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市民慶祝新中國成立（鄒健東攝/圖片轉自中國知名攝影家作品檔案網）--
-1949年/解放-
以1949年為界，中國大陸六十年來似乎已習慣了將1949年以前稱之為「解放前」，1949年以後稱之為「解放後」。但我討厭「解放」這個詞，誰解放誰呀？這都是哪兒對哪兒呀？這個詞，即使是針對當時中國廣大的窮苦農民乃至工人也一樣，純屬精神忽悠。我們不是哭著喊著還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麼，但八十年代國門一開，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來全在中國大陸！所以，我們「解放」什麼呀，我看最要緊的還是「解放」我們自己吧，先從言論自由開始。
鄒健東先生攝於1949年的這張南京市民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照片，說實話，我看了很恐怖，領袖崇拜從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年就大面積開始了，整個一個「毛密集」,如電腦病毒，難道還不恐怖麼？這哪裡是什麼「解放」啊，分明是造神！分明只是「解放」了毛澤東及其執政黨高層圈子那有限一班「領導人」！呵呵，美國喜劇大師卓別林聖明，他在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大獨裁者》中，一不留神便道破了天機，他說----「獨裁者解放的是自己/奴役的是人民」。
--1950年幹部向農民宣傳土改方針（圖片轉自網際網路）--
-1950年/土改-
1950年6月30日，毛澤東頒布命令，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這個土改法規定，土改的根本目的就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其總路線與總政策則是----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其過程則分為----發動群眾、劃分成分、沒收和分配土地、總結複查等幾個階段。
事實上，「剝削」這個詞用在所謂的「地主」身上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主家的土地與財產既不是大風颳來的、也不是「剝削」來的，而是憑藉自己的頭腦智慧和辛勤汗水逐步積累起來的，亦如今日的私營農場主。以毛澤東的家庭狀況為例，他的家庭成分即使是富農，其土地與財產的發展和積累狀況，也基本與地主是一樣的。1936年他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介紹說----「我父親是個貧農/年輕時因負債纍纍/被迫去當兵/一當就是好多年/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這個小村子/靠做小買賣和其他營生/省吃儉用攢了一些錢/贖回了他的地......於是/我家有十五畝地/成了中農/每年可打六十擔稻穀/全家五口人每年糧食共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剩餘二十五擔/我父親用這些節餘/又籌集了一些資金/又置買了七畝田/這樣家境就達到了富農的地位」云云，難道地主家的土地和財產不是這樣積累成的麼？怎麼就成了「剝削」呢？
土改運動，將地主幾代人辛苦積累的土地和財產強制性地加以沒收、然後分給原本沒有土地和財產的貧農和僱農，這無異於公然搶劫。另外，貧農與僱農即使分到了土地，實際也只有「耕種權」，幷無主宰土地的所有權。換言之，分到土地的貧農和僱農誤以為自己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實際只有下地幹活「勞動」的義務，因那土地只屬於執政的政權，根本不屬於貧僱農。執政者無非是忽悠、唆使、利用貧僱農，借貧僱農之手，把地主私人的土地和財產收歸「國有」。這是卑鄙的陽謀，是用不著加引號的流氓行徑！六十年來，執政黨敢於掰開揉碎地對此事加以詳細說明麼？什麼時候才能對此事進行認真的清算？
--1951年十世班禪號召塔爾寺喇嘛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茹遂初攝）--
-1951年/捐款-
1951年，中國出兵朝鮮半島，幫助金日成建立北韓，轟轟烈烈的所謂「抗美援朝」全面開始。但那時，中國內戰剛剛結束，國力異常虛弱，根本沒錢打仗，援朝軍隊飛機大炮緊缺。於是，6月1日，執政黨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的名義發動全國民眾，為援朝戰爭捐獻飛機大炮，口號則是合轍押韻的「捐獻飛機大炮/打敗美國強盜」，且規定----不分城鄉、階層和信仰，進行充分的宣傳和細緻的組織工作。呵呵，其實絕大多數窮百姓是沒錢可捐的，只能象徵性地表表姿態；捐款針對的主要是富人（地主/資本家/演藝界高收入的明星等），輿論宣傳一起來，有錢人不捐恐怕也不行了，否則執政黨一招呼，窮人們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這就是輿論宣傳的厲害，有錢人若貓了個咪的，日後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
是年6月7日，[總會]定出了捐獻的具體辦法，所有捐獻，一律按人民幣計算，委託各地人民銀行代收。幷開列出----人民幣15億元為戰鬥機1架，50億元為轟炸機1架，25億元為坦克1輛，9億元為大炮1門。捐獻運動至1952年5月31日結束，共收到捐款5565億元，折合戰鬥機為3710架。令人悲哀的是，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不僅使逾90萬志願軍年輕的生命長眠在異國他鄉（美軍折兵5萬/呵呵/不知誰是真正的勝利方），同時也為朝鮮半島扶植起一個至今獨裁專制、乃至封建皇權世襲制的國家，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中國執政黨乾的還少麼？
--1952年/五反運動期間/上海資本家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
-1952年/五反-
「三反」運動是1951年開始的，主要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針對的基本也是黨內及各級政府的一些貪污腐化的幹部及相關人員（諸如被拉出去槍斃了的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而「五反」運動就不同了，於1952年開始後，主要針對的是城市「資本家」；內容則包括「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為什麼會包括這些內容呢？經歷過的人恐怕皆明白，那時，執政黨（或曰執政府）曾強制攤派給各行業的資本家私營企業許多「加工訂貨」，且付費很低，無異於「霸王餐」，而資本家們則賠本賺吆喝，有苦不敢言。
