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凡敏感詞，都得是二字或二字以上。但在滿清時期，不僅詞，單字也有很多敏感的，用錯一個，很有可能就項上人頭不保。
上一篇講了程明諲代作壽文案，因為敏感詞「創大業」而掉了腦袋，其實在此案兩年前，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發生的九宗文字獄中，就有三宗是因為某些敏感字而出事的。
第一起發生在四月，山西武鄉縣，秀才李掄元的父親李范去世，李掄元請了舉人出身的靈石縣訓導（教育局幹事）王爾揚為其父寫墓志銘。王爾揚撰寫完，由該縣另一舉人趙擴負責書寫，再刻在墓碑上。
群眾的眼睛在哪個朝代都是雪亮的，李父屍骨未寒，墓志銘就被路人甲發現了問題：「皇考」！
父親死後稱「考」，母親死後稱「妣」（如喪考妣即形容人極度傷心，像死了父母一樣），「考」字誰都能用，沒毛病，可是，你一小文人，也配在「考」字前加「皇」字？想反了你。
武鄉縣教諭（教育局長）王廷詔接報，不敢擅自處理，上報知縣江廷泰。江廷泰嚇了一跳，派衙役將李掄元、王爾揚拘捕到案，另一涉案人員趙擴正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江廷泰和王廷詔便向山西巡撫巴延三稟報。
巴延三一看，用他後來在奏摺上的說法，「不勝驚駭憤恨」，立即匯同有關部門研究案情，很快得出初步結論：李掄元敢這麼做，他家裡肯定還藏有其他違禁書文。於是，趕緊讓山西按察使派員到三個涉案人家中嚴查，同時知會直隸總督，請求協同緝拿上京考試的趙擴，又讓知縣江廷泰派得力捕快，帶上認識趙擴的保鄰①，到山西至北京的必經之路嚴查訪拿，務必早日將趙擴捉拿歸案。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第一時間將此案向乾隆奏報。
據《清代文字獄檔》載，巴延三的奏摺是四月初四遞上去的，山西離北京近，四月初八，乾隆就有諭旨批覆，巴延三等接到聖旨，傻眼了，上面只用了十個字為此案定性：「此系迂儒用古，並非叛逆。」
這只不過是迂腐文人套用古文，不能算叛逆。
仿佛怕這些沒文化的官員看不懂，乾隆又詳加解釋說：
「皇考」之字見於《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義固應迴避，但迂腐無知，泥於用古，不得謂之叛逆。
也就是說，皇考這詞並不算皇家專用。皇，本指燈火輝煌，後來引申為大，早在《禮經》中就有「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的說法，這樣顯得更莊重一些。屈原《離騷》開篇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顓頊帝（即帝高陽）的後代，我爸名叫伯庸（他還自稱為朕）。宋·歐陽修祭父文《瀧岡阡表》開篇也是：「嗚呼，惟我皇考崇公！」
所以王爾揚替李掄元用「皇考」一詞，雖是欠妥，但不能上綱上線。代為書寫的趙擴，罪責就更輕了，他是候選公務員，這次如果考上，刷下來就行。不過他沒考上，所以下一次仍然可以去考。至於請人為父親寫墓志銘的李掄元，當然也是無辜的。
乾隆最後說，我處理這些案子，都以公平為原則，無罪就無罪，所以，「此事竟可無庸查辦」。
說了這些，乾隆意猶未盡，在巴延三的結案奏摺上批道：「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讀書及幕賓之不曉事又可知矣。」
那些文人是迂腐了點，不過，像你這樣不讀書，還有你那些秘書、辦事人員多沒文化，可想而知。
嘖嘖，有文化的皇帝就是不一樣。
問題是，這些官員難道都不知道「皇考」的出處和用法嗎？
巴延三是滿人，沒文化也正常；知縣江廷泰、教諭王廷詔，可都是通過科舉上來的漢族文人，他們怎麼可能不懂？
很明顯，並不是這些官員過敏，而是乾隆一直以來對此類案子從重從快的態度，導致奴才們寧可將運動擴大化，也不敢擔失察之罪。
所以，這事過去才兩月，湖南臨湘縣又發生了類似案子。
一個叫黎大本的監生，其母八十大壽，很多詩友發來賀詩，黎大本將這些賀詩編成一本《資孝集》。不料，該縣「民婦黎李氏」不知道是出於妒忌還是怕被牽連，跑去向有關部門告密，理由是，集中不少詩文，竟將黎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等」。
姬、姜原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尊貴的姓，古代一般用「姬姜」來稱貴族婦女；而太姒、文母則是同一人，是周武王的母親。黎大本這麼一比，相當於說「我媽是國媽」，你不死誰死？
更嚴重的是一個叫黎道魁的人寫的跋，乾脆稱黎母為「女中堯舜」，這就是赤裸裸的僭越+悖逆，妥妥的凌遲大罪。
岳州知府趕緊將黎大本等一干涉案人員收監，又查抄了原書板片，然後上報湖廣總督三寶及湖南巡撫李湖。
李湖大驚失色，一方面命人將所有人犯押解到省，另一方面將案情寫成奏摺，交由乾隆定奪。
