公，實在是一種無奈與悲哀。
權力市場經濟環境下瘋狂成長的利益集團，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主要的社會矛盾。但是採取打土豪或文革揪走資派的暴力鬥爭方式，將給社會秩序造成難以估量的衝擊與破壞。僅靠運動式的反腐肅貪，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走憲政和法治之路。把權力關進籠子，用法律制裁掠奪，根本改善二次分配。
是否承認「普世價值」，是一個關乎基本常識的「難題」。二十四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部分從字面上和「普世價值」雷同。但是，至今也沒有聽到關於這方面的深入解讀。「自信」的理論家也很難把它們和「普世價值」區別開來或詮釋清楚。所以這樣的「價值觀」，只能作為口號，懸掛在大幅標語牌上。
在一些人熱衷於為文革招魂的時候，我們更需要呼喚與恢復大學之魂。「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是「大學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遭到湮滅或閹割，大學的校園再美，樓館再高，設施再好，也沒有了魂魄。
近年來對於高等教育的種種框限和禁錮，可以看作教育領域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升級版本。如果中國的高校，再像文革後期那樣，重新陷入僵化的死胡同，變成科技培訓班和吟誦教條的廟堂，我們的教育將失去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初，清華的戰友汲鵬曾經慷慨陳詞：歷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而在現實生活中，歷史簡直成了可以隨意捏塑的橡皮泥。其實掩蓋和遺忘就是一段歷史，無所作為、渾渾噩噩也是一段歷史，它記錄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思想僵化和道德退化的過程。
那些追求理想的殉道者，顧准，林昭，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正在漸漸遠去，有志者仍將努力前行。杜牧的警句在耳畔迴響：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阿房宮賦》）。我們能不能突破這可悲的循環，全靠一切往生、在生、將生、未生的思想者，一步步踏在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作為文革風暴核心的親歷者，我們現在都已屆耄耋之年，恐怕沒有多久都要走進歷史。當我們在歷史中和古人相遇，面對著那些先賢鴻儒、名仕耆宿，以及無數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毀家紓難的同胞，和為國捐軀的國殤英烈，我們能否自豪地說：100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奮鬥犧牲憧憬的「中國夢」就要實現了，這究竟是不是他們和我們理想中共同的夢？
八十年前，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蔣南翔大聲疾呼：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光荏苒，在我們躬奉盛世憧憬夢想之際，我殷切期望：今日之中國，能夠容得下一個充分表達各種意見的理性論壇。
2016年3月20日
[注]《重思胡適》任劍濤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選自《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