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使文化斷裂，而是把中國最優秀的傳統精神和新思想結合起來了。理由有三：一曰「五四運動」的反傳統的方向是向前進的；二曰「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傳統文化修養非常深的一批知識精英；三曰：實際上他們選擇的新文化並不是否定所有的傳統文化、所有的傳統美德。
三個理由都不成立，是「非常錯誤而且是荒謬的」。
一，反傳統的方向是歷史性的文化、道德大倒退。科學和民主當然是好東西，進步的東西，但反掉傳統，它們在中國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註定求之不得，關此，歷史已經做出嚴厲證明。
資中筠錯誤之一，是把傳統與科學和民主對立起來，把傳統等同於「頑固的舊禮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風俗習慣的束縛」。她不知道，某些制度、思想及風俗習慣的不良，正是清政府偏離中華道統、政治嚴重失德造成的。正確的做法是回歸中華正道而不是打倒孔子反掉儒家。
資中筠說「三綱五常底下怎麼可以講民主和平等」，殊不知五常乃是仁義禮智信，反掉五常，別講民主和平等，連基本人性都會喪失。至於三綱，完全可以進行現代性轉化，況隨著君主制的消失，其中「君為臣綱」已經沒有用武之地了。
二，「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半吊子小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後來的魯迅等，無不缺乏經學修養，昧於儒佛道，昧於歷史真相、文化真理和心性真諦。胡適西學不錯，中學同樣一知半解。
他們中或有人能寫舊詩，或有人飽讀古書，但說到「飽讀經書」通經致用，那是半個也沒有。以中華標準衡量，在「庸人、士、君子、賢人、聖人（大人）」序列中，他們連君子甚至士都算不上，因為君子是指具有一定經學修養而建立了基本人格者，士也要「有志於學」，特指儒家經典和六藝。這些人完全沒「有資格來說什麼是應該保留的，什麼是應該揚棄的。」
三，不論是從效果上、事實上還是「道理」上來說，中華文化都斷裂了，斷裂得空前徹底。儒家是華文化主統，孔子是儒文化代表，打倒孔子反掉儒家，就否定了中華文化的根本，否定了傳統道德的原則。主體不立，還奢談什麼「吸取外來文化之精華，以復興我中華的精神。」
當然，相對文革而言，五四倒孔反儒還是比較「文質彬彬」的，而軍閥和國黨也不乏傳統修養，故「五四」以後教育和文化事業並未完全學絕道喪。相對「解放後」的知識群體，資中筠的老師輩們的文化道德水準普遍高些。不過智慧也已經普遍低劣，喪失了辨別學說高低優劣、人物善惡正邪的能力。馬家幫問鼎中原，就得到了眾多知識人的信仰和追捧。
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引進了一些新思想，卻把中國最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精神打斷了，把正知正見和正常價值觀打掉了，為歪理邪說泛濫和馬主義成為主流掃清了障礙、開闢了道路。
文革在政治上固然無雙無對，在文化立場和態度上則與五四一脈相承。《易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以說，文革的惡果，就植根於五四倒孔倒儒的反傳統運動，是五四在政治上的邏輯結果。
資中筠提到「貴族精神里有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很好。這種精神和責任感，西方傳統中有，中國傳統中更豐。儒家內聖學和「天爵」說，強調的正是道德良知的高貴和尊嚴，儒家外王學，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承擔。
東海一梟20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