許多私營資本家為減少企業的虧損，便想方設法與執政黨的具體督辦人員接觸，抱希望於通融。有些資本家還私下組織了諸如「星四聚餐會」之類的企業家沙龍，常聚在一起聊天，議論一下企業如何減少虧損以及如何對應執政黨「霸王訂貨」的一些合理辦法。這，於是就成了「五反」運動需要打擊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了。執政黨打擊什麼呀？打擊的就是不順從、不聽話的私營企業家，不論人家有無道理，只要乍刺兒，一律拿下。當年重慶市警局便奉命逮捕了以高功懋、聞人傑、周英伯、劉雨三、李杭等人為主要成員的「星四聚餐會」的企業家，而其他諸如「星五聚餐會/星六聚餐會/十一廠聯絡處」等企業家沙龍性質的聚會也被蠻橫取締。
--1953年10月陝西農民詩人王老九在[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發言--
-1958年/詩人郭沫若與王老九賽詩（毛松友攝）-
-1953年/打油-
1953年10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在北京召開，陝西-臨潼縣農民王老九，以「農民詩人」的身份受邀參加。王老九，1894年生，原名王建祿，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人稱王老九。小時候他只念過一年私塾，粗通些文字。1949年以前，逢災年討飯時，他常自編些順口溜打油詩，以快板的形式唱給流民聽。1949年後，他說「惡霸地主鬥倒了/窮人分到土地/再不愁吃穿了/我的快板也能上報了/這些事情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啊/沒有毛主席/哪有如今這好世道」云云，於是他就編了段《歌頌毛主席》的順口溜打油詩----
夢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陽起。作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氣。
走路想起毛主席，手推小車不知累。吃飯想起毛主席，蒸饃拌湯添香味。
開會歡呼毛主席，千萬拳頭齊舉起。牆上掛著毛主席，一片紅光照屋裡。
中國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滿堂紅旗。中國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換拖拉機。
像王老九這樣編順口溜打油詩的「農民詩人」，自1949年直到文革的近三十年間，一直「層出不窮」，也常被[文化部]、[宣傳部]、[中國作協]等中國文藝機構樹為文藝榜樣和典型。我記得1974年我念初中時，天津的中學語文課本里還編入了天津-小靳莊「農民詩人」魏文忠老大爺的順口溜打油詩。而這就是我們從小學習的語文，這就是我們從小接受的詩歌教育！另：自1949年以來的六十年間，中國的文藝方針哪裡是毛澤東講的「為工農兵服務」啊，分明是「為政治服務」。呵呵，中國文藝的調子已定，歡呼吧！雀躍吧！難怪連大名鼎鼎的大詩人郭沫若也寫出了「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樣恬不知恥的「偉大詩句」！最後，我想我還是援引一句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的話來作為結束語吧----「作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表意見/而是講出真相......以及拒絕成為謊言的同謀」（這句話其實更適宜如今中國各類新聞媒體及其記者）！
--1954年/38歲的榮毅仁（左1）與上海工商界等代表步入申請公私合營大會會場--
-1954年/合營-
1954年元月4日，中央宣布，計劃將500個私營廠礦（產值17億元）轉為公私合營企業，私方股息與紅利僅占25%。與此同時，[中財委]也公布了《關於有步驟將10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幷強調公私合營的辦法與形式是----「國家投入少量的資金和幹部/去充分利用原有私營企業的資金-幹部和技術來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大家聽明白了吧，國家既出錢少，還要派外行的行政幹部進駐企業實施管理，而內行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其實全是原有私營企業的。最後的利潤，私營企業連股息帶紅利，加在一起不過四分之一。
這就是「新中國」的公私合營，無異於對私營企業巧取豪奪。難怪當年擁有24家企業的上海頭號大戶榮毅仁在代表私營企業家表態講話時、咬著後槽牙強作歡笑地說----「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呵呵，說得太好了，簡直就是痛心疾首，眼淚嘩嘩的往肚裡咽，胳膊咯嚓嚓地折在襖袖裡。榮毅仁因積極配合公私合營，當時在上海私營企業界也落了個「紅色資本家」的光榮綽號。自這一年開始，公私合營全面啟動，凡擁有10個工人以上的私營企業，悉數劃入公私合營範疇，無一漏網。
然而，可惜的是，公家在私營企業身上雖然占盡了便宜，撈足了油水，但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因政治運動不斷，極盡人整人之能事，導致無論國家還是民眾，依舊窮得叮噹亂響。而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許多當年被公私合營成為國企的企業也皆紛紛倒閉，從這個立場上看，執政者與敗家子又有何兩樣呢？
--1955年5月18日/胡風與夫人梅志同時被公安部逮捕--
-1955年/胡風-
1955年5月18日，時任《人民文學》編委、[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的胡風，與夫人梅志同時被[公安部]逮捕，幷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在此前的1954年7月，胡風曾向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一份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的長篇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中他指出----1949年以來，中國文化沒有建築在毛澤東和黨的原則基礎上，被少數幾個文化官員歪曲了。這些官員迫使作家只深入工農兵生活，寫作前要先學馬列主義，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強調光明面，忽視落後面和陰暗面。他斷言，這樣的作品是不真實的。
文藝界當年站出來帶頭批判胡風的人有：周揚、郭沫若、茅盾、舒蕪、林默涵、何其芳等。1955年6月開始，全國展開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受到牽連者達2100人，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1965年，胡風從[秦城監獄]出獄，但夫婦二人旋即又被送至四川-成都西部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1967年11月，胡風再度入獄。1970年元月，[四川省革委會]以「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的罪名，加判胡風無期徒刑，不准上訴。直至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才出獄。1980年、1986年、1988年，中央先後三次為胡風平反。後兩次平反時，胡風已去世，他病逝於1985年。
