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在歷朝歷代的著作中，造成農民起義的原因，絕大多數是因為皇帝昏庸無道，苛捐雜稅，官逼民反。但至少我們可以相信，沒有哪個皇帝願意看到祖宗留下的基業崩塌，天下大亂，最後還丟了腦袋。當然，這其中皇帝本人的能力很重要，除了歷代的開國之君和締造文景、貞觀、開元、康雍乾等少數盛世的君主，其餘幾乎都是泛泛之輩，甚至不乏庸才。而在這樣一種皇權至上的體制下，為統治者服務的官僚集團就成了碩鼠，遇到英明幹練的皇上，他們會有所收斂，一旦遇到平庸之輩，他們貪婪的本性會無限的膨脹，直到吃垮整個帝國。
致命的U形彎
崇禎十七年（1644年）舊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內閣大學士（類似現在的副總理或政治局委員）蔣德璟和皇上頂嘴，說了幾段為時已晚，但在我看來仍然非常要緊的話，惹得皇上大怒，蔣德璟也因此丟了官。
這次頂嘴起源於對加稅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禎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國範圍內加派730萬兩白銀，作為練兵費用，叫做練餉。這是崇禎即位之後的第四次大規模加稅，全國人民的納稅總額至此幾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稅確實也是出於無奈。中原一帶的農民造反還沒有平息，滿洲又鬧翻了天。就在決定加稅的一個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東一帶縱橫蹂躪2000里，擄掠人口牲畜50餘萬，還在濟南殺了一個德王。人家大搖大擺地殺了進來，又大搖大擺地滿載而歸，明朝的官軍竟然縮作一團不敢跟人家交手。這樣的兵豈能不練？練兵又怎能不花錢？不過皇上也覺得心虛，稅費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會不會出什麼問題？楊嗣昌是當時的兵部尚書，類似現在的國防部長，他辦事認真，聰明幹練，替皇上做了一番階級分析。
楊嗣昌說：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為這筆錢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裡。楊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餉為例，100畝地征三四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增加點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併。這種分析聽起來頗有道理。
皇上還聽過另外一種支持加稅的分析。崇禎十一年考試選拔御史，一位來自基層的名叫曾就義的知縣也說可以加稅。他說關鍵的問題在於地方官不廉潔，如果他們都廉潔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嘗不可。皇上覺得這種觀點很對心思，便將他的考試名次定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據說曾知縣為政廉潔，他的見解想必是有感而發，在邏輯上也絕對正確。從百姓負擔的角度看，腐敗等於一筆額外的重稅。假設真能減去這筆「腐敗稅」，多派一些軍餉當然無妨。
有了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徵求了另外兩位內閣大學士的意見。這二位也贊成加稅。於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練餉。假如是現在，決策者大概需要追問一些數字，譬如腐敗造成的額外負擔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在豪強手裡，又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在自耕農手裡？豪強們的佃戶負擔如何？等等。奈何帝國的最高決策者和他的顧問都不擅長定量分析。
一晃練餉征了五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官軍照樣不靈；清兵還在鬧著；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為戰略性進攻，從西安向北京進軍，已經走到了大同一帶；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中失利自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需要檢討一下大政策了？這時一位叫光時亨的給事中（近似總統辦公室負責監察工作的秘書）給皇上寫了份奏疏，他認為，加征練餉的政策是禍國殃民的政策，應該追究倡議者的責任。
按照規矩，這份奏疏先由內閣大學士過目，替皇上草擬一份處理意見，再交皇上最後定奪。於是內閣大學士蔣德璟就替皇上草擬了一段話，大意是：以前的聚斂小人，倡議徵收練餉，搜刮百姓，導致人民貧窮，種下了禍根……皇上看到這段話很不高興，這練餉明明是他拍板徵收的，蔣德璟卻說什麼「聚斂小人」，誰是小人？皇上把蔣德璟叫來，當面問道：聚斂小人指的是誰？
蔣德璟心裡想的小人是楊嗣昌，但楊嗣昌死在崗位上，皇上對他一直心存好感，蔣德璟不敢直說。皇上心裡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懷疑蔣德璟在指桑罵槐，非要問個明白。於是蔣德璟就拉出一隻替罪羊來，說他指的是前任財政部長。皇上不信，為自己辯護道：朕不是聚斂，只想練兵。
蔣德璟道：皇上當然不肯聚斂。不過那些部長的責任卻不可推卸。他點出了一連串徵稅的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