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孫丕揚62歲時，於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書。他的職責是協助皇帝，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明朝在名義上沒有宰相，孫丕揚的職務當時位居中央六部尚書之首。除了皇帝，他簡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說，「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意味深長的是，這位陝西籍的倔老頭當了吏部尚書之後，創建了「掣籤法」，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籤上崗了。一個聰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託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籤。
按照現代管理學的原則，不同的職位對人員素質有不同的要求，選擇人才時要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道理當時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孫丕揚年輕十來歲，當過禮部尚書，他在《谷山筆塵》卷五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准。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籤，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面貌，折斷了秤桿還可以稱出分量麼？于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而且他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這個時代特點很強的問題。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污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里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胥，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學者顧炎武對竹籤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他說：孔夫子對仲弓說「舉爾所知。」如今科舉取士，禮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這是「舉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籤安排幹部，這是「用其所不知」。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選出來的官員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於是吏治就要變壞，吏治變壞則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則大動刀兵。
總之，孫丕揚創建的抽籤法很危險——甄別使用人才的重任怎麼能轉交給沒頭沒腦的竹籤呢？這位正人君子既違反聖人的教導，又違背職責的規定，他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二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托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了抽籤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其用心可謂良苦。
宦官在名義上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只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麼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了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麼樣子，為什麼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奏章，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皇上的秘書——看一遍，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現在的官場用語譬如「擬同意」之類，大概就是從這裡來的。擬票過的奏章呈到皇上手裡，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奏章的人，總不如閱讀奏章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著紅筆寫指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奏章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著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