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在思想進程中因應於時代和形勢的變化而自我否定，從「舊我」走向「新我」，這類現象在思想史上屢見不鮮，並不違背學術倫理。強調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連續性，重新論證帝國歷史的合法性，批判西方啟蒙主義和現代化模式，作為一個理論研究選項，在學術上亦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學術自由意味著理論研究可以向所有可能性領域開放。問題在於，思想轉型的動機何在？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諸如汪暉、趙汀陽、劉小楓、甘陽這些曾經的「啟蒙知識分子」成為反啟蒙主義的先鋒？中國的崛起和民族振興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外部背景，中國以何種方式重新參與世界秩序和世界知識體系的重構，就成為一個民族主義的重大理論使命——這是那些民間的民族主義者根本無法企及的事情。用趙汀陽的話來說，中國的知識體系必須參與世界的知識體系的建構而因此產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識體系」，成為「知識生產大國」，「當中國要思考整個世界的問題，要對世界負責任，就不能對世界無話可說，就必須能夠給出關於世界的思想，中國的世界觀就成了首當其衝的問題。已經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說話，這就是中國現在的思想任務和必然邏輯。」【55】也就是說，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一個向西方國家學習的小學生，現在中國強大了，不僅是一個經濟生產大國，而且還要成為一個知識生產大國，要從一個知識輸入的國家變成一個知識輸出的國家，中國和西方國家必須爭奪世界的話語權。原來甘陽把中國問題的實質不是看作「中西之爭」而是「古今之爭」，在民族主義推動的理論轉型之後，中國問題的實質又從「古今之爭」重新變為了「中西之爭」。中國和西方從制度之爭（帝國與民族國家之爭）到思想、知識、價值觀之爭，將孫中山時期所確立的「反帝」的民族主義，演化為「反西」的民族主義，即演化為在思想理論領域對以西方為標誌的啟蒙主義傳統、現代化模式和文明模式的全面否定。按照汪暉的說法：「如果不能從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結構思考當代民族主義問題，那麼，無論他們是積極支持民族主義運動，還是極力反對民族主義運動，都有可能放過了問題的根本癥結。」【56】他把問題的根本癥結歸結為中國知識界能否建立起一個與「新啟蒙主義」話語根本不同的「中國現代性」理論。
建立「中國現代性」理論，挑戰費正清的「傳統—現代」模式，需要重新界定「傳統」與「現代」的概念，「帝國」概念或「天下」概念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早已被劃入在「傳統」的範疇里而不具有任何現代性意義。因此，要重新確立這些傳統的政治概念在中國現代性理論中的基礎性位置，就必須首先挑戰西方話語體系的普世主義性質。如何完成這項理論工作，在中國新左派內部實際存在著兩條路線，一條以劉小楓、張旭東為代表，他們是在承認西方思想和知識的普遍主義性質的前提下，力圖把關於中國的認識上升到普遍主義高度。劉小楓在其《拯救與逍遙》的修訂本前言中提到，現代中國與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場精神衝突，民族之間的相遇通常是一場民族體力的較量，經濟、政治、軍事體力強的民族盤剝、同化體力弱的民族。在他看來，即使中華民族的經濟、政治體力克制了「帝國資本主義民族」，但「絕對的精神——真正的哲學問題」並不會隨之解決，「精神最終是個體性的、超歷史、超民族的自由行動」，他把自己的著作視為是「走向絕對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國的精神」。【57】張旭東在其展開對「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反思」時主張：「中國問題本身是世界範圍內普遍性問題的一部分，但當代中國思想需要一個特殊的切入點；這個點的特殊性不是來自中國自外於普遍性問題，而是來自於中國在反思和理解自身的普遍性時對原先的普遍性概念內部的特殊性關係能夠獲得一種新的認識、從而通過自身參與對這種關係的重構和改造，擴大普遍性範疇內部的豐富性、包容性和統一性。」【58】與劉小楓、張旭東不同的是，汪暉在新左派內部開創了一條更為激進的批判西方普世主義的理論路線，雖然他承認歐洲關於民族國家的構想、方案和設計與一種普遍主義的知識有著深刻的聯繫，包括承認東方國家如日本的國家和社會轉型是在全面接受西方思想與知識體系後發生的，以及把「世紀」的概念也理解為西方的一個時間概念，但他的理論指向是要建立一整套完全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理論的「中國現代性」理論，其中包括重新書寫的帝國敘事、儒家天理觀、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觀、毛澤東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並力圖以這套敘事來重構或取代西方的普遍主義話語。通過這些理論闡釋與證明，汪暉最終試圖在「帝國」範疇中建立起一個關於「中國」的獨特的民族主義敘事：
「我從不同角度、方面探討了『中國』這一範疇的不同的含義，力圖將這一概念從一種單純的歐洲民族主義模式中的『民族認同』中解放出來；『中國』是一個較之民族範疇更為豐富、更具彈性、更能包括多樣性的範疇，在重建少數民族王朝的合法性、重構王朝內部不同族群間的平等關係，以及塑造不同政治共同體之間的朝貢或外交關係等方面，這一範疇都曾展現出獨特的彈性和適應性。」【59】
一個區別於民族國家的「帝國民族主義」話語在此可謂昭然若揭，希特勒曾說要建設「社會的民族帝國」，一個「福利國家」，它應當成為國家的樣板，在這個國家中，所有（社會的）藩籬都會被一一拆除，只剩下「國家」和「元首」的獨尊地位。【60】汪暉的「帝國民族主義」不就是希特勒「社會的民族帝國」的中國翻版嗎？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大合唱具有多個聲部，來自於底層民間的民族主義聲音，在中國新左派的大學者們看來，無異於是粗鄙的民族主義，他們是不會屑於和《中國可以說不》這類作者坐在一起討論民族主義問題，包括不會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與民間近十幾年裡持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比較起來，上述學者的民族主義研究看起來極其冷靜、理性和客觀，他們關於帝國、天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