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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帝國崩塌,是皇帝的問題,還是官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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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七年(1644年)舊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西北100多公里的軍事重鎮宣府,巡撫朱之馮開會,號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傳李自成免徭役、不殺人,全城喜氣洋洋,張燈結彩,點上香準備迎接。鎮守太監杜勛打算帶人去30里外歡迎李自成。朱之馮痛斥這位皇上的特派員沒良心,杜太監嘻嘻一笑,兀自領著人走了。

話又說回來,各地的糧倉里也未必有多少糧,好多地方帳面上有,實際已被那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換成糟朽的了。李自成圍困開封的時候,開封的糧倉就露出了這樣的黑餡,結果開封大飢,一個人單身走路經常失蹤,被人像偷雞摸狗一樣悄悄殺了吃掉。我國糧食部門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傳統,難道崇禎就能找到根治的靈丹妙藥?

李繼貞申請賑災的10萬兩銀子並不是大數,那幾年僅僅加征遼餉這一項,陝西百姓就多掏了26萬兩銀子。比起每年數以千萬計的軍餉來,比起即將發生的許多轟轟烈烈的大規模戰役和高級將領的勝利或者自殺來,這些錢糧方面的小數字不過是一些沒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這些零碎中,在人們無可奈何的官府腐敗和官家冷漠中,崇禎死彎已經逼近了谷底。

我看到過一句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動員口號:餓死也是死,當強盜也是死,坐等餓死,還不如當強盜死!這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當良民和當強盜的風險已經相等了,而當強盜活下去的希望卻大得多,這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

一般說來,賦稅加重意味著皇上豢養的專政工具更加強大,老百姓造反的風險也應該隨之加大。儘管從錢糧變成威懾的轉化渠道腐敗朽壞,嚴重滲漏,那一大筆錢糧總要變出一些軍隊和刀槍,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並且在心懷不滿的百姓面前晃動,構成冷颼颼的威脅。可是,如果壓榨過度,老百姓到了橫豎也是一死的地步,風險就無法繼續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靈了。萬一官府的鎮壓力量跟不上勁,或者外強中乾,或者可以收買,讓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亂倒是一條活路,這時候,崇禎死彎就見了底。在這塊地方,造反有收益,當良民卻沒有。造反有風險,但良民同樣有,說不定還更大。這就是崇禎死彎形成的微觀基礎。

更深廣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並非偶然。他不過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為深廣的政府與民間衝突的一部分。統治集團壟斷了所有權力,壓榨老百姓,這本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盤散沙,根本抵擋不住,這個社會遲早要沉落到崇禎死彎的谷底。而李自成不過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塊硬石頭,他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農民陳勝吳廣和九百戍卒到現在的北京一帶服役,大雨路斷,不能按期趕到,依法當斬。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內容就是如何對付政府,不同的對策有什麼樣的風險和前景。繼續趕路無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與造反比起來,吳廣認為二者的風險差不多,仍是一個死。陳勝說天下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於是決定造反。通過這個我們已經熟悉的計算,可以斷定陳勝吳廣正處於標準的崇禎死彎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則意味著全國人民的處境離崇禎死彎的谷底不遠了,這確實是造反成功的絕好條件。後來陳勝吳廣對同夥做了一個動員報告,大講眾人的「谷底」處境。這大概是中國歷史所記載的最早的造反動員報告。

動員報告說: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趕到了。誤期就要砍頭。就算不砍頭,戍邊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就要幹大事出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人贊成這個結論,於是造反,天下大亂,秦朝由此滅亡。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陳勝吳廣造反的1560年之後,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創始人朱元璋25歲,正在安徽鳳陽的一座寺院裡當和尚。和李自成一樣,他也是因為家裡太窮才出家當和尚的。當時元朝已經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敗逼出了紅巾軍,官兵和造反者殺來殺去,天下已亂,官兵經常捕殺良民冒充戰功。這時候朱元璋開始計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風險大。留在寺院裡,又遲早要給官軍捆去請賞。正在計算不清的時候,同村的哥們兒湯和托人帶給他一封信。信中說,他投奔了紅巾軍,已經當到千戶(類似現在的團長)了,勸朱元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燒掉信,猶豫了好幾天,同屋的師兄悄悄告訴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發。

我們知道,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走投無路,接近崇禎死彎的谷底了。但是朱元璋辦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一個哥們兒商量。他的問題是:是在廟裡等著人家抓呢,還是起來跟他們拼了?

那位哥們兒認為還是投紅巾軍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勸他回去向菩薩討一卦,聽菩薩的。朱元璋回到寺院,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摘自《潛規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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