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性的研究充滿著各種後現代的學術辭藻，顯示出普羅大眾難以理解的理論深度。但是，他們的價值傾向和底層「粗鄙的」民族主義高度一致，那就是從「反帝」、「反西」到「反美」（包括反對日本和韓國這樣的亞洲國家），以重構的中國中心主義歷史觀來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和啟蒙主義確立的人類普世價值。惟有在一個關鍵點上，他們與民間的民族主義顯著不同，那就是選擇與「國家」站在一起，自願成為國家主義的附庸。
五、從民族主義走向國家主義
基於「民族」敘事的民族主義，在學術和道義上均有其合法性和正當性的理由，民族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精神的張揚，民族情緒的發泄，均是民族的自然權利，不可剝奪。只有當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合流時，基於「國家」敘事的民族主義才會顯示出其極端的、粗鄙的和破壞的性質。歷史上的納粹主義的正式名稱是「國家社會主義」，也可以稱為「民族社會主義」（Nationlsocialism），在納粹所開創的國家主義語境中，「國家」和「民族」成為同義語。
休·希頓-沃森在《民族與國家》一書中認為，在英語和其他現代語言的通常用法中，「國家」（state）和「民族」（nation）這兩個非常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使用，國家可以不是由一個單一的民族組成，而由多個民族在一個共同體下組成。一般說來，民族主義運動尋求兩大目標：一是民族獨立，即建立一個以本民族為主體的主權國家；二是民族統一，即一國疆域內所有的民族團體融合成一個民族。歐洲歷史上兩個突出的主權國家——法國和英國，顯示出國家的產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齊頭並進的，民族在國家的疆域內形成。但這個情況並不意味著「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就此消失了：
「一個國家是一個法律上的政治性組織，擁有要求公民對其順從和忠誠的權力。一個民族則是一個某類人群的共同體，其成員依靠團結觀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識聯結在一起。」【61】
蓋爾納在闡述國家和民族的區別是，引用了馬克斯·韋伯對國家所下的著名定義：國家是社會中掌握著合理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力的機構；而民族則是共同的文化認同以及信念、忠誠和團結的產物。他由此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的規範性概念，並不一定是以國家先於它的存在為先決條件，民族主義問題不能以國家的概念或邏輯來加以解釋。【62】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曾概括了國家和民族的區別，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以及它所包含的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對外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內需要組成「國家」的形式。【63】由此可以理解，民族和民族主義體現的是一種對外的立場或態度，而國家和國家主義體現的是一種對內的統治關係。不管人們對民族和國家的概念在理解上存在著多大分歧，但基本的共識是：國家是一個政治學概念，主要指向國家的主權、治理和統治，而民族是一個人類學（民族學）概念，主要指向基於共同語言、信仰、生活習俗的社會共同體。
晚清知識人在西方的影響下剛剛具有一種民族意識時，他們大多數人也分不清民族和國家的區別，往往將兩者混淆在一起。雖然儒家沒有民族的概念，但家國天下之「國家」概念早已有之，康有為提出「保國」、「保種」、「保教」，向天下昭示中國面臨的國家危機、種族危機和文化危機，然而，在梁啓超看來，「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歷代歷朝，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皆是朝名，「朝也者，一家之私產；國也者，人民之公產。」【64】所以，民族意識的覺醒，同時也是國家意識的覺醒。針對康有為提出的「保教」論，梁啓超也是不以為然，強調「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65】事實上，以梁啓超為代表的晚清先進分子已經認識到，在王朝政治的格局下，民族和國家獨立都無從談起。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實現五族共和，國家取代了朝廷成為新的權力機構，同時也成為高於民族的政治共同體。在許多人看來，民族復興取決於國家的獨立與強大。孫中山與康有為代表著民國初期的兩種對立的建國路線，前者的「三民主義」規劃，主張從民族革命轉向實現民權的政治革命，必須經歷「軍政」時期，而「軍政」的實質是依靠國家暴力統一全國的軍令和政令，然後再向「訓政」和「憲政」過渡。後者鑑於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狀態，主張「救中國為最要之圖，則國重而民輕，先於為國而後於為民矣，重於為國而輕於為民矣。」【66】兩者在民國的政治轉型時期實際上都成了一個國家主義者。國民黨統一全國並建立國民政府之後，它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國家的軍事和財政能力極其衰弱，地方割據嚴重，民族工業發展舉步維艱，中日兩國的地緣政治緊張關係日趨向戰爭方向發展。在內政外交的緊要關頭，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傾向於支持國家主義的專制政策。美國學者格里德爾觀察到1930年代中國的一個重要思想現象，那就是一部分來自西方的著名學者，從自由主義立場轉向支持專制主義。當時在《東方雜誌》、《獨立評論》和其他進步的無黨派刊物上展開的「民主和專制」的討論中，諸如蔣廷黻、丁文江、錢瑞升這樣的「海歸派」，都主張中國需要一個能產生最大才能、有效率和競爭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按丁文江的說法，中國的現實選擇不在於民主和專制，而在於老式專制和新式專制，他認為靠後者的領導才能把國家的利益置於黨派或階級的利益之上。蔣廷黻也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實行「一人專制」。【67】在格里德爾看來，中國現代學者輕易選擇以國家主義最極端的形式——專制主義——作為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選項，符合儒家政治傳統：儒家的政治思維天然地就不具備有限政府的概念，「儒家與革命社會主義者具有共同的國家觀，即把國家看作一個無所不包的信仰社會。」【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