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運動，是無人能抵擋的歷史大勢。無怪乎白芝皓會認為：『民族創建』是19世紀歷史發展的核心關鍵。」【19】
在歐洲掀起的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中，中國作為「民族囚牢」（prisonsofnations）的古老帝國同樣也不能獨善其身，帝國統治者及其儒生們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時代問題：王朝國家能不能自主轉型為或被改造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在儒家的傳統話語體系中，從來只有家國天下的概念而沒有民族的概念，亦沒有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一部中國歷史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統治史，「華夷之辨」的觀念體現的是一種種族主義的文化優越論，而天下朝貢體系更是與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格格不入。梁啓超最早意識到了「民族主義」的覺醒對於國家現代轉型的重要性：「自十六世紀以來（約四百年前），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20】他的「新民」說的核心要義是以民族主義重振中國，用民族主義精神召喚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
在梁啓超發表《新民說》之後約三十年，中國進入一個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時刻：中日民族矛盾加劇，兩國即將進入全面戰爭，民族救亡成為時代的主題，民族主義的思想和精神動員成為知識界迫在眉睫的任務。就是在這個時刻，張君勱痛心於中國民族意識的闕如：「民族意識，乃人民能巍然雄立於宇宙之要素，亦曰民族自覺。簡言之，即民族自知其為民族之謂。我國四境環而居者，多屬蠻夷，其文物制度，遠不如我，文化亦不能與我相頡頏，而我自待遇鄰邦，復以寬大為懷，所以數千年來，養成民族意識之環境，缺然不備。吾國人民腦袋中充滿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我國自秦漢以後，民族疆域雖日益擴大，但是因為和外敵接觸少，這『天下觀念』的心理，始終未能消滅，而民族國家的觀念也始終未能養成，所以中國始終未曾踏上近世國的路。」【21】
正是基於上述判斷，張君勱如同梁啓超力圖打造中國一代「新民」，矢志於重塑中國民族精神，把「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視為是民族復興的精神基礎，同時視為新儒學的一大使命。
儒家視野中的「民族主義問題」與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民族問題」，從形式上看，具有某種相似性，前者倡導的「天下」觀念自詡一種普世性與後者堅持的國際主義原則具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兩者都無法抵擋來自內部的民族主義裂變，儘管這種裂變呈現出性質不同的多重面向。如果說鮑威爾的「民族自決」論是訴諸一種民族自治和民族建國的權利，而列寧支持「民族自決」不過就是虛晃一槍，那麼，儒家的民族主義訴求則不僅是指向改良（康有為）或推翻（章太炎）滿族統治集團，而且也是對「民族帝國主義」（梁啓超）的一種抵抗。這幾位近代儒家的漢人代表，在對待異族（滿族）統治和外族（西方人）入侵時內心充滿著複雜的民族主義情結。蕭公權在他的關於康有為大同思想的研究中，指出了晚清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衝擊的三種反應：一種是保守派，不認為中國傳統有何問題，完全厭惡效法西學（以倭仁為代表）；一種是極端反傳統派，認為中國傳統一無是處，要無條件地西化（以何啟與胡禮垣為代表）；介於這兩者之間是一大群人，他們並不認為中國傳統與西化之間水火不相容，而是認為中國文化最終將走向世界化——把中國文化提升到世界共同的水平。康有為按蕭公權的理解，就是屬於這群人中的「翹楚」，他的「大同」思想最集中地體現出儒家的一種「世界主義」（天下主義）立場，強調「帝國儒教」中的道德因素雖然離理想甚遠，畢竟是可求之次，為引導人們從「據亂世」過渡到昇平世之所必須，今文學的價值系統實質上與西方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相一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蕭公權把康有為歸入在「文化民族主義」的範圍內，認為「康氏強調保存中國『國粹』之餘，不免接近我所說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nationalism），有人說，早期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過去傳統中找根據，喜談『國魂』。康氏也許不是一般的或標準的民族主義者。不管他取哪一種民族主義，都帶有世界因素，在其思想中，甚是明顯。」【22】
確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那樣，康有為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無疑是儒家第一波開眼看世界的思想領袖，他提供的關於世界的「大同」方案儘管被後人津津樂道，但在現實的政治變革中並未產生任何重大影響，他的「文化民族主義」對於西化的持續蔓延基本上是處在防禦狀態。1897年，康有為主持成立「保國會」，「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明確提出「保國、保種、保教」三項宗旨，試圖以民族主義的思想和組織動員來調動廣大儒生參與維新變法。但在滿族官員看來，「保國」是否與「保朝廷」一致，需要質疑。民族主義之「保國」與「保種」對於滿漢官員來說，意義完全不同。康有為一直主張滿漢同化論，「國朝龍興東土，奄有中夏，兼定蒙古、准回、衛藏，為大一統」，故奏請皇上實行「君民合體，滿漢不分」，「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其誰與吾敵，而豈復四顧旁皇，瞻畏鄰敵哉？」【23】然而，康有為的「滿漢一家」的民族觀既不能為滿清統治集團所接受——滿漢之分是有清一代不可動搖的祖制，也不能被章太炎這樣的「種族民族主義」者所接受，在後者看來，「中國吞噬於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因此，中國不是民族革命，而是民族光復，「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24】章太炎從《客帝論》（1899年）到《解辮髮》（1900年）再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1903年），短短几年時間革命態度日趨激進，將批判矛頭直指滿清的最高統治者光緒帝——「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鋌而走險」，憤然抨擊滿洲以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實乃腐敗之成法愚弄錮塞的後果。【25】他因此認為，中國社會風俗的窳劣、道德衰敗和行政之不良，均是滿族統治者直接造成的，與法令制度無關。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質是「種族問題」，中國革命的實質是種族革命，是推翻滿清異族統治。汪榮祖對此認為：「『民族革命』是章太炎一生思想與生活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在這方面，最大的有兩支：第一位『排滿』，第二是反帝國主義。」【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