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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從民族主義走向國家主義 【長文慎入】

—中國新左派的政治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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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是《世紀批判三書》第一部《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上卷第三章第七節,亦是關於中國新左派批判的收官之作。中國新左派看上去幾乎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闡述的中國現代性理論、帝國理論、天下理論、革命理論和普遍性理論,均具有深刻的民族主義動機,試圖把中國的特殊敘事塑造為關於世界的普遍敘事。本文從五個方面展開論述,最終證明,中國新左派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他們的政治歸宿是淪為國家主義的附庸。本文27000餘字,系作者今年推出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敬請各界讀者批評指正。

三、「後帝國」時代的民族國家問題

帝制時代終結,共和時代到來,這是中國「現代」的肇始,抑或是民族國家的開端?中國現代建國運動與革命運動緊密相關,可謂革命建國,辛亥革命建立了北洋政府,國民革命建立了國民政府,共產革命建立了人民政府(無產階級專政),三個全國性政權依次更替,均是以革命和共和國(民國)的名義建構其政治合法性,並繼承了滿清帝國遺留下來的全部疆域、人口和自然及人文資源。問題在於,共和國是否意味著一個新的民族國家的誕生?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規劃中,「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制度建設上高度一致,民族獨立就是意味著民權的實現,從「軍政」、「訓政」到「憲政」,最終實現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的統一。從中國共和百年史來看,人們對諸如現代國家建設的「康有為方案」或「孫中山方案」多有批評和指責,認為他們或者沉迷於中國傳統思想資源而缺失現代憲政思想,或者是沉迷於西方政治模式而嚴重脫離中國實際,但是,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悲劇並不在於康氏未能說服國人他的現代化計劃之益——工業化而不失為中國,而在於他的敵對派想建立西化為現代化的方法也失敗了。最後,中國不受『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節制,而是受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同夥的節制。」【37】這個看法揭示了中國「共和」問題的實質,在北洋政府或國民政府時期,自由和民主是多與少的問題,而在「人民政府」時期,自由和民主是有與無的問題。在沒有民權的時代,民族獨立、民族自決或民族建國如同空中樓閣,人民、民族、族群或任何社會共同體都不是政治主體,政治主體被一個獨大的政黨所壟斷,共和時代不過就是一個沒有帝國之形而有帝國之實的時代,可以稱其為「後帝國」時代。

在中國的「後帝國」時代,民族主義問題長期不成其為問題。就國家內部處理民族關係而言,中共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根據史達林的民族理論加以制定,即在形式上充分肯定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但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賦予過各民族實現自治的權利。中央政府處理民族問題的做法參照了滿清帝國「理藩院」的制度設置,通過建立民族委員會、統戰部、宗教局這類機構來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控與治理,其民族控制的程度大大超過了滿清政府。就國家外部處理國際關係而言,中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確立的國際主義原則,將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方法運用於處理國際問題,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美蘇是第一世界,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是第二世界,廣大亞非拉國家是第三世界,中共自詡是「第三世界」的主要代表。但是,毛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史達林一樣,並沒有放棄民族主義立場,在史達林去世之後,他一直試圖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領袖,同時成為世界革命的導師。中蘇決裂並非源於兩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深刻分歧,而是來源於毛內心深處的民族主義情結,民族主義製造了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班傑明·史華慈分析了「毛澤東主義」的民族主義源頭:在戰爭時期毛就開始向莫斯科顯示出一種獨立性,他大力推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運動,實質是「中國共產黨最終能夠將民族主義情緒用於它自己的事業……不再滿足於按照莫斯科宣布的『聯合陣線』的一般理論來解釋他的戰略,而是熱衷於證明中國的發展變化意味著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個獨特的創造性的發展。」【38】因此,中蘇決裂可以看作是一個民族主義事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序言中提到,促使他寫作這本著作的一個動因,源於1978年到1979年發生在中南半島的武裝衝突,先是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接著是中國與越南的戰爭,戰爭雙方都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對安德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更進一步的全面戰爭的前景始終在我的腦中縈繞不去」,【39】他由此認識到民族主義已經成功地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打入了一個楔子,在維也納、倫敦、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馬德里統治下的多語言、多族群的龐大帝國的民族主義爆炸之後,導火線儘管還沒有鋪到莫斯科,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與民族主義趨勢絕緣,相反,他引用霍布斯鮑姆的看法來證明:「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尊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不論在形式還是實質上都有變成民族運動和民族政權——也就是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傾向。沒有任何事實顯示這個趨勢不會持續下去。」【40】在國際主義的最後一件外衣被剝去之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露出了它們的民族主義真面目。

民族主義本質上是民族國家的歷史現象。不管是安德森把民族視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41】,還是蓋爾納認為「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42】,他們對民族主義的定義都是來自於歐洲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包括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第一波——「遠程民族主義」——的理解,實際上也是在歐洲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前提下形成的。霍布斯鮑姆同意蓋爾納的民族概念,強調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但他仍然認為,「民族」的建立與當代基於特定領土而創生的主權國家(modernterritorialstate)息息相關,「若我們不將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將會變得毫無意義。」【43】同時,「現代性(modernity)誠為民族國家的基本特徵」,意味著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的同義語。歐洲民族國家運動是世界現代化的第一波浪潮,其內容包括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個性解放、健全的法治體系和憲政民主制度,以及在現代治理框架中實現的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

從民族國家和現代國家的雙重標準來看,「後帝國」時代的「民族主義」並不是民族國家的歷史現象,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樣,蘇聯拒絕用民族來為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春秋書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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