執政黨打壓講真話的文藝人是一貫的，也是沒二話的。可惡的是，文藝界的諸多同道也淪為幫凶，放棄真理與原則，趁機公報私仇。呵呵，還是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說得好----「儘管大家都自認有原則/但當原則變成不方便時/原則往往會被犧牲」。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今天，文藝人之間的相互批評乃至反目，幷非皆出於人際關係上的不合而以仇相見。我贊同陳丹青對余秋雨的批評乃至不屑，因為秋雨同志在政治立場、學術原則、道德尺度等方面，許多言行很不靠譜，存在與專制政權成為同謀的重大嫌疑及人格問題。
--馬克-呂布攝於1957年--
-1956年/雙百-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幷說----「春天來了/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也需要這個/但杜威-胡適之流/就不要讓他爭鳴/在憲法範圍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說/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是我們的方針」......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則進一步解釋說，雙百方針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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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很明確，是有限制的「開放」和「爭鳴」，既然不讓杜威、胡適之類的花開放，這個「百花」其實仍然只是一種花、或一類花，亦如牡丹花之類的，細微處也有許多品種，但皆屬牡丹系列。而牡丹系列之外的仙人掌、刺玫瑰之類，就不許開了。文藝界中很多人沒聽明白，真以為可以隨便開、自由說呢，結果你一隨便自由，就被打成了右派，秋後就免不了要找你算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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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1956年間，那時允許開的花又都是些什麼花呢？以文藝為例，那時開的是----與抗美援朝有關的戰鬥歌曲，與土改有關的《誰養活誰》的宣傳畫，歌頌進入新社會才得到治理的老舍的三幕話劇《龍鬚溝》，電影《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出版《毛澤東選集》，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旋即挨批），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演出梅蘭芳的「無害」舊京劇，賀敬之與丁毅合作的歌劇《白毛女》，演出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推廣農民詩人王老九的順口溜，出版部分蘇聯文學名著，出版長篇自傳體小說《高玉寶》，出版趙樹理的小說《三里灣》，上演電影《鶏毛信》，演出崑曲《十五貫》等。而遭到批判的則有電影《武訓傳》，查禁京劇劇本《引狼入室》，文化部通令停演《大劈棺》，批判俞平伯的紅學研究思想等。
--1957年反右開始時的大字報（魏德忠攝）--
-1957年/反右-
其實在1956年時，國內便出現了一些緊張氣氛，先後有萬餘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而知識分子則紛紛批評執政黨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出現的缺點，意見尖銳。許多位處領導崗位的幹部和黨員面對突如其來的批評，則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進行壓制，造成極大民怨。1957年4月1日，中央針對黨員幹部，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強調----「由於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於執政黨的地位/得到廣大群眾擁護/有許多同志就容易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處理問題/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權思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與此同時，《指示》也強調說，本次整風，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
《整風指示》發出僅一個月，沒想到全國各界人士便紛紛向中共各級領導提意見，尤其是各民主黨派人士及知識分子，意見如雪片般飛來，[北京大學]甚至也出現了「民主廣場」，[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則發表演說，公開提出胡風的思想是符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要求予以平反。而黨外人士則就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等問題發表意見，甚至提出了「輪流坐莊」以及應該建立一個自由言論的「海德公園」的說法。這些信息傳到毛澤東那裡後，他批示說----「把這些言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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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毛澤東終於坐不住了，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一封信，給黨內高幹閱讀。信中，毛澤東把社會各界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幷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云云。但實際上，毛澤東幷未給「右派」更多「走到頂點」的時間，中央於6月8日便向全國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指示，由此，「整風運動」眨眼之間180度調轉炮口，變成了「反右運動」，由對黨內幹部的整風、一下轉為整各民主黨派人士及知識分子。
