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寺院被燒光了，和尚們也跑光了。據說官軍認為紅巾軍供奉彌勒佛，和尚也供奉彌勒佛，怕和尚給紅巾軍當間諜，就挨著班燒寺院。這天正好燒了朱元璋的安身之處，他沒了吃飯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還是討了一卦。結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吳廣當年分析的結果一樣，風險相同。投紅巾軍呢？答案是吉。於是，這位即將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紅巾軍去了。
還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轉了一個圈，輪到朱元璋的子孫面對當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陝西農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時間是天啟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縣張鬥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殘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個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糾集了數百人，都用墨塗黑了臉。王二高叫道：「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聲回答：「我敢！」當時的口語與現在非常接近，這敢不敢的問答是史書記錄的原話，並不是我的翻譯。問答之後，這伙黑面人下山，擁入縣城，守門者嚇得躲在一旁。眾人徑直闖入縣政府大院，而此時的張知縣正在「坐堂比糧」——按照條文規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糧納稅。黑面人各持兵器擁上公堂，張知縣逃到自己在縣政府大院後面的住宅里，亂民直入私宅，將張知縣亂刀砍死。然後，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陝西農民起義從此開幕。
在我看來，張知縣死得頗為冤枉。他怎麼會死呢？按照官方理論的說法，這類惡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們的關係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朱元璋來自貧苦大眾，本人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中的一塊有名的石頭，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親情是怎麼回事，也很注意強調他們一家人的關係。我們知道他有賑災方面的漂亮規定，那就是親情的證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規定，坐在大堂上的張知縣應該正在放糧而不是催糧。下邊應該有頌聲一片，怎麼竟冒出一群黑臉的持刀大漢呢？誰都明白，開倉放糧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況放糧又不是放他張家的糧。難道張鬥耀這傢伙有毛病，不喜歡用別人的錢給自己買好，偏偏要冒險得罪人，替別人討債麼？或者他別有苦衷？
據給事中李清記載，崇禎剛即位，便嚴於徵收錢糧，並且做了一些具體嚴格的規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賦稅不能升遷，知縣等官員不完成賦稅任務乾脆就不能參加升遷前的考選。這是用胡蘿蔔勾引毛驢前進的政策。同時還有大棒驅趕的政策。完不成錢糧任務要降級，還要扣罰俸祿。這可不是虛張聲勢，松江府和蘇州府的錢糧任務重，竟有扣罰俸祿數十次，降十級八級的情況。而且參與考成的完糧納稅指標不僅是正額遼餉，後來又加上了許多雜七雜八的項目。其內容之龐雜，連戶部（財政部）的局長們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體登記辦事的書手處理。
如此說來，縣官催逼錢糧，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資和烏紗帽畢竟在人家手裡，而不在老百姓手裡。在這種情況下，知縣們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種辦法。第一個辦法，也是最老實或者叫最笨的辦法，就是拿百姓開刀。張知縣是在崇禎即位前一年被殺的，我們不好把導致張知縣死亡的責任扣到崇禎頭上，但崇禎實行的政策更加嚴厲，手段也更多，縣官和百姓身上的壓力更大。給事中李清有一次路過魯西北的恩縣（今山東平原縣一帶），親眼看到縣令催逼錢糧，將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階」。他說，這裡本來就是窮地方，錢糧任務難以完成，但是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通過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於是無人不催科。中央政府設置的賞罰格局如此，張知縣們面對的就是一個簡單問題：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資重要，還是某個欠稅農民的屁股重要？
當然也有取巧的辦法。既然財政部的司局長們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雜稅的名目，便很有可能矇混過關。明朝有一句描繪官場潛規則的行話，叫做「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天子本來是最大的，當然要朝拜，而且應該排在第一位。但書手是負責登記造帳的，在沒有完成錢糧任務的情況下，可以向書手行賄，讓他們在帳目上做手腳，「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長也搞不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書手比天子更能影響地方官的命運，自然要排在皇上前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