沒想到，乾隆看後認為，這些寫祝壽詩的文人「皆系迂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與今年巴延三所奏、舉人王爾揚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樣者，仿佛相似，並非狂悖不法」。
迂腐、荒謬，食古不化，但性質不嚴重，跟王爾揚擅用「皇考」一樣，不能算「狂悖不法」。
此語一出，多少人頭得以留在項上。湖廣總督和湖南巡撫的結案奏摺中特別寫到，當不予追究的聖旨向所有涉案人員宣讀時，「不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歡呼雷動，凡屬士民無不頌揚聖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
皇恩又浩了個盪。
此案最後，乾隆特地在湖廣總督和湖南巡撫的奏摺上批道：「似此無甚緊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馳驛，汝何尚不解事若此。」如此芝麻綠豆的事，動不動就加急投遞，你們怎麼就這麼不懂事。
還是那句話，這怪得了下面的官員嗎？他們怎麼判斷什麼是「緊要之事」？揣摸上意，從嚴從重，就算被斥責，也比落一個「意存姑息」要好。
第三個案子發生在十月，江蘇贛榆縣（今屬連雲港）一個叫韋玉振的秀才，為父親立傳，文中寫到他爹當地主時很仁慈，「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
你猜，哪個字敏感？
赦，免除或減輕之意，皇帝專用，你一個秀才的爹，也配用「赦」，這是罪無可赦！
韋玉振案發，還是他叔韋照向知縣告的密。因為沒看到韋照的告密狀，也不知道他是出於妒忌、害怕，還是報復，但這每一個動機都細思極恐。
知縣也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江蘇巡撫楊魁。楊魁判定，韋玉振「殊屬狂妄」，依然是常規三部曲：抓人、抄家、上奏。
乾隆了解案情之後，再一次網開一面，認為韋玉振用「赦」字確屬無理，「但此外並無悖逆之跡，豈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
不但如此，他還直斥楊魁「所辦殊屬過當，即此可見楊魁之不能實心辦事也」。這就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態度問題了。
顫抖吧楊魁。
楊魁為什麼會將此事擴大化，除了上面說過的，還有一個特別原因，乾隆自己說出來：
今楊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詞之案，不論其事之輕重，紛紛提訊，株累多人，自以為辦理認真，而不知其過當以飾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詞等之罪。
乾隆說的，是兩個月前發生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這是另一件血腥恐怖的大案（將另闢專文），也在楊魁的管轄範圍內，韋玉振案發時，《一柱樓詩》案還沒結，但乾隆認為他失察，嚴加斥責過，所以這一次，乾隆看出來了，楊魁用力過猛，是為了掩飾他上一次的失察。
鑑於此，乾隆最後下旨，將楊魁交由刑部論罪。但最後似乎也是大事化小，從清史中查到，楊魁在江蘇巡撫任上一直呆到兩年後才遷河南巡撫，一年後又遷福建巡撫，所謂「議處」，也就嚇嚇他而已。
所以，這是唯一涉案者被判無罪而辦案官員被乾隆警告的文字獄案。
但你要是真的以為乾隆從此放下屠刀，那就大錯特錯了。先不要說同時發生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搞得腥風血雨，同一年，文字獄案就發生了九宗，第二年是十宗。你想想，這兩年就有多少人頭落地。
滿清時期的敏感字，除了以上這些皇家才能用的特供字，還有就是各任皇帝的名字，如福臨（順治）、玄燁（康熙）、胤禛（雍正）、弘曆（乾隆）等。如民間門聯喜歡寫「五福臨門」，就得改為「五福登門」；福建巡撫陳宏謀，原名陳弘謀，因為弘曆當了皇帝，他就得把「弘」字改為「宏」。還有前面講過的吳英獻策案，就因為裡面用了兩個「弘」字，當事人就被凌遲處死。
避皇帝名諱，滿清應該是向漢人學的。但因為奪了漢人天下，又多了些執政合法性的敏感點，如蠻、夷、胡、戎、裘等，任何能讓人聯想到「以夷犯夏」事實的字，若不慎用了，乾隆可毫不手軟。
敏感詞易躲，敏感字難防。當敏感詞降維成敏感字，一字一坑，防不勝防，字詞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到頭來，只剩皇帝一人能自由書寫，他再有文化，也沒人看懂他在寫什麼了。
注①：保鄰，即編入同一保甲的鄰居，發現案情不舉報，有連坐責任。這是從秦朝開始的制度。
本篇引文全部出自《清代文字獄檔》之《王爾揚撰李范墓誌稱皇考案》《黎大本私刻<資孝集>案》《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