[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是第一批被打成右派的高校代表；而[中國作協]第一批打成右派的則是「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民主黨派中，[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學社]等領袖人物也皆被逼公開檢討。從7月15日至22日一周的時間中，《人民日報》陸續發表了二十篇各民主黨派人士的「自我批判」文章，諸如費孝通的《向人民伏罪》、儲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鈞的《向人民低頭認罪》、羅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章乃器的《我的檢討》、黃紹竑的《我的錯誤和罪行的檢討》、陳銘樞的《自我檢討》、龍雲的《思想檢查》、張雲川的《我恨自己是一個右派》、黃琪翔的《請求人民的寬恕》等等等等。呵呵，他們哪裡是向人民「伏罪/投降/寬恕」啊，分明是受到專制政權的淫威逼迫！
10月15日，中央正式出台了劃定右派分子的宏觀標準----[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4]/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目的而煽動群眾、分裂團結；[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與此同時還規定，右派分子中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劃為「極右」分子----[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幷加以積極鼓吹者；[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者；[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此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者。
中國的政治運動，一俟形成上述「宏觀」標準，打擊面就大了，且不論什麼人、什麼事，只要想打倒，就都能找出理由或說詞，裝進這個大筐里。此次「反右」當然不例外，而全國被劃成「右派」分子的總數您知道有多少麼？僅知識分子便高達55萬人，是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罪名則更是五花八門，大到中央高層顯要人物，小到一個不諳世事的中學生出於不懂事或好玩心理而給報紙上的毛主席像畫八字鬍。
--1958年/天津賈沽道家庭婦女在土法煉鐵（楊克攝）--
-1958年/煉鐵-
鋼鐵這玩意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煉著玩的麼？沒那麼簡單吧。但1958年，中國的隨便什麼人就都熱火朝天地煉開了，你能怎麼著？而土法煉鐡技術幾乎退回到商周以前。可全民大煉鋼鐵這事兒又是怎麼鬧起來的呢？是1958年5月召開的中央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鬧起來的，這個[總路線]同時也提出了「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的口號，這口氣可真不小，於是，全國各條戰線便迅速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6月，中央要求把鋼鐵的產量指標迅速提高。8月，中央正式發出《全黨全國人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號召，鼓勵全國各地要將「大躍進」推向「更高潮」，且還樂觀地預言「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時任國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在6月17日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報告中，甚至提出了「兩年超過英國」的雄心壯志和美好近景，他報告的題目就叫《兩年超過英國》。呵呵，從1750年便開始進行工業革命的老牌資本主義英國，已積累了200年的雄厚工業基礎，中國人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誇口說只用兩年就能超過人家，真夠牛B提氣的，這是好事情啊！
為實現本年度1070萬噸鋼產量的宏偉目標，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第一書記均親自掛帥，且讓各行各業都要為大煉鋼鐵讓路。全國各地大煉鋼鐵的人數和土製煉爐飛速猛增，據歷史資料統計，是年7月，大煉鋼鐵的人數約幾十萬人，8月底便增至幾百萬，9月底猛增至5000萬，10月底增至6000萬，年底則達到9000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1/6。土製高爐呢，8月時有17萬座，9月便增至60多萬座，10月則高達數百萬座了。薄一波10月21日視察完徐州的工作後，甚至還總結了「全面煉鋼的十大好處」----[1]/培養出1000萬熟悉鋼鐵冶煉技術的幹部和工人。[2]/最大限度地組織了勞動力，使城鄉無閒人。[3]/大大加快了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4]/促進了其他工業的發展。[5]/消滅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6]/改善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7]/貫徹了以小為主、以土為主的方針。[8]/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大鬧技術革命。[9]/破除迷信，沒有工程師和專家，也能煉出好鋼鐵。[10]/培養出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共產主義思想。
全民大煉鋼鐵，其結果究竟是成就斐然、還是徹底失敗，我看也用不著下結論了，我們只看年底算總帳也就明白了。12月21日，[財政部]一算總帳，您猜是個啥結果？[財政部]在《關於土法煉鐵的處理問題向中共的報告》中寫道----「目前在土法煉鐵上問題不少/從財政上說/虧損就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據各地的材料反映/土法煉鐵的成本平均至少每噸在250元/而生鐵的調撥價格/全國平均是150元/今年土鐵產量至少有1000萬噸/總計要虧損15億元左右」......呵呵，土法煉鐵的成本，數字不錯啊，夠吉祥啊，每噸250元，比生鐵的調撥價還多了100元。而大煉鋼鐵這一項，竟然使國家虧損了15個億，「大躍進」真不愧為名副其實的250！
