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生收藏文物
俗話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借了不還，全家死完。前一句話是對講信用的人說的，意在提醒及時歸還。後一句詛咒則是對老賴說的，強調耍賴的嚴重後果。通常，話說到這份上，說明遇見無賴，東西是註定要不回來了。
別以為耍賴的都是下流人物，上流人物照樣耍賴。
康生常常找故宮借文物，但久借不還，故宮沒轍，只好做個調撥手續的記錄，說明文物流向，那邊借走的文物就歸了康生了。
1956年，故宮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的陶龜硯，被康生看中，說好「借」去看看，結果久借不還，還被康生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成了自家藏品。
除了直接拿走，有時也象徵性地付點錢。宋拓漢石經，據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的真跡，國內僅存3件，康生付了10元。黃庭堅的《臘梅三詠》真跡，康生付了5元。宋畫院仿趙乾的《起蛟圖》，康生只付了5角。
這點錢跟文物本身的價值相比，等於沒付。像黃庭堅的《砥柱銘》，2010年曾拍出過436,800,000的天價。
但凡康生對他喜愛的文物，意欲據為己有者，都會不擇手段。有段時間，文革抄家幾近瘋狂，康生就拿著名收藏家的名單詳細列出，暗示秘書煽動造反組織前去抄家，然後把抄來的藏品集中到文物管理處，他再利用職務之便，巧取豪奪。
文革前，藏書家傅惜華的書齋名「碧蕖館」，因藏書精良而馳名京城，只要是學者因研究需要借閱圖書的，傅惜華大都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只是必須寫張借據，這是他多年以來立下的規矩。當初康生曾派人代他去傅家借書，當得知碧蕖館借書須由本人寫下借據時，康生非常生氣，認為有意駁他面子。
文革一來，傅惜華和家人不斷地遭到批鬥。這天，來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關在一間小屋裡不准出來，然後把他幾十年來苦心收藏的數萬冊圖書、珍貴字畫以及其他所謂四舊物品，裝了滿滿兩卡車揚長而去。
有人將此事報告康生，傅惜華的書已經抄出，集中在國子監藏書庫。康生聞聽立刻驅車前往，直接從傅氏「書單」上開始挑書。他掏出筆來在單子上劃記號，一面劃一面說，傅惜華這批東西有的很好，我過去沒見到過，像明刻本的賞心亭奉《歡喜冤家》10冊，明刻消閒居的《拍案驚奇》10冊，明刻《濃情快史》6冊，都是很少見的。他把書單交給文管處人員，交待說；這個單子上我劃圈的都要找到，劃槓子的更不能漏掉，劃圈圈的重要，劃槓子的更重要。等找到後你們拿給我過一下目。
據言，康生在文革期間，收穫甚豐，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文物5500多件，數量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二、田家英收藏文物
田家英對研究清史饒有興趣，傾力關注，故而對清人手跡的搜集尤為用心。有次在杭州開會，他聽說古舊書店有海寧藏書家的後人賣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立即同書店聯繫，借回駐地，利用工作間隙，用了一周時間，把上千封信札瀏覽了一遍，最後選買了40封。其中周春（1729—1815）致吳騫信，提到《紅樓夢》及作者曹雪芹（1715—1763），此信寫於1794年，距曹雪芹故去僅三十一年，信中說「曹雪芹之名字、履歷皆無可考」，請吳騫「祈查示知」。這應該是迄今最早有關《紅樓夢》作者的考證，極有史料價值。
田家英的收藏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撰寫一部清史。
北京剛解放時，到處都是舊書攤，琉璃廠、西單、東單、東安市場、前門、隆福寺都不難見到，不但書多，價格也都便宜。徘徊於這些舊書攤上，時常能見到一些清人書寫的信札、筆記，舊書信的價格，一般就幾毛錢一封。
當時很多文物商店都設有內櫃。內櫃一般只對部級以上幹部開放，像田家英、康生、李一氓、陳伯達、谷牧、夏衍等人都會經常光顧。文物商店的任務，一為中央首長服務；二為博物館服務；三為外賓服務。
田家英在中南海裡面算是比較富裕的。妻子董邊是《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月工資兩百多。田家英的工資是小三百，而且還有稿費。因為妻子的工資足夠養家，所以他的工資從來不交家裡，幾乎都用在收藏上了。他把工資存摺放在榮寶齋，有些東西一時不能決定是否值得收藏，就先拿回家看。待看好了，決定要了，再打個電話，榮寶齋那邊就直接把錢扣了。
