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政府一味說要「搶人才」，是將問題本末倒置，更根本的問題應是「留人才」：由過去半年淨移出人口破紀錄逾十一萬、幾年間總勞動人口減少二十多萬，具經驗的中層已經到了可怕的斷層程度，你問任何一家大企業高層都是有苦自己知，採取措施「留人才」才應是刻不容緩。

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不可少是航空樞紐暢順運作，這不是單靠搞兩日「全球金融峰會」或帶貴賓參觀博物館就能改觀。一旦大量國際旅客抵港途中已經投訴頻頻，恐怕最終只會事與願違，將「說好故事」變成公關災難。

不能夠排除，為了維穩，人行可以動用最後殺著：資本管制，情況就如2015年般，透過進一步收緊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管控，不單嚴格限制個人及企業將資金調出境內，更可以要求出口商將任何外匯收入兌換成人民幣，從而給人民幣帶來升值壓力。當然這一招代價是相當巨大，外資幾乎肯定會被迫全數撤走，這也是一個兩敗俱傷的「核武級別」殺著。

今次金管局出手托市，是2010年以來推出「辣招」後，首度放寬樓市措施（之前林鄭Plan及期後強化的波叔Plan，均只是針對首次置業的按揭保險，因此不計在內）。儘管當局一再否認是托市措施，但降低壓力測試門檻，對象劃一是所有樓市的買家，實際效果就是當局扭轉之前對樓市施加的限制。

如果最終中國真的因支援俄羅斯被「二級制裁」，屆時會否有特定措施針對香港？一旦美方行動升級至實際制裁，即視香港為中國一部分，禁止高科技、敏感科技進口香港，或針對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和財團，作出懲罰性措施，屆時我們香港的官員們，又是否已經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及政策作出應對？

當《國安法》令香港紅線處處，資訊及言論自由被重重箝制，包括被迫停運的《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高層亦被控「煽動刊物罪」，案件將陸續開審。正如本欄多次強調，金融中心失去資訊自由，會令外資擔心增加投資風險，不是單靠放寬隔離措施就可以彌補，最終這個金融中心的「金漆招牌」，恐怕都會被除名。

不少內地留學生本身都有背景，可能是高官子女，又或是國企高管的下一代，他們在內地已經被視為特權階層，一旦這些留學生畢業後留港發展，令人擔心的是很可能形成新特權階層，對香港本地學生來說，就會形成一個不對等的競爭環境（Unlevel Playing Field），日後在職場上會面對不公平競爭，這對近年已經備受打壓的年輕一代，將會帶來更艱難的向上流機會。

由被國安「綁走」，最後判詞就以「自首」來形容，即可免卻了國安跨境執法、踐踏「一國兩制」的指控。不過整件事卻突顯，中央無法「名正言順」在港執法，這些被習近平視為的頭號敵人，居然可以置身「境外」，享受富貴生活，恐怕這才是最終引發2019年要推行「反送中條例」的隱藏理由。那為何習近平要不惜代價，都要將肖建華拉回內地受審？

多年內美國因為中概股熱潮，大量中資公司到美國上市而且成績可觀，令監管機構「隻眼開、隻眼閉」。不過自從中美政經關係轉趨緊張，美國監管機構開始嚴格執法，官員甚至「企硬」，不交出底稿就要除牌。中美雙方曾經以積極態度化解分歧：在2016年進行的試點中，中國曾經交出了審計底稿，不過好快被發現是經過大量「編輯」，並非原始數據，中方並禁止美方官員查閱在美上市中國巨頭的記錄，包括阿里巴巴。而美國官員到中國檢查期間，也有中國官員一直在場，甚至質疑中方人員有可能干擾了檢查過程。最終談判破裂。

今次是有史以來，香港官員首次集體就中國外交事件作出個別譴責，亦反映出新一屆政府全體官員，要事事緊跟中央、不落後的「表忠」心態。但如何支持？又如何配合？《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的外交事務和國防將由中央人民政府機構負責。換言之，特區政府根本無資格制定任何具體反制措施。事隔一日，中央政府終於就反制行動制定了具體措施，但內容好可能令一眾「戰狼」上身的特區官員抹一把汗：外交部對美國採取八項反制措施中，特區完全無「用武之地」。

必需強調，由國資委歷任到工信部，可見今年63歲的肖亞慶掌管均是國內最重要經濟產業，權力之大、級別之高，更突顯他今次下馬的非比尋常，更是近年在位時出現問題的最高級別官員。更值得注視是肖曾長期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在李克強身邊工作，因此外界也懷疑，他「出事」與中共高層權鬥有關。

雖然TikTok堅稱沒有作出干預。但是，正如《經濟學人》說「在中國這樣一個痴迷於媒體操縱的專制政府下管理企業，顯然就是一種風險。如果沒有新的安全機制，西方國家可能有一天不得不關閉TikTok。彭博報導，近數期字節跳動在非公開交易中的企業估值，已經跌至遠低於3000億美元的水平，較去年大幅縮水最少25%。隨著其上市計劃擱置，部分投資者尋求套現。

香港由國際航空地圖上「消失」，這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狠批香港防疫政策，最一針見血的形容。一直被航空業及旅客批評的航線「熔斷機制」，據統計，今年以來約有100個航班被「熔斷」，其中這些被「熔斷」的航班有五分之一為國泰航空營運。2019年，香港機場旅客吞吐量超過7,000萬人次。而機場數據顯示，去年的數字比這一水平低了98%，由於仍有貨機往來，航班數量才能維持2019年的三分之一。

我相信海外媒體人將有一個優勢，就是過去三年有二、三十萬人離開香港，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信念，就是我們是「世界的香港人」，這份信念不會因為融入當地社區就會消失。最近我出席一個香港人市集，大家都是熟悉的面孔、共同的語言，那種「安心是吾家」的感覺很是強烈，如果能夠善用這個群體做成的力量，對媒體人來說是可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