-1959年/廬山-
7月初，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次會議。7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份意見書，指出「過去一個時期中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暴露出不少問題/如浮誇風普遍滋長/和因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而犯左的錯誤」。7月21日，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也持相同意見，批評「大躍進」造成經濟比例失調，給國家帶來巨大損失。7月2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表示----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等都是他的主張，他是始作俑者，而億萬人民的狂熱激情則是自發的，這次「共產風」也使全國人民都受到了教育。毛的言外之意，其實就是很不願接受眾人對「大躍進」的任何批評意見。會後，毛澤東指示將彭德懷和張聞天二人的意見印發，且特別提醒政治局常委們注意這些意見的「性質」。
8月16日，[廬山會議]結束，會是開完了，但彭德懷等提意見者的命運卻發生了驚天大逆轉，因為全會迅速通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就是《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將會議期間給「大躍進」提出批評意見的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等人歸類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幷建議將四人調離要職。而什麼叫「右傾機會主義」呢？就是「公開散散布系統的右傾言論/攻擊三面紅旗」者。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批示說----「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云云。
從此，為共產黨奪得天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彭德懷，時年61歲，直到其身患癌症病逝的1974年止，連續15年的牢獄和監禁厄運也開始了。1959年的當年，他便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軍委委員等職務，搬出[中南海]，移居京郊掛甲屯[吳家花園]。1962年，因被指控「裡通外國」和「組織反黨小集團」遭到立案審查。1965年被令往成都。1966年被押回北京，監禁於[北京衛戍區]部隊駐地。1967年在北京20萬人的批斗大會上，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將肋骨打斷。1973年因患癌症被關押在[解放軍總醫院]。1974年11月29日病逝於[北京301醫院]，時年76歲。其骨灰被秘密化名為「王川」，以一個陌生平民的死者身份，移至[成都東郊殯儀館]，險些遺失。唉，《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的那句話怎麼說來著----真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1960年/撿菜葉的市民--
-1960年/饑荒-
以往，人們通常把1960-1962年間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其實，哪是什麼自然災害，純屬是「大躍進」極左路線的「人禍」鬧的。客觀講，自然災害是年年有的，至今也免不了。而當年12月28日[新華社]在報導中雖然說「全國各地農村遭受了近百年沒有過的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9億畝/占全國耕地面積一半以上」云云，但這個數字的真實性是頗值懷疑的，因為那時的媒體在大躍進時期連「畝產12萬斤」的大瞎話都敢說，何況其他。事實上，農業方面各種農作物的大面積減產，主要是因農民們也都發展工業、大煉鋼鐵去了，哪還有人下田種地。加之[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大鍋飯」政策，自己家裡用不著做飯了，提前實現共產主義了嘛，所以，國家的飯，不吃白不吃，直至把糧倉吃空。
自1960年始，全國皆鬧糧荒。其實早在1958-1959年間，各地的糧食供應便一天比一天緊張了。1960年8月，中央緊急發布了《關於全黨動員/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同時要求各地的糧食供應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的方式。但即使是所謂的「瓜菜」，也種不出多少。饑荒大面積降臨，僅城市機關與高校中，因飢餓造成的浮腫人數便相當可觀，當年有報導說，重慶九所大學患浮腫病的人數占師生總數的10%以上；太原的十四所大學則為13.5%；山東省[財政廳]則更高達35%......本年底，[財政部]所統計出的因「大躍進」運動給國家帶來的財政赤字，已高達81.8億元。這不是「人禍」又是什麼？難道怨天麼？
--固始陳琳水稻大豐收（1961年8月/魏德忠攝）--
-1961年/吃飯-
「新中國」成立幷發展了十年多，民生最基本的「吃飯」竟成了大問題。1961年元月14日，中央劈頭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吃飯第一/建設第二」的口號，幷宣告「大躍進」結束。全會還指示----今後的國民經濟以「調整」為主要任務，重點調整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大辦農業，解決吃飯問題。吃飯，多麼基礎的問題啊，美好的社會主義乃至眼看著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的「新中國」，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了十年多後，竟然讓國民把肚子給餓著了，領導我們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們都是幹什麼吃的？倘若放草民們自個散養呢，是否比讓他們領導著強？
3月23日，《農業60條》出台，其中提到了恢復社員自留地，允許發展家庭副業，重新開放集貿市場。而「公共食堂」仍繼續辦，只不過採取自願參加的原則了。5月7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湖南省談農村工作問題時，首次提出可以酌情實行「包產到戶」，此也為其日後遭到批判埋下了伏筆。6月19日，中央又出台了《商業40條》，主要指示「城鄉互助/內外交流」。9月16日，又出台了《工業70條》，規定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防止瞎指揮。同時強調要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讓廣大職工參與企業的管理和行政監督。總之，這些條條依舊是在領導著國民步入「正確的軌道」，至於是否正確，還是走著瞧吧。