一次在東安市場的舊書店，田家英遇到陳英、金嵐夫婦。金嵐與田家英是延安陝北公學的同學。田家英見金嵐夫婦花280元買了一幅徐悲鴻的奔馬，很不理解。在古人眼中，「畫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字的品位要遠在畫之上。
一般人收藏，注重的是書畫名家的藝術價值，田家英的收藏，則針對學者，關注的是史料價值，兩者不可同語。
田家英的藏品。除了來自舊書攤和文物商店，也來自收藏者之間的交換、轉讓。收藏家趙藥農謝世後，他的家人有意將藏品轉讓，其中包括趙翼、張惠言、黃景仁、顧貞觀等幾十位學者的墨跡。田家英因而獲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歷史價值重於藝術價值。
田家英的收藏在文革期間損失慘重。當時查抄，有一份詳細清單。有些藏品，像董其昌的書法，有七八件。後來退還查抄的東西，董其昌的書法就一件也沒有了。
三、鄧拓收藏文物
鄧拓給自己的收藏規定了三條原則：
1、國家能夠收藏的，決不搶購收藏；
2、真偽難辨，國家放棄收藏的書畫，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可以收藏；
3、凡屬自己喜歡的古今書畫，或以畫易畫，或用現金購買。
鄧拓的藏品中，最著名的古畫，是蘇軾的《瀟湘竹石圖》。原藏家白堅夫，曾是北洋軍閥吳佩孚的秘書長。1920年代，白堅夫從北京方雨樓古玩店老闆手中買到了這幅蘇軾名畫。1961年，正值三年饑荒時期，為解決溫飽，白堅夫決定將《瀟湘竹石圖》賣掉以解燃眉之急。他開始去了上海，未能賣出。又輾轉來到北京，找到書畫鑑定專家張蔥玉打探行情。張蔥玉見到蘇軾這件稀世珍品，不敢擅自結論。當時在場還有一位鑑定專家，認為此畫並非真跡而是贗品。白堅夫一氣之下，攜畫離開。
當時北京只有榮寶齋和文物商店負責收購古畫，白堅夫於是來到榮寶齋，請店員給個估價。業務員看過畫作後認為是贗品，拒絕收購。
恰逢這天鄧拓來榮寶齋看畫，在榮寶齋工作的許麟廬將此事告訴了鄧拓。許麟廬是齊白石弟子，繪畫、鑑賞皆有相當水準。鄧拓聞聽，十分震驚，蘇軾的畫作是稀世珍品，如果是真的，一旦失之交臂，將遺憾終身。
但對於蘇軾作品，鄧拓當時也了解不多，恰逢周懷民給他送來了日本出版的畫冊，其中就有蘇軾的畫作《枯木怪石圖》。周懷民擅長國畫，1926年入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師從書畫名家吳鏡汀，後留任該會教授。周懷民以《枯木怪石圖》為例，向鄧拓講述了蘇軾作畫的特點。
幾天後，鄧拓見到了期盼已久的《瀟湘竹石圖》，當畫作緩緩展開時，鄧拓便感覺有股文人逸氣撲面而來。他久久凝視眼前的畫幅，似乎似曾相識，他對白堅夫說：「我喜歡古代書畫，蘇軾的作品留世極少，我今天雖然不能斷定這幅作品的真偽，但我認為它非常珍貴。」
接下來，雙方談到藏品的售價時，陷入了僵持。白堅夫提出要價2萬元，對於收入不高的鄧拓來講，這可是天文數字。許麟廬代替鄧拓與白堅夫討價還價，將價格降到了1.2萬。當時正好鑑定專家楊仁愷從外面進來，他與白堅夫是四川老鄉，在他的撮合下，最終將價格降到了5000元。
白堅夫與鄧拓握手成交。白堅夫動情地說：「這幅畫跟了我幾十年，我是真心捨不得賣。它的價值，大家都是內行，不說也清楚，那可是價值連城。我今天之所以忍痛出售，固然是我需要錢，但我更慶幸我遇到了鄧先生這樣的知音，這幅畫交給你來收藏，我放心，錢少一點也無所謂了。」
即便這樣，鄧拓也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來，他只能湊夠2000元，剩下的3000元，他和榮寶齋老闆商定，由榮寶齋先行代付，他拿自己的字畫作為抵押。
隨後，許麟廬到鄧拓家中，挑選了24幅字畫作為墊款。至此，《瀟湘竹石圖》的交易才告完成。這幅名畫鄧拓後來無償捐贈給了中國美術家協會。捐贈活動非常低調，沒有儀式，沒有證書。《瀟湘竹石圖》從此成為中國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1984年春，國家文物局進行文物普查，權威專家謝稚柳、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徐邦達等，對《瀟湘竹石圖》進行了鑑定，確認鄧拓從白堅夫手中購買的這幅作品，確係蘇軾真跡。
四、陳毅要畫
1949年新政權建立後，齊白石仍以賣畫為生。那時候他的畫，400塊大洋可以買170幅。在琉璃廠，一件齊白石的扇面或畫，也就賣幾元錢。到50年代中期，齊白石畫的成扇，極精彩的，就可以賣到12塊錢一把了。齊家門房老尹，平時不領工錢，齊白石每月給他一張畫，抵作工錢，老尹就把手頭的畫收藏起來，再轉賣給顧客。
平常時節，齊白石的畫是按畫幅大小計算潤例的。對熟人，價格為10元1尺。有次陳毅到吳祖光家，要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陪他去齊白石家，提出要老人一幅畫。齊白石畫了一幅螃蟹給他。那幅畫是三尺，吳祖光代陳毅付了30元。從齊白石家出來時，陳毅說：「還要給錢的啊？」
吳祖光後來一直記得，陳毅說這話時，用的是四川口音。
2021-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