--雷鋒騎借來的摩托車拉風的照片--
-1962年/雷鋒-
這一年本博出生。這一年，有一位叫雷鋒的解放軍叔叔(汽車兵)，因意外事故殉職了。這一年，軍隊開始醞釀著把他樹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典型。於是，我覺得凡1962年出生的，大概皆是雷鋒的「轉世靈童」。被精心策劃、包裝宣傳的「雷鋒精神」，從我出生的那年起便教育著此後的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而「雷鋒精神」是什麼呢？是「干一行愛一行」，是「艱苦樸素」，是「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這種精神因被廣泛宣傳，乃至已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衡量「好人」的標準，儘管今天想來皆是反人本、反人性的，甚至也皆是為達成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一個人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勞動或工作，未必從心眼裡熱愛，更多情況下，不過是出於生存壓力而已。換言之，誰不願意閒著呢？誰不願意去做自己喜歡做的工作呢？而人性的常理其實與「干一行愛一行」正相反，是----只有愛一行，才有可能幹好那一行。他自己不喜歡、不願意從事的勞動或工作，執政者靠「淫威/壓服」的手段硬要他熱愛，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愛在嘴上」。所以，執政者所宣傳的「干一行愛一行」，不僅剝奪了人們自由的選擇權，同時也隱含著執政者讓你幹什麼、你必須無條件服從的極權目的。
而「艱苦樸素」亦是反人本、反人性的，中國人難道人人願意自己所穿的衣服、襪子之類皆如雷鋒那樣補了百八十個補丁麼？皆願意過窮日子苦日子麼？不是的，執政者之所以要如此宣傳，我看正是要遮掩乃至逃避他們對這個國家執政方向的錯誤與執政能力的弱智。執政者若沒有讓國民過好日子的執政能力，是要下台的。然而，他們肯下台麼？肯放權麼？退一萬步講，他們肯對要求過好日子的國民負責麼？肯認真工作、積極想辦法、為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做奉獻麼？儘管執政者天天也是這樣對國民說的，但看中國那些年窮凶極惡的實際狀況，便可明白純屬一派謊言！你執政者沒本事讓國民過上富裕日子，反過來卻要求國民「艱苦樸素」，且把那些正常追求吃好、穿好、活好的人批判為資產階級，你執政者居心何在？
那「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又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擰你在哪兒/你就得在哪兒」，意味著你就是個小馬仔、小粒巴、小土坷垃、小灰塵，要聽話，別乍刺，別有意見，老老實實低頭幹活兒，甭想要什麼權利，也沒人拿你當人；你若敢反對，就捏死你、廢了你。呵呵，不要小看了雷鋒，他雖只是個大頭兵，也死了，但仍可利用這個死人來「罩」全國人民，來達成執政者自身隨心所欲地對國民實施極權統治的目的。今天我只想說----雷鋒是無辜的，而真實的雷鋒其實打心眼裡也幷非「干一行愛一行」，幷非願意「艱苦樸素」。否則他就不會有穿皮夾克、戴英格納手錶、借人家摩托車拉風所照的照片了。
--張瑞芳扮演的李雙雙--
1963年/文藝
這一年，電影《李雙雙》火了，得了第二屆中國電影百花獎的最佳影片獎。其實在那年頭，只要是公開發表的文藝作品，八成都能火，作者、演員五六的也都能很快出名。因為文藝媒體很少，能夠符合黨的文藝方針、文藝標準、文藝趣味且能獲准公開發表的作品也很少。那時的文藝人之所以很看重發表，原由多半如此。媒體皆控制在官方手裡（其實如今也一樣/只不過網絡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官方壟斷言路的獨霸局面），文藝人只有官方的出口，所以，報刊雜誌廣播電台之類的編輯工作，也牛逼大了，他們手握言路的生殺大權嘛！當然，真正的生殺大權幷不在編輯手裡，而在行政官員手裡，他們儘管不懂文藝，卻明白政治風向。而文藝是不能隨便亂寫亂說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只是個幌子，為政治服務才是根本。
5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的第二次擴大會議，特別強調「要真實地表現新的人民的時代/關鍵在於文藝工作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和工農兵相結合/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就是黨對文藝工作的堅定不移的政策/它的前提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它的目標是通過競賽和鬥爭/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藝」云云。這話表面一聽，似乎沒啥毛病，但仔細一想，問題就來了。因為文藝這東西，幷非命題作文，而是自由創作，用不著別人領導或指引方向。與工農兵結合也好，不結合也罷，關鍵不是在於你創作的東西究竟有沒有人欣賞嘛。倘無人欣賞，那是自己沒本事，作者也不會怪別人乃至國家。換言之，我寫成寫不成、寫好寫壞，你管得著嘛！我不用你告訴我跟誰結合，也不用你告訴我「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是黨對文藝工作堅定不移的政策。若真要文藝百花齊放，就該撒手閉眼，各種花才能開出來。況且，官方所說的百花齊放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所謂的「百花」，也就只能是牡丹花里的一些小變種而已了。可是，文藝憑什麼只為工農兵服務？憑什麼只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是那句話----我願意給誰看就給誰看，你不愛看，可以閉眼嘛！
事實是，人家不僅不閉眼，還要時刻睜大了眼睛盯著你，不讓你隨便服務。只要跑出了工農兵或社會主義這個圈兒，就捏死你。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批示說----「彭真-劉仁同志/此件可以看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云云，你看，毛所謂「死人」的意思就是抱怨文藝行政管理部門有撒手閉眼、不管不問的現象，所以他不滿意，怕文藝人的創作沒按照他指出的方向走。是啊，文藝倘皆按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只朝東邊走，那還叫百花齊放麼？這不是睜眼說瞎話麼！但當年的文藝人就是那麼傻，誤以為工農兵不就已是好幾種了嘛，再加上社會主義的各行各業，多豐富啊，花色品種簡直海了去了......但等你一創作出來，可就傻眼了；倘再挨批挨鬥，就更懵了。
所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好，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也罷，只要是帶著前提的，就皆屬「偽命題」。我可以進一步說----只要中國「中宣部/文化部/文聯及各協會」之類的文藝行政管理機構存在一天，就不會兌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全是騙人的！我的話說完了。
-1964年/二子-
1964年2月，中央號召全國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工業之所以要學大慶，是因大慶油田自1960年開採三年來，已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且吃苦耐勞，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學習典型。農業之所以要學大寨，是因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能在貧瘠的荒山上開闢梯田，不要國家一粒糧，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學習典型。在樹立了這兩個典型的同時，也樹立起兩個典型人物，一是大慶油田的鑽井隊長王進喜，一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
王、陳二人那幾年也屢次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幷由工農業一線基層單位的積極分子迅速跳級升遷，至1968年時，王進喜已官至大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市級），次年便成為中央委員，且進入主席團成員。而陳永貴早在1967年便升任為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省級），1969年同樣成為中央委員，1971年轉任山西省委副書記，1973年則直線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則乾脆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王進喜倘若不是在1970年病逝的話，也一定會在1975年榮升國務院副總理的......
問題是，在一線基層工作中表現出色的人，未必就具有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水平與能力。如此淺顯的道理，難道毛澤東及其執政黨不明白麼？不是的，他們明白極了。之所以將這些無甚文化學養的工農提上來，一是頭腦簡單、聽話，在權力上構不成威脅，也識不破高層政客們的花花腸子；二是知恩必報，表面上也能讓窮苦人感受到黨和毛主席對工農大眾的深厚恩情，更加心甘情願地做奴才（謝主隆恩啊）；三是即使在中央或國務院給他們一官半職的，在重大或關鍵問題上，他們其實也無權，也說了不算，整個一群木偶般的傀儡，小線兒永遠攥在極權者手裡。
選拔國家高層管理者或領導人，竟然是以在一線基層單位「體力勞動」的表現優劣為標準，而非治國才幹或管理才能，中國執政黨的這一做法堪稱舉世罕見，簡直就是拿管理國家當兒戲。況且，從中央到省市乃至區縣各級的官員，自1949年以來的六十年間，也皆是自上而下「指定」的，如此一群幷非是由國民信任與認可的人，始終在管理著這個國家與國民，包括國防軍事、外交援助、城市規劃、基礎建設等等。這些直接關乎民眾或納稅人利益的重大權力，誰賦予他們了？他們憑什麼拿著國民乃至納稅人的血汗錢自作主張？憑什麼想援助朝鮮100億美元就援助贈送了？憑什麼想把城市弄成什麼樣就弄成什麼樣？這林林總總的權力數不勝數，哪一個是國民賦予的？
-1965年/海瑞-
1965年末，上海《文匯報》對明史專家吳晗創作於1960年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可謂是點燃「文革」的導火線。這部歷史劇的寫作初衷，其實是為配合毛澤東在1959年曾針對一些人不敢給黨和中央高層提意見、不敢講真話、且提出要學習明代官員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而創作出來的。1959年的歷史情境正值「反右」運動如火如荼，而「反右」之前是「鳴放」，正因在「鳴放」階段各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響應毛澤東給黨和各級領導幹部提意見的號召、提完了意見就被全被打成右派的教訓，所以就沒人敢說話了。
吳晗配合政治宣傳，寫了《海瑞罷官》，1961年元月在北京首演，大獲成功，頗受觀眾好評，也得到了毛澤東的嘉許。但到了1965年，情形就不同了，主要是因1958年就被毛澤東罷了官的彭德懷，又三番五次地上書申訴，引起毛的反感。其實早在1962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主要是因在一次飯桌上，毛與吳晗談歷史，江青插嘴，被吳晗指出有說的不對的地方。後來，毛澤東似乎也意識到這部歷史劇雖然可鼓動某些人繼續提意見、以便達到「引蛇出洞」的目的，但同時似乎也順便歌頌了因直言批評「大躍進」而被他罷了官的彭德懷。而1965年當姚文元寫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大批判文章幷發表於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後，毛似乎忘記了幾年前他曾嘉許過的這部戲，來了個180度大掉頭，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又大加讚揚，幷指示各大報紙一是要轉載此文，二是要出單行本，三是要和彭德懷聯繫起來。
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鄧拓，因拒絕轉載《文匯報》的批判文章，遂被免職。此後《人民日報》雖不得不轉載此文，但加上了「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編者按。1966年初，伴隨北京幾大報紙的批判文章，迅速引發了全國各媒體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高潮。吳晗自然也難逃被批鬥的厄運，幷被關入監獄。1969年10月11日，他在獄中吐血自殺。其妻袁震被折磨至死。養女吳小彥亦因精神錯亂而自殺於精神病院。
--圖為1966年8月18日/北師大附中學生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臂章--
-1966年/文革-
1966年元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成員為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2月3日，五人小組就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問題，擬定了一份《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主要強調文藝批評「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其目的就是防止將文藝批評衍生擴大為政治運動。中央批轉了這個提綱。
然而3月底，毛澤東在杭州與康生、江青、張春橋的談話中，卻嚴厲批評了《二月提綱》，說這份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北京市和中宣部皆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中宣部扣壓左派稿件，是閻王殿。如果再包庇壞人，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就得解散，五人小組也得解散。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與此同時，毛還點名批評吳晗、廖沫沙、鄧拓寫的《三家村夜話》以及鄧拓的《燕山夜話》，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這裡有一個插曲，就是毛澤東在杭州的若干次談話，被整理出一份紀要交給時任毛澤東貼身秘書的田家英手上時，田家英覺得有些話是毛澤東隨意說的，尤其是關於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部分內容，不便公開出去，便自作主張刪減了一些。此事被江青抓住後大做文章，指責田家英是「篡改毛主席著作」。5月22日，田家英突然接到令他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以及讓他全家搬離[中南海]的通知。次日，田家英便死於[中南海]，結論是自殺，但也有人懷疑他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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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中央向全國發布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其內容，一是決定撤消「文革五人領導小組」，彭真、陸定一等被撤職；二是批判《二月提綱》，且列舉了十條錯誤，幷定性為違反毛路線，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三是重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康生任顧問，陳伯達任組長，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此通知一發，北京首先就亂了，文藝界開始大批「三家村」，5月18日，鄧拓自殺。
5月25日，署名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聶元梓等七人，率先在校園飯廳東牆上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以嚴厲逼人的語句，對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三人進行批判，大字報稱----「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云云。這張大字報由康生全文抄送給了正在杭州的毛澤東。6月1日，毛批示說「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5月29日，清華附中學生卜大華等十多人決定以後他們所寫的大字報，均以「紅衛兵」署名。於是，「紅衛兵」這個名稱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學校傳開。
8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且毛所說的「司令部」其實正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幷指責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毛借文化革命要打倒劉少奇，主要是因自57年反右、58年大躍進、60年饑荒以來，毛的治國方略屢屢失敗，不得人心，而劉少奇在那幾次運動中一直屬於不斷的「糾錯者」，故在中央及地方，其威信與地位迅速上升。
8月18日，伴隨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文革終於轟然爆發。那天，有數萬名紅衛兵以及100萬北京各界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東北局書記宋任窮之女----時為[北師大附中]學生的宋彬彬，作為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臂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答：宋彬彬。毛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說：「要武嘛」。據說宋彬彬此後曾一度改名為「宋要武」。毛的這句話，其實也直接煽動了文革「武鬥」在全國的全面開始。而此後的8月22日，[公安部]也配合紅衛兵造反，發出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規定強調「不准以任何理由出動警察鎮壓學生/不准開槍/空槍威嚇也不行/除殺人放火投毒者外/運動中一律不准捕人/警察一律不得進入校園/遇有打架行為/警察可以勸解/若革命學生揍了警察/則堅決不准還手」云云。這個規定直接導致警察對紅衛兵以及學生的一切暴力行為從此開始袖手旁觀。8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便是在被造反派與紅衛兵加以暴力凌辱後，投太平湖自殺的。9月3日，翻譯家傅雷及夫人亦在上海被暴力揪鬥後，因不堪凌辱而雙雙自殺......
11月25日，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震天動地，毛在寒風中堅持了4個小時。次日下午，毛澤東在林彪的陪同下，乘敞蓬汽車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紅浪翻騰，兩天來人數高達250萬，領袖崇拜終於登峰造極。12月25日，[清華大學]造反派頭目蒯大富率5000多名師生到天安門廣場召開誓師大會，第一次公開點名提出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
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名譽教授S.施拉姆，他在總結「文革」及毛澤東時說----「使共產黨的合法性產生疑問的正是毛/發動各種社會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權的也是毛/為人們的抗議和不滿提供了政治-意識形態詞彙的仍是毛/這個曾經發動革命反抗舊政權的人/現在又發動革命來對抗自己親手締造的